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1945年2月，匈牙利猶太裔作家哲爾吉·康拉德啟程返回故鄉——位於匈牙利東部的城鎮拜賴焦新村。在過去一年，他的父母在那兒被擄走，他與姐姐設法在驅逐行動前一天離開，前往布達佩斯投奔親人。倘若他們晚走一天，就會葬身奧斯維辛。
這樣的局面早有跡象可言：1942年，拜賴焦新村的猶太人就被帶到烏克蘭參與強制勞動；康拉德所在的學校不接受較窮的猶太人；所有猶太人被要求在著裝上縫上黃色星星的標識……1944年5月，一名箭十字黨糕點師因為“私人恩怨”告發了康拉德一家。自此，康拉德所熟悉的生活方式開始逐日瓦解，他的個人命運也不可避免地與外部的政治局勢緊密勾連在一起。
今天，我們來重溫康拉德的生活改變的起點——1944年3月19日，德國人正式佔領匈牙利。他的經歷或在提醒我們，任何變動都不是突然到來的，當極權統治露出日益兇惡的獠牙時，想要維持原本私人的生活方式，也只是一種自欺的幻想罷了。
極權統治下，沒有例外之地
收錄於《客居己鄉》
1944年3月19日德國人佔領匈牙利的時候，我十一歲。那些我們曾經圍在桌邊擔憂過的事情現在變成了現實：這裡不再是例外之地；新情況即將到來。一切曾經多麼簡單！當時發生的事情在現在看來多麼滑稽！我回想起那些夜晚，我聽大人們在餐桌上運籌帷幄，謀劃著英國人如何從意大利和希臘攻入，發起西線總攻，因而給我們的領袖霍爾蒂海軍上將更多空間策劃逃亡，讓他能成功逃離，讓匈牙利開始往中立的盎格魯－撒克遜式民主轉變。在那之前，我們的父親們還可以平靜地經商、行醫和開律師事務所。猶太兒童還可以在那棟有著佈滿灰塵的院子和美麗祈禱室的陰鬱小平房裡上學，不會因為自己是猶太人而被老師侮辱。星期五晚上我們可以聽到房子邊的人行道上傳來陣陣腳步聲，大人會穿著黑衣服，戴著黑帽子，牽著我睜大眼睛的同學們去教堂。
在佔領日，我和父親一起坐在他臥室裡緊挨著收音機。沒有抵抗的消息：匈牙利部隊沒有做出抗爭。攝政、政府和整個國家臣服在強大的德國人面前。我不怎麼信任霍爾蒂。我小時候有一個按他模樣做的玩具鉛兵。我用軍官和一整支鉛步兵包圍了他。它們都穿綠軍裝，而霍爾蒂身著矢車菊藍海軍上將軍服，上面帶著金色流蘇。我還有一架大炮。它能將迷你炮彈射出一米左右。戰場是寬大的棕色油氈表面，我把軍隊和材料擺在上面，分成兩方。早期獲勝的軍隊總是攝政閣下率領的那方。在我們進入戰爭後，炮彈開始擊倒殿下，從那時起，霍爾蒂的軍隊就是戰敗方了。我會用炮彈射擊他，他會仰倒在地。
那天晚上，我所有的姑父和表兄弟姐妹都坐在收音機旁。根據一則流言，一名本地駐軍指揮官對德軍入侵表示了不滿，而我立刻認為擊退德國人的會是艾傑德陸軍上校率領的新村軍團。不管怎樣，我們在鎮邊緣有一個很大的軍營，一支強大的駐軍，還有高大的軍馬拉著大炮。如果攝政呼籲人民奮起為自已抗爭，他可以把比豪爾縣作為一個根據地。
德國納粹。
“為什麼偏偏是他？在這裡？” 伊什特萬的微笑尤為尖刻。是的，陸軍上校是個好人，並對德國人絕無好感。數年來，我一直在熄燈之後在床上構想政治祈禱語。在學校，我只和伊什特萬談論戰爭，課間站在走廊裡談論。我們四處張望以確保別人聽不見我們。我們很快就發現別人都躲著我們。在佔領日前夕，我們不得不承認，不管是霍爾蒂或者本地駐軍指揮官都沒有做出任何抵抗。第二天，德國坦克佇立在市政大廳和加爾文教堂前，穿著派克灰軍裝的士兵把守著整個地方。市民避免跟他們接觸，甚至避免朝他們的方向看去。伴隨著一陣節奏高昂的進行曲，排成幾乎貼著彼此的隊列，德國人演示了閱兵儀式該有的樣子。他們把士氣低沉且歪歪扭扭的匈牙利隊列完全比了下去。
不久就有巡邏隊在鎮裡四處行動，徵用居民區。姑父的房子被整個佔領了，表弟們搬進了我家。親朋好友拜訪我的父母來交換消息和表達困惑。父親坐在陽臺上，在陽光下閉著雙眼。他不得不關門停業，店不再是他的了：門上掛了鎖，貼了封條。所有貴重物品都必須上交，包括收音機。我們三個男孩睡在客廳裡，更準確的說，是假裝睡覺，接著打開一盞低瓦數的燈，徹夜談論政治，利用餐櫃裡的核桃白蘭地讓自己保持清醒。
每天都有新法令出臺，所以我們知道每天都比前一天更糟。我們打乒乓球直到黃昏，幸運的是晚上不需要分開。因為缺乏玩桌面遊戲的耐心，我們談論混亂的時局。伊什特萬認為俄國人會最先到，我們會有共產主義。對此我們知之甚少。從烏克蘭回來的人說那裡很窮：在鄉下，山羊睡在房子裡；在城裡，很多家庭共享一套公寓。坐在高背皮椅上，我們認為，只要有公正，貧窮是可以忍受的。
對拜賴焦新村的猶太人來說，烏克蘭承載著黑暗的記憶。1942年，年輕人被帶到那裡參與強制勞動。他們被迫裸體從一所灑滿靴釘的烏克蘭學校大廳裡跑過。站在牆邊的匈牙利警察會用來福槍的槍托打他們。有什麼東西讓他們激動起來了：他們一定在喝朗姆酒。一旦他們的包裹檢查完畢，這些人就可以走出去到雪中穿衣服。手錶、戒指和其他貴重物品都被沒收了。他們如果隱藏了什麼東西，就會被送回大廳裡跳舞。
隨著軍隊撤退，他們被轉移到西部。病人被送到醫務營；不能走路的人由同伴扛在背上。一天晚上，雪地那邊突然間火焰沖天：士兵在醫務營上澆了汽油，放火點燃，把強迫勞動隊伍裡的生病猶太人燒死。班迪·斯韋德穿過雪地衝回去，在幻覺中看到他在軍營中的哥哥朝他走來。他的同伴追著他，在守衛開槍前把他拉了回去。倖存者於1943年獲釋，回到了新村，繼續過之前的生活。一切都和舊時相同，只是他們不怎麼說話了。
我們的同學對我們既不特別敵視，也不因為我們的處境而幸災樂禍。他們不瞭解事實，而且十分冷漠。他們會看著坦克，但什麼都不說。“現在你們麻煩大了，”一個邋遢的小男孩輕蔑地說道，他是我們當中最窮也最差的學生。他的父親作為修路工加入了箭十字黨。學校裡只有兩個猶太人：伊什特萬和我。學校不接受較窮的猶太孩子。
伊什特萬喜歡自創一套說法，那種讓你摸不著頭腦的苦澀真相。“我們是班裡最有錢的，也是最好的學生：他們當然不喜歡我們了。有多少人不嫉妒呢？有人喜歡一兩個猶太人，但不喜歡其餘的猶太人。世上的好人很少，真正的壞人也不多；剩下的既不好也不壞。如果他們讓猶太人活著，那麼一切都好；如果他們殺了猶太人，也沒問題。任何事都沒人反對。”
我們還在給客廳供暖，氣氛溫馨：母親在給每個人的外套和夾克上縫黃色星星。自制星星是可以接受的，儘管私人企業響應新需求的速度很快。每個人都知道規定：鮮黃色，機器鎖邊，六乘六釐米。你必須把它縫得很緊，緊到鉛筆不能從線底下掉落的程度：那些聰明的猶太人會把它放上去裝裝樣子，然後隨時取下。猶太報紙鼓勵讀者一字不差地遵守當局的指令。
納粹德國統治期間，在納粹影響下的歐洲國家內的猶太人被逼戴上的“黃星”識別標記。
一天，伊什特萬和我決定，黃色星星沒什麼可恥的，並在鎮裡走了一圈。當時是春天，因為學年在4月結束，我們有充足的時間。我們穿著笨重的靴子踏過泥土覆蓋的、沒有鋪磚的小路。女人們從帶有瓦屋頂和白柱廊的門廊上盯著我們看。
我開始學農家孩子，從水桶蓋上喝水。我走到郵局前的自流井邊，我的好衣服好鞋子引起了在井邊總是圍成半圓的人群的幸災樂禍。但即使戴著黃色星星，我還是結識了新朋友：偶爾有女人在街上跟我打招呼，我在井邊排隊時會跟人簡短交談。村裡的傻子，有一次打賭吃下了一整桶煮熟的豆子，他跟我要黃色星星。旁觀者哈哈大笑：還是和往常一樣瘋狂。
然後有一天早上他們來了，花園門口傳來一陣沉重的腳步聲。我從陽臺往下看，看到五個德國軍官，同樣數目的匈牙利憲兵，以及可笑的警察瓊託什，他之前警告說要告發所有人，但如果給他幾帕戈他就絕口不提。還有一些黑帽子，但我們還不知道他們是蓋世太保。我父親穿戴好他的粗花呢夾克、規定的黃色星星和其他衣物，走下樓開了門。
蓋世太保軍官用德語告訴他，軍方收到報告指控他是英國間諜並在閣樓藏了一個無線電發報機。房子被上上下下搜了個遍。我知道他沒有發報機，但是想到他被指控擁有一個，我覺得很高興。我很想仰慕他。如果他們為了一件武器而搜查他，我會更加尊敬他。
我父親相當害怕，並且對疼痛敏感，所以我母親，兩人中較堅強者，帶領德國人和憲兵搜查房子，在他們當中毫無懼色地移動，提供簡潔的信息。他們拿走了一些東西——錢、珠寶、一臺相機——但是沒有做出重大發現。他們表現出不滿，命令我父親和姑父跟他們去憲兵營，叫他們供出藏無線電發報機的地方，以及籠統來說，哪裡藏著什麼。“夫人，你真的能讓我們相信你們什麼都沒藏嗎？”
從5月15日起，父親就不再是我的而是蓋世太保的了。他跟著幾個憲兵和德國軍官從花園大門離開。我從樓上的陽臺看著他微駝的背。我從沒見過他被刺刀護送。他和姑父被帶走後，我們走到客廳，在那裡我們的視線能透過臨街的窗戶跟隨他們。走在前面的是蓋世太保軍官，後面是兩個帽子上飾有公雞尾羽的憲兵，接著是我父親和姑父，然後是更多的佩著刺刀的憲兵，可笑的警察瓊託什殿後。其他東西都和往常一樣：牛糞三三兩兩地在熱鵝卵石上被烤乾，時間是5月中旬，黃色的光線落在加爾文教堂粗粗的塔尖上，成排的洋槐樹無動於衷地列隊於主街兩旁。
父親既不朝左也不往右看：他不跟任何人打招呼，也沒有人跟他打招呼。當一個人被武裝者押送時，觀察迎面而來的熟人的表情是很有啟發性的。儘管父親認識每個他擦身而過的人，他走起路來卻像個踏上舞臺的演員。場面並不岀離憤怒，只是不尋常。一開始，那些臉上顯示出困惑；接著，慢慢地，事情豁然開朗：好吧，當然了，這是下一步，他們在抓猶太人。只有母親和我們兩個孩子待在家裡。
母親覺得該做點什麼。匈牙利憲兵怎麼能在幾個穿黑軍服的德國人的命令下抓走她的丈夫呢？本地行政部門的匈牙利領導層對此怎麼想？那些我們認識的先生是否促成了這一狀況？
母親穿上一件好衣裳，到警察局局長那裡報告了此事件，並提出了控告。當她離開局長辦公室時，一輛黑車在她身邊停下，一個說德語的聲音大喊：“上車吧，康拉德夫人，或者你想要我把你和你丈夫關在一起嗎？”他是蓋世太保軍官的頭目。母親點了點頭。他們發了好心，把她和我父親關在同一所監獄，但不在同一區域。憲兵逮捕了一批有錢且有名望的猶太人作為人質。他們的妻子待在家裡。只有我母親隨她丈夫一起進了監獄。
布達佩斯多瑙河岸為紀念死去的猶太人而設的鞋子雕塑品。
這救了我們的命。我後來發現，告發我們的是一名箭十字黨糕點師。我能活到今天得感謝他。他可能因為我們不去光顧他的生意而懷恨在心，儘管他的店面入口相當壯觀：幾頭北極熊——用木板鋸成，還塗了油彩——在舔覆盆子和香草冰淇淋。但是食物不如彼得裡克糕點店，在那家店的黃油色瓷磚牆背景下，兩個矮小且挽著灰色髮髻的鳥臉老太太給人端上奶油甜點和冰激凌。她們使用雞蛋、糖、香草——真正的原料——並避免售賣一些試驗性的糕點。她們不是箭十字黨，每個星期天早上都去教堂，手挽著手，身穿白色絲襯衫，頭戴有面紗的深灰色帽子。她們在彌撒過後才開店門，仍舊帶著教堂的肅穆感，販賣拂曉時分就烤好但還散發餘溫的奶油甜點。
但是她們沒有決定歷史。上天把我的命運交給了她們的競爭對手，那個用畫出來的冰塊和海豹彌補低質量的糕點師。他通過告密信的形式為自己異想天開的猜疑找到了合適的發洩方法，並由此把我的父母扔進蓋世太保集中營，因而贈予了我們一筆巨大的財富，因為最終我們中的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躲開了新村猶太人的共同命運：奧斯維辛。
四個孩子被丟下：我，我姐姐和我的兩個表弟。他們的猶太家庭教師伊比還在，因為恐懼和前景不明朗的時局，她身上散發出一種令人不悅的氣味。她是一個笨拙而軟弱的女孩，做飯和打掃衛生總是問題多多：一切最後都會變得亂七八糟，而且髒兮兮的。
看著一種生活方式瓦解讓人心煩意亂，而我觀察著它一天天崩潰。父母不在場和擔憂已經夠糟了，但是隨無力感而來的噁心更可怕。伊什特萬和我認為，我們的父母犯了一個大錯：我們早就該拋棄一切然後離開了，因為現在我們依然不得不拋棄房子和花園。
天氣炎熱，是個美麗初夏，鶴們站立在約櫃旁它們通常佔據的位置上。我們像瘋子一樣打乒乓球。星期一的小集市，星期四和星期五晚上的大集市，夾克上縫著黃色星星，胳膊下夾著祈禱披肩，猶太男人們走常規路線，經過我家去猶太教堂。每天晚上我們都遵守燈火管制的條例，把貼著黑紙的板條框放在窗戶上。
儘管不再被允許進入泳池，我們還是會透過柵欄偷看，觀察男孩們模仿德國轟炸機“斯圖卡”，從蹦床上尖叫著跳進二十五米長、用慵懶安靜的自流井水填灌的水池。通常情況下，它會在星期天被抽乾，然後在星期三下午重新灌滿。前一年，伊什特萬、帕裡和我曾在這裡遊了四十個來回，家人還給了我們錢到泳池餐廳買辣椒填雞和麵條。
戴著黃色星星散步漸漸變得不那麼愉快了。路人臉上傳達的信息一般不是好感。最不懂掩飾的人會表示：“好吧，現在你們逃不了了！”大部分人的表情是：“啊哈。就是這樣。他們正在把你們抓走。讓他們抓吧！”就算是溫暖的表情、同情的表情，都伴隨著加快的腳步：匆忙的支持。我們寧願待在花園裡。我會蕩好幾個小時的鞦韆，直到腦袋暈眩。
《客居己鄉》
副書名：一段匈牙利生活
[匈牙利] 哲爾吉·康拉德 著
徐芳園 譯
三輝圖書/人民日報出版社
ISBN: 9787511556967
三輝書系·昨日世界
這是一部關於戰爭、政治與生活的回憶錄。前半部分“離去與歸來”講述了“二戰”時期作為一個猶太人可能經歷的愛與背叛，危難與離奇。後半部分“日食時分，獨立山丘”則聚焦中歐知識分子在革命年代的行動，面對審查與監禁時的對抗，以及彼時不得不面對的去國與留駐的選擇。閱讀這些文字，猶如親身經歷了那段動盪激烈的東歐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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