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李鴻章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打黑運動，席捲了整個廣東。
廣東，自明末至清末時期，有三股黑道勢力橫行，號稱“二政府”。這三股勢力，即是“反清復明”組織、海盜同夥、地方惡霸同夥。“反清復明”組織之初主要是針對清政府的破壞活動。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幫會的政治色彩褪去，逐漸形成了的黑道組織性質。海盜和地方惡霸同夥兩個組織，既與清政府作對，也拉攏地方官員入夥。此時的廣東已是通商大埠，外國船隻在海上運輸，經常受到威脅。海盜不僅搶掠國外貨輪，而且對百姓船隻也時常騷擾。地方惡霸勢力通過“拜會”等方式，擴充隊伍、收取會費，再通過綁票勒索、強收保護費、開設“黃賭毒”，打家劫舍、欺壓良家民女，無惡不作。三股黑道勢力，形成了龐大的“黑色經濟”，與清政府對抗，也嚴重傷害百姓生命財產安全，廣東的社會治安到了十分混亂嚴重程度。
反清復明（來源 | 影視資料）
舊廣東黑道勢力形成已久，1885年，張之洞在擔任兩廣總督時寫給清政府的報告中說：“粵東山海交錯，民情獷悍，盜匪之熾，甲於他省。”1898年岑春煊出任廣東布政使，陛辭時光緒皇帝囑咐他：“廣東土匪甚熾，到任後宜設法剿辦。”媒體對廣東治安的敗壞，也是深惡痛絕。1897年1月澳門《知新報》說：“地球各國，盜賊之多，以中國為最；中國盜賊之多，以廣東為最。”1899年11月的《廣東日報》在《說賊》一文中說：“今日廣東，賊之密佈如棋局，遍地皆賊，官無文武，皆以防賊為慮；家無貧富，皆以防賊為慮……翻閱省港各報，其內地紀聞一欄，紀賊之現象者，十事而六七。”粵海關在一份報告中寫道：“這個著名的三角洲一向擁有無法無天的壞名聲，而且自古以來一直是‘海盜’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土匪出沒的所在。”
清政府對廣東黑道勢力漸漸失控，越來越多的地方士紳，為了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幫會。黑道勢力壯大，不僅敢於與官軍正面衝突，而且也不放過境內的洋人，西江上不斷髮生的劫掠謀殺外籍人士的案件，給了一直謀求勢力擴張的英國人以充分的藉口。“粵東盜甲天下”則成為困擾廣東歷屆官員的首要難題。
1889年12月23日，《紐約時報》記者將寫好的一篇報道交給了郵輪送回美國總部，這篇報道的題目是《李鴻章掌權》，副標題則是“在太后的恩典下出任兩廣總督”。甲午戰敗之後，李鴻章一人承擔起了幾乎所有的政治責任和軍事責任，一切榮譽和實權被剝奪殆盡，打入京城政治冷宮近4年。李鴻章剛復出，署理兩廣總督，看似光鮮，卻是一隻“內飾刺刀的籠子”。
1900年，李鴻章在兩廣總督府拍攝的照片
1890年1月18日，李鴻章來到廣東上任，他要以他所尊敬的家鄉合肥人——北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被貶為端州（今廣東肇慶）知州包拯為榜樣，學習他在廣東肇慶心想貧民，解決飲水問題，保護自然資源，有計劃開採端硯石，任職頗有作為臨走不帶一方端硯，受到肇慶百姓的愛戴。李鴻章通過調查，上任十日後，便決定從老百姓最深惡痛絕的事情抓起，解決廣東土匪橫行、治安混亂的問題入手。
整頓社會治安，一舉三得。不僅是廣東百姓最關心問題，而且能受到貧民百姓歡迎；也是清王朝感覺十分困擾的問題，使“朝廷無南顧之憂”；同時也得到洋人積極支持，也避免給列強侵略的口實。
首先，設立打黑機構，成立緝捕總局，各個地區不同開設派出機構。動用所有的軍力以及鄉勇，兵分五路進行大規模“清鄉”，高密度、大兵力出擊，重拳打擊廣東各地十分猖獗的黑惡勢力。李鴻章究竟為這一次打黑出動了多少兵力，未查到確切數字。據1901年1月16日《申報》報道：僅在新會、順德及香山交界一帶，負責清鄉的連州代理知州李家焯，手下的兵力就有1200名，並有12艘巡船配合，而此時早已過了打黑的高潮，這時李鴻章已經回京半年時間了。在打黑高潮期間，出兵數量會更之大，可見一斑。
其次，籌集嚴打經費。打黑確實需要一大批經費開支，而且兩廣總督府經費捉襟見肘，李鴻章採用了沒有辦法的下策。向清王朝討要全面放開廣東的賭博業，以廣開財源，籌集包括打黑在內的經費。除了早已公開經營“闈姓”賭博方式之外，讓廣東原有山票、鋪票、番攤、彩票、“小闈姓”等地下博彩，全部合法化，由政府發放執照，招標經營。為此，於4月23日成立的商務局，劉學詢被任命為局長，也是“宏豐”公司大股東。他除了已經承包經營的“闈姓”賭博業之外，還承包了山票、鋪票的經營。梁啟超對於李鴻章到任後全面開賭，在《李鴻章傳》中評論說：“粵中盜風之熾，其源實由賭風而來。盜未有不賭，賭未有不盜。”梁氏的指責，雖然在理，設身處地為李鴻章考量，還是有求全責備之嫌。
清末賭博業（來源 | 新浪）
三是，實行嚴打。李鴻章除向清王朝討要全面放開廣東的賭博業外，還向慈禧太后討要了“就地正法”權。3月14日，得到了經清王朝政府批准，“暫復‘就地正法’舊章”，以遏制“廣東盜匪日熾”的特殊政策。這意味著，死刑審判權下放到廣東打黑活動中。一時之間，廣東各地城牆上、要道旁，紛紛懸掛起血淋淋的黑道頭目的首級。李鴻章在這次打黑中大開殺戒，究竟“就地正法”了多少人，更是缺乏確切的數字。1900年3月1日澳門《知新報》曾報道：“半年以來各屬拿獲正法不下數百餘名”。這只是打黑除惡活動剛剛開始的數字，“就地正法”的權力還沒到手，顯然，“數百餘名”這個數字是偏小的。而據瓦德西日記裡說的五六萬人，似乎又大得比較離譜。具體的數字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四是，李鴻章在打黑的同時，也大抓廣東和諧建設。此時義和團正席捲華北各地，其主要根源就是西方教會在列強外交官的支持下，教會利用超國民的“領事裁判權”，為信教民眾（“教民”）提供政治和經濟上的特殊利益，這令“教民”在鄉村成為一個有利可圖的身份，刺激了非教民對教會及洋人的痛恨，導致八國聯軍在華北發動的侵略戰爭。李鴻章深知其中情由，因此，他在到任後的第2個月（2月24日），就明確規定牧師和教民的權限，不準牧師打著傳教幌子，魚肉鄉民。這實際上是在廣東切斷了“民教”仇恨的根源。否則，以廣東歷史悠久的幫會傳統，很容易與強勢的教會及其背後的列強發生大規模衝突，局面會更難控制。在約束教民的同時，李鴻章在處理西江劫案等涉外案件中，藉助打黑的氣勢，果斷嚴懲，不給英國進行外交甚至軍事幹預的藉口。儘管在6月5日，英國議員還在國會宣稱：
“李鴻章如果不能平西江盜匪，英國將自行處理。”但李鴻章的雷厲風行，令英國難以下手。這也為廣東在庚子年的大動亂中不至於動亂爭取了外部環境，李鴻章能在短短半年時間就將一個烏煙瘴氣的廣東穩定下來。五是，李鴻章在打黑除惡過程中，嚴格掌握分寸。慈禧派李鴻章任兩廣總督其中一個重要任務是追殺康有為、梁啟超及康黨成員。而李鴻章在打黑中，只是將鋒芒嚴格限制在黑道造成的普通刑事案件。只抓刑事案件，不碰政治案件。這種刻意“不問政治”的打黑，正是李鴻章“講政治”一種手腕。對於康黨、孫文的革命黨，李鴻章不但沒將他們列入打黑的目標，還與康黨和革命黨之間建立默契關係。他還表態說：我絕不做刀斧手。
李鴻章從1900年1月18日到達廣州，到當年7月17日因清王朝電召離開廣州北上，在短短的半年時間內，下大力氣開展打黑除惡，只能治標未能治本。不過，經過在廣東嚴厲打擊黑道組織的囂張氣焰，確實給當地百姓帶來了短暫的“小安”。
- 作者：許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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