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垃圾”資料圖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日前，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警告，如果加拿大不在限期內運回6年前從加拿大運到菲律賓的垃圾，他將向加拿大宣戰。這一新聞讓“洋垃圾”再次成為世界輿論的焦點。
東南亞深受“洋垃圾”困擾
菲律賓與加拿大之間的垃圾官司，其實是來自美歐發達國家的“洋垃圾”為禍全球的又一個例證。自前年中國宣佈拒絕繼續進口“洋垃圾”之後，發達國家不是尋求有效的回收利用之道，而是試圖將它們運到其他地方，東南亞國家受害尤深。
2017年，中國提出針對國際貿易中的4大類24種固體廢棄物（俗稱“洋垃圾”）的進口禁令，吹響了中國阻擊洋垃圾相關問題的號角。
這一禁令從2018年開始執行，隨後中國又升級了禁令，宣佈推動於2018年底和2019年底分兩批各16種洋垃圾進口的禁令，逐步實現洋垃圾進口的全面禁止。
短期來看，中國的洋垃圾禁令確實對垃圾出口國家造成了一定的壓力，讓這些垃圾產生國思考，到底如何才是解決垃圾問題的方向。
但是，全球垃圾貿易背後有經濟利益的推動，在中國對洋垃圾關上大門之後，洋垃圾的出口商也加緊尋找替代目的地。具有經濟可行性的東南亞地區成了這一目標，從而迅速替代中國成為洋垃圾進口的目的地。
同時，由於地緣因素，一些過去在中國運作的外國回收處理企業，也將目光瞄準東南亞。這些回收處理企業走出去，在當地成為利用洋垃圾生產再生資源，再將再生資源供應給需求強勁的中國企業的新型產業鏈條中的一環。
以廢塑料這一熱點話題來看，根據2018年1月到10月的聯合國貿易數據，以美國、英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意大利為首的發達國家的廢塑料垃圾出口情況在中國實施禁令後的數據為例（如下圖），可以看出，出口總量在2018年3-5月有一個高峰後，從2018年5月開始呈現出下降趨勢。
總體的下降趨勢還是反映出，中國的洋垃圾禁令確實產生了一定效果。
2018年1月到10月，美國、英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意大利為廢塑料垃圾出口情況。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易數據
但如上所言，儘管中國已經開始對洋垃圾進行嚴格限制，洋垃圾出口國家依然有一定程度的出口量，這多少顯示出全球貿易體系中單一國家措施的弊端。
這從中國實施禁令後，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相繼成為洋垃圾進口大國，甚至被洋垃圾進口重壓導致港口爆棚可以瞭解到一二。
而馬來西亞等國家於去年下半年相繼開始控制洋垃圾進口，又推動了垃圾出口國出口總量的進一步下降。
以美國2018年廢塑料出口數據為例，下圖可以看到，作為2018年主要的進口國，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從2018年中開始出現進口量直線下降。這些國家對洋垃圾進口管制相繼加強，對洋垃圾全球貿易造成有力打擊。
美國2018年廢塑料出口數據。
挪威模式能否解決“洋垃圾”難題
說到這裡，可以提到另一個名詞——挪威提案，這是挪威針對《巴塞爾公約》（《控制危險廢料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的一條修正提案。提案建議在巴塞爾公約附件二（即需要“特別考慮”的廢棄物）中增加“塑料垃圾”一類。
所謂“特別考慮”，包括要求垃圾出口國事先通知並徵得進口國的同意。一些國家代表表示，如果該提案通過，將成為遏制海洋垃圾和塑料垃圾汙染的重要國際機制。
不過，這一提案由於各個國家面臨的具體情況不同而引起了一定的爭議。贊同的國家認為，這將成為國際公約而推動全球塑料垃圾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有不同的聲音擔心這一提案將使良性的廢塑料回收再利用的難度提高，不利於這一行業的良性發展，進而損害環境。
本質上，無論是中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單方面的禁令，還是巴塞爾公約都無法妥善地解決垃圾問題。
從短期看，個別國家的禁令可以迅速遏制出口國的出口行為，但是從全球貿易來看，又會面臨“按下葫蘆起了瓢”的尷尬。國際公約雖然範圍大影響力強，但某些洋垃圾出口國家不是簽約國，公約又非強制性，加上難免存在“一刀切”導致的弊端，不能期待其成為解決垃圾問題的一劑靈丹妙藥。
總之，發達國家越境轉移、出口“洋垃圾”，是一種典型的以鄰為壑的做法，本質上並不能解決垃圾問題。發達國家解決垃圾問題，還是要走回源頭治理的思路，通過法律法規去正向引導生態設計、可持續性發展目標的落實，通過經濟可行性分析讓市場拉動轉型，通過改變管理模式將管理變為多方參與的治理模式，來形成推動垃圾問題解決的合力。
□劉華（環保工作者）
閱讀更多 新京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