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諮諸隋唐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皇權的擴張始終在遭遇來自貴族的抵抗。
與關隴軍事貴族聯手的隋朝君主，在一統天下後，曾嘗試開科舉、下江南、徵高麗等一系列方式，來擺脫關隴軍事貴族對君主個人意志的約束，但最終遭到貴族的激烈反抗。
唐朝吸取了隋朝的教訓，為了更為穩健地壓制貴族，唐朝的君主們一邊聯合關東貴族以抗衡關中貴族，另一邊拔擢出身無賴的酷吏以抗衡整支貴族集團。皇帝與貴族博弈關係的天平，開始漸漸向君主傾斜。
因此，從皇權與貴族的博弈關係中，我們能發現隋唐興衰的部分線索。
節選自《樞紐》第三章“第二輪歷史大循環：豪族社會”第三節“普遍帝國及其瓦解”。
關中本位是北周、大隋、大唐得以一統天下的基礎，宇文泰及諸位柱國大將軍所由之出的關隴軍事貴族集團，也是這幾個朝代的核心統治集團。隨著天下一統，帝國內部的博弈結構開始發生變化。
關中地區
在統一之前，西魏-北周皇帝的優先目標是一統天下，那麼能夠帶來帝國的組織效率和戰爭能力的柱國大將軍等軍事貴族，便與皇權的需求一致，雙方是天然盟友，君臣同心共赴時艱。
待到統一之後，則皇帝的優先目標會轉化為皇權的擴張，力圖壓制住軍事貴族對於皇權的制衡作用，博弈的首要對象從外部轉化到內部，皇帝便會到關隴軍事貴族之外另尋盟友。
皇帝的盟友可能來自兩個方向：地理方向上的關東、階層方向上的平民。
於是，隋唐歷史的演化機制當中，關中與關東的關係構成了博弈的軸心；這也正符合此時的人口分佈結構，當時全國主要人口都集中在黃河流域，東西分佈。關東的貴族是皇帝用來抗衡關中貴族的潛在盟友，平民則是用來抗衡一般意義上的貴族的潛在盟友。
函谷關或潼關以東的地區被稱為“關外”，
也叫關東
在無法拔擢平民進入官僚體系的情況下，則官僚體系由貴族所掌控，它無法成為君主意志的延伸以對抗貴族，相反可以構成貴族用以抗衡君主的制度載體；進一步，官僚體系的運作依賴於常例性制度，這對於君主的任性意志也會構成一層約束。
一旦可以從平民中拔擢人才進入官僚體系，則它可以成為君主意志的延伸，貴族很難有效對抗這種效率導向、規模較大的中央官僚權力，戰國時期封建制的終結就是這個邏輯，但其前提是有足夠的平民可供拔擢，以及有對應的財政能力可供皇帝支配，這就需要一些新的技術進步，安史之亂之後這些技術進步方始陸續浮現。
貴族官僚擁有獨立於官階之外的身份基礎，平民官僚的身份基礎則主要來自其官階，他們會更強調官僚體系的常例性制度，這是其用以抗衡君主個人的任性意志，並儘量確保自己身份的主要途徑。
從而，在平民與君主結盟擊敗貴族之後，平民構成的官僚體系會與君主形成新的抗衡關係，並在此過程中約束君主，讓其儘量只呈現其公共性的一面；君主的個人意志則會努力擺脫這種約束，由此便會走上以非制度化的個人性對抗制度化的公共性的路徑。
所以，無論是哪一種官僚體系，君主都會嘗試建立官僚體系之外的、直屬於君主個人的非制度性要素，如非常設性的“使職”，或者直屬於君主的宦官等等，以便對抗常例性的官僚體系。這樣一種博弈關係，從漢代就可以看到，只是唐代在關東—關中這一“東西關係”中，以更加醒目的方式將其呈現了出來。
隋文帝一統天下，高度依賴關隴貴族的支持。他曾喜歡上一女子，獨孤皇后發覺後暗中殺掉了該女子。
史書曰：“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為天子，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
天子尚且不得自由，不是因為對獨孤皇后的懼怕，而是對於獨孤皇后身後的軍事貴族集團的忌憚；高熲一語道破真相，不可為此事而“輕天下”！
<strong> 隋煬帝在位期間，修隋朝大運河
故而隋煬帝即位後極欲擺脫關隴集團的約束。為此他先把帝國的統治中心逐漸轉移到了關東洛陽，這樣便可以遠離關中軍事貴族；他還經常巡幸江南，因其在平陳之後就任揚州總管，相當於江南總督，在江南積累了不少人脈，如此便可從江南獲得支持力量。
同時，煬帝進一步發展了隋文帝時期開創的科舉制，始創進士科。通過科舉，可以在貴族之外發掘人才，以充實官僚系統。
關隴貴族集團部分關係圖
但是，國家的軍事力量府兵制主要還是掌握在關隴貴族手裡，倘若不能在他們之外另建軍事能力，則煬帝的努力終歸是無法成功的。
新的軍事能力依託於新的財政能力，否則無法供養直屬於皇帝的軍隊，但是此時仍未出現由技術進步帶來的具有政治意義的新經濟資源和人事資源，這意味著煬帝尋找新的財政-軍事能力的嘗試無法成功。
隋煬帝三徵高句麗
他不得不對外征伐，試圖通過戰爭，一方面逐步改造國內的政治結構，一方面從外部攫取新的經濟資源。但這些嘗試都失敗了，因其戰爭過程也無法擺脫對軍事貴族的依賴，乃至最終亡於徵高麗之舉。
隋煬帝的失敗嘗試，給了唐代開國君主深刻警示，他們再次回到關中本位，以便鞏固國本。但這意味著，皇帝必須接受軍事貴族的制衡。
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能夠開明納諫，除了其本人確實寬宏大度，確保皇權無法肆行專制的社會結構才是更根本的保障。而這樣的政治社會結構下，唐太祖、太宗既然主動選擇了關中本位，其與屬下的柱國大將軍們乃至草原部落酋長們便仍是盟友關係，帝國不會發生內耗，而仍有宏大的外向力量，遂建立起空前的世界大帝國，東西方交通商貿、文化傳播為之一暢。
但是太宗同樣在努力用皇權來重新定義貴族。他曾要禮部編修天下譜牒，結果第一等氏族竟是關東崔氏盧氏。太宗不滿，要求重排，不再追溯數代以前的血統，僅看當下的官爵高低來決定氏族排序。
譜牒示例圖
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人勘正姓氏，修訂《氏族志》
這意味著，身份的高低，不再取決於神意，不再取決於可向前長久追溯的血統-傳統；而是取決於君主的意志，取決於可由君主決定的官爵。當然，太宗不可能不顧及既有的貴族力量而任意決定官爵，但是事情的起點邏輯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太宗不過是在以更加穩健的方式，努力壓制貴族，擴展著皇權的邊界。
唐代前期的社會與經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貿易發達、經濟繁榮、人口繁茂。幾十年後，便出現均田制下土地不敷分配的問題，這反過來開始侵蝕到府兵制的基礎。相應地，關隴貴族餘威尚在，但是其實際影響力會因為府兵制的衰敗而下降。
武則天-中國歷史上唯一的正統女皇帝
到武后掌政，關隴貴族雖很不滿，但已沒有辦法實質性地攔阻她了。武后也清楚關隴貴族不會支持她，所以必須放棄關中本位，稱帝之後隨即遷都洛陽。
武週一朝開始大規模開科取士，力圖找到新的人事基礎以充實官僚體系。但是由於此時印刷術仍未發展起來，知識傳播成本仍然比較高，能夠參加科舉的人多半也是貴族出身，平民較少。
武后首創殿試和武舉制度
上圖為殿試地點-紫微宮洛城殿
由於貴族在財政上並不依賴皇權，皇帝仍然無法專制，但畢竟科舉是向全天下開放的，於是武則天得以用關東貴族來制衡關中貴族；為約束貴族對於皇權的抗衡作用，又重用出身無賴的酷吏。
武則天的統治終結後，出於恢復正朔的考慮，大唐的首都再遷回到長安，又經歷了幾年的皇室變亂，最終是唐玄宗父子安定了局面。
唐玄宗李隆基開創了唐朝極盛之世-開元盛世
但這並不是關中本位的回潮，玄宗也極力想要擴張皇帝的權力範圍，不會給關隴貴族太多機會，而是擢用關東、南方的人才，以至於玄宗時代的名臣很多都是武則天所留下來的。
同時，為了繞過官僚體系對皇帝意志的制約，與此前諸帝相比，玄宗又以更大的規模和速度來設置非制度化的“使職”，如經略使、節度使等等。
從一開始，制度化的律令官制就是在吸收了舊門閥貴族階層的影響以及貴族理念的基礎上形成的，律令體系的動搖，實際意味著剝奪了舊門閥貴族階層的社會影響力。但玄宗仍然沒有制度化的人才選拔通道，很多“使職”，包括律令官僚，都依賴於通過個別關係來選拔。
安史之亂
唐朝將領安祿山與史思明發動的戰爭
於是，玄宗晚年的一系列亂臣便進入了歷史。玄宗還將自己的生日設為千秋節，進一步聖化皇帝，將其完全超越於任何貴族之上，以彰顯自己的絕對地位。
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大唐的文化發展到了極致，同時也呈現出隱憂。
———— 西北科考即將啟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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