退休已半年的原大同市市長耿彥波近期重回公眾視野。原因乃是今年3月25日，國家住建部、國家文物局對大同等五座歷史文化名城提出了通報批評。通報稱這幾個城市“歷史文化遺存遭到嚴重破壞，歷史文化價值受到嚴重影響”。
儘管耿彥波在2013年2月已調離大同，但大同是在他蒞任市長後開啟了舊城改造和市政建設的加速模式，由此帶來各種褒貶不一的輿論，耿彥波的名字便和大同緊緊關聯在一起。這在一座城市的歷史上是不多見的。
聊城、洛陽等古城被通報批評後，當地居民大聲叫好，甚至認為國家相關部門批評得太遲了。而對大同的批評，反響卻迥異於前幾座城市，無論在網路上，還是街頭巷尾，大同本地人，也包括大同生長在外地工作的人，普遍為大同被批評感到不平，特別是為耿彥波抱屈。耿彥波任大同市長之初，因大力推進城市改擴建，承受了不少的阻力和輿論批評，“耿拆拆”“耿指倒”是其獲贈的兩大綽號。而當他調離大同時，當地民眾對其給大同的貢獻給予充分的肯定，併發起了一場挽留耿市長的活動。真可謂“政聲人去後，民意閒談中”。
如何看待對大同古城改造“廟堂之聲”和“江湖之聲”幾乎截然相反的現象，是頗有意思的一個話題。作為一位大同的女婿，我對耿彥波給大同帶來的變化以及民間對其評價，一直頗為關注。今年“五一”小長假期間，我攜妻兒回到大同，在大同城牆內的街巷和文物古蹟處徜徉一日，也隨機訪問了大同的市民，雖是走馬觀花，但總算增加了一些直觀感受。
已改造的仿古街巷
作為一位局外人，我以為文物專家的意見和當地民眾的意見相差甚大，是很正常的。對同一件事的評價，幾乎多數人習慣於站在自己的立場。對文物專家而言，他衡量一座城市的改造，當然站在文物保護的專業角度。從這個角度來說，文物及其周邊環境最大限度地維持原貌，儘量不要有變動，是最理想的。而對生活在當地的百姓而言，文物保護也罷，城市建設也罷，評價的標準就是自己的利益是受損還是增加。具體而言，是生活環境是否得到了改善，對這座城市的自豪感是否增強了，借用當前一個流行的詞，就是“獲得感”是增還是減。
大同作為北魏前期的都城平城所在地，也是遼、金兩代的西京，明代為北部九邊重鎮之一，清代則是帝國腹地通往遊牧地區的要衝之地，歷史上她一直是代北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現存的大同古城基本格局是在明代奠定的。在農耕時代，城市化程度較低，城池的規模並不需要很大，大同3.28平方公里的老城區在古代已然是一座大城。
這座古城是典型的中國北方城池，從其形制、建築風格來說，可以說是一個濃縮版的北京城。北京內城九門外城七門，大同作為府城不可僭越都城，這座城只有東南西北四個門（為防備北方的遊牧民族還分別在北、東、南門外建有一個小城，與主城相對獨立）。大同城東為和陽門，和北京東邊的朝陽門暗合；北為武定門，和北京的安定門、德勝門暗合；西為清遠門，遙對西部雲岡群山，暗合北京西邊的西直門、阜成門對西山。南面永泰門和北京外城南面的永定門暗合。
大同城內是七縱七橫棋盤式的格局，街巷分割的每個街區都是方方正正的。那時候中國城池的幾大基本建築是：城牆、官府的衙署、顯貴的府邸、文廟、武廟、書院、佛寺道觀、城隍廟、鐘樓、鼓樓等公共性建築，以及坊內的民居。古代中國特別是北方的城池，政治、軍事、文化功能是主要的，經濟功能是附屬的，城裡做買賣和手藝的百姓是為城市的政治、軍事、文化功能服務的。因此那時候一個城池內民居佔的比例並不是很高，普通百姓的數量並不多，一個有10萬居民的城池便是大城了。
大同城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基本格局是完整的，只因為連年戰亂，城牆和街坊呈現了敗落景象。之前的官府無力對坍塌的建築及時進行整修，公共設施的維修更是闕如。對大同古城面貌帶來最大變化的，應是1949年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潮中，一些古舊建築被拆除。我的岳父曾對我回憶，上世紀五十年代，他讀高小時在學校組織下，參加義務勞動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去搬運城牆拆下的方磚，用於建造機關單位的房子。大同原有完整的、包磚的城牆，到了改革開放之初，城牆只剩下夯土，有些地方連夯土也消失了。一些衙署和書院、會館等公共性建築被徵用作為機關事業單位辦公場所或家屬區，裡面的舊建築一點點被拆除，代之為六層以內的磚木或預製板結構的樓房。我岳母的祖父是當地一位富商，曾捐建了一個院子做孤兒院，後來被某局徵用，裡面改建得面目全非。
在耿彥波接任大同市市長時，古城存留下的古建，大多是上下華嚴寺、九龍壁、關公廟、善化寺、鼓樓等公共性建築，土夯的部分城牆，以及部分相對完整的四合院。幾條有代表性的街道兩旁的商鋪也在不同時代陸續改建，早非原來的面貌。
上世紀80年代的大西街
這樣的古城，如果整體上按照“修舊如舊”的方式進行改造，是不現實的，首先是在時間和金錢成本上幾乎無法承擔。對一兩處被毀壞的估計進行“修舊如舊”是可行的，而對大同整座城池，如何修舊如舊？歷史的長河是流動的，一個城池的建築也是變遷的，以哪一個時代的歷史橫切面為標準來“修舊如舊”呢？
以大同的城牆為例，理想的做法是將附著在城牆兩側的私建房拆走，把殘留的土夯牆體露出來，如果能加上玻璃罩當然更好。這樣做是對文物現狀最大限度的保護，可這樣做一是耗時，二是費錢，而且沒有什麼收益。作為一個城市的行政首長，他得考慮到做一件事的方方面面，而成本與收益則是重點。如果不與旅遊和文化產業結合起來，不用土地置換、引進房地產開發商等政策將古城內的機關事業單位、居民搬遷出去，大同市是拿不出這麼多錢的。大同古城保護、改造和大同市御河以東地區的開發是一體兩面，沒有御東的開發就無法進行大同古城的保護與改造。
城內搬遷一空還未改造的街區。古城拆掉的幾乎都是這樣的房子
幾年前我陪同一位鄉前輩去北京草廠衚衕會館區參觀，目睹一個個原為會館的大院內凋敝破敗，到處私搭亂蓋，衛生條件很不好。對這片會館區最好的保護是將居民全部搬出去或者只留下少數人，按照原來的樣子一個個會館修舊如舊，但公共財政要支出巨大的費用。直到這兩年，北京市政府才開始斥巨資對會館區進行整治，實現雨汙分流，電力、電信架空線入地，拆除私搭亂建，提升衚衕景觀。北京市尚且如此，大同市的財力又豈能和北京市相比？
這還只是算經濟賬，還有時間賬。中國的地方行政首長是有任期的，鐵打的職位流水的官，一任主政者如果不抓緊時間做一件大事，那麼一旦他被調離，那件事往往會半途而廢。如果前期準備時間過長，將大同古城街區一點點進行改造，殘存的土夯城牆一段段進行清理保護，很可能整個大同古城改造工作還沒展開，耿彥波就走人了。那麼這事就會再拖延下去，城內無規劃修建的各類建築會越來越多，最終把這座古城完全吞噬。耿彥波在紀錄片《中國市長》中講過一句話：“大同這次衝上去就衝上去了，衝不上去，歷史不會再給大同第二次機會了。”
自耿彥波任大同市市長以來，大同古城的改造，基本上維持了橫平豎直的街巷格局（當然，由於今天的街道要拓寬，有些巷子確實是整條消失了），文保單位得到了保護並對被蠶食的區域有一定程度的恢復。一些完整的院落被保留下來，拆掉的多是後來修建的樓房以及一些自建的土夯平房，並沒有太多的古建價值。當然，在具體的改造過程中，並非沒有“誤傷”，肯定有不該拆的房子被拆掉的現象。耿彥波本人的性格和“只爭朝夕”的緊迫感，也讓他在這一過程中，對一些專業人士的意見未能予以採納。
保留的舊四合院
復修的清遠門（西門）甕城
這次“五一”小長假，我走進古城街道後面的腹地，看到一些為圍欄擋住、居民已經清走的樓房，這些樓房顯然是上世紀7、80年代修建的，馬上將被推平。我認為如果在古城內保留一些功能齊全、質量不錯的當代建築，未嘗不可，或許和整個古城風貌有些不協調，但這畢竟也是歷史。耿彥波或許是太追求完美了。
一位叫傑之的大同本地網友寫了一首《滿江紅》的詞，對古城改造也進行了批評:
滿江紅·大同拆真建假被通報批評有感
古大同城，已不是、舊時顏色。
曾記得，七橫七縱，六十四格。
數百條格局整巷，贏文化古城聲鵲。
忽一陣，挖子響聲聲，名街歇。
觀音街，東史宅；柴市角，朱衣閣。
西箭考武生，二府公廨。
九樓巷游龍戲鳳，翠花宮代王娛悅。
問誰學、文廟祭名宦，平城闕！
作者在詞中說傷吊的“舊時顏色”，我以為更多的是生於此長於此的古城居民對童年和青春記憶消失的傷感。大同今天在世的居民曾經所看到的的大同古城，大多是改革開放初期的樣子，很難說還有多少明清甚至民國時期大同城的“舊時顏色”。
民國時期的大同城
民國時的大同永泰街
不論是耿彥波在任大同市市長時，還是後來繼任者，他們主持大同城的改造，當然不可能不犯錯誤，對論者而言，這件得到大同市民普遍讚揚的大事，並非沒有改進的空間。雖然大同城改造的基本格局已定，國家住建部、文物局的通報批評可以給正在進行的改造工作以提醒，在以後拆與建中，多徵求專家的意見，避免對古建和古城整體風貌產生不可逆的損失。大同的市民也不必為上面的通報批評感到不爽。
總體而言，雖然可以對耿彥波及其繼任者的這項工作提出諸多的批評，但考慮到種種條件的限制，耿彥波上任大同市長後，對大同古城的改造應該是最為現實的、合適的選擇。如果繼續拖下去，大同城遭受的損失會更大。至於現在城內居民銳減、人氣不旺這一廣受詬病的問題，我將在下一篇文章中一述孔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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