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 6 月底，一场名为「神奇」（Wonder）的时装秀在巴黎十一区巴塔克兰剧场（Bataclan Theater）正式亮相。大块头、体毛旺盛的男模们迈着重重的步伐走在T台上 —— 他们是男同文化中的熊族。音响里播放着令人头晕目眩的电子音乐，熊族壮男们留着胡须，身着各色造型：有的下身穿着宽大的棉质工装裤，裤子上装饰着人造阳具和云朵形状的拉链口袋，上身则搭配有轻质泡泡纱做就的电光蓝色或粉色夹克；也有些上身穿着亮粉色、荧光绿色 PVC 庞乔斗篷，脚上穿着绣有「熊」「快乐」等字样的白色中筒袜。当设计师 Walter Van Beirendonck 本人（他自己就是一个大块头、体毛旺盛的比利时男人，如同时髦版的圣诞老人）走上 T 台时，这场时装秀看起来就像是要结束了。最后，当壮男们齐聚台上时，又出现了另一群壮男和他们抢戏 —— 这群人穿着白色的紧身三角裤，胯部绣着一个红色的字母「W」，他们傲慢地站在模特的前面，宣告着他们对 T 台的所有权。人群中响起了掌声，时装秀这才落下了帷幕。
Van Beirendonck 现年 62 岁。过去 40 年，他一直在设计风格奇异、独特的男士时装。他是所谓的「安特卫普六君子」（Antwerp Six）之一，这个组合包括六位比利时设计师，他们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帮助比利时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实现变革，将它改造成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时尚中心。 Van Beirendonck 还在自己的母校 —— 备受推崇的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 —— 担任时装设计系主任。他同时还是很多设计师心中的导师，包括 Craig Green、Bernhard Willhelm 和 Berluti 的创意总监 Kris Van Assche。他的同僚和合作搭档包括多位风格迥异的艺术家，比如创立 Comme des Garçons 的日本设计师川久保玲、澳大利亚概念派艺术家 Erwin Wurm、法国艺术家 Orlan、爱尔兰摇滚乐队 U2，以及澳大利亚工业设计师 Marc Newson 等。Van Beirendonck 被誉为一个新美学流派的先驱：1982 年，当 25 岁的他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时，欧洲的男装大都局限于用传统的粗花呢、毛料和棉料制作的西装套装和单品。几位特立独行的设计师打破了这种拘谨的、崇尚男性气质的规范，Van Beirendonck 便是其中之一。他把具有未来感的面料（一般只用在运动服装中）和自己在皇家艺术学院学到的高定手艺相结合，同时又在反传统的廓形上增添了一种明快、幽默和近乎孩子气的特质 —— 这些其实都是在隐晦地暗示 B.D.S.M. 和朋克摇滚文化。
左起：2012 年秋冬系列「欲望永不沉睡」（Lust Never Sleeps）、2014 年秋冬系列「穿越鳄鱼的咆哮」、2015 年秋冬系列「显性美」（ExplicitBeauty）、2008 年秋冬系列「皮肤之王」（Skin King）和 2019 年秋冬系列「哇」（Wow）中的造型。
在这个时代，时尚已经变成了一门价值万金的生意 —— 与其说它是艺术表达的平台，倒不如说是能够产生巨大利益的聚宝盆。但是，Van Beirendonck 对这一切不屑一顾，他不光拥有非凡的感性，而且毫不遮掩自己对商业和妥协的兴趣缺缺。近来，秀场愈发地成为表达政治挑衅、性别流动、怪癖和酷儿特质的场域。不过，这的确是最近才出现的趋势，而且很可能就源于 Van Beirendonck 举办的时装秀。他是最后的朋克，他那些曾被认为是执念、挑衅的作品在今天看来颇具预见性，当代时装界从中获益良多。「本世纪初我开始做现在从事的职业时，一切都很简单。」美国时装设计师 Thom Browne 说，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男装规范，并因此颇负盛名。「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Walter 的所作所为是很勇敢的。正是像他这样真正的革命者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他鼓舞着现在所有从事时装设计行业的人。」
「你想了解我的什么？」Van Beirendonck 问道。这是一个晚上，我们在位于安特卫普东部、车程约 30 分钟的赞德霍芬（Zandhoven）村庄。
Van Beirendonck 住在那里的一所建于 19 世纪的大房子里，房子周围很宽阔，长满野草和老树。他马上要去东京，和川久保玲合作设计一款 T 恤。Van Beirendonck 出生于 1957 年，成长于他现在居住的这个小村庄。他的父母经营着一家汽车修理铺和加油站，而 Van Beirendonck 基本上是由祖母和姐姐抚养成人的。12 岁那年，他被送到了安特卫普西南边小城利尔（Lier）的一所寄宿学校。在那里他总是独来独往，喜欢在日记本里写写画画。14 岁那年，他发现自己是同性恋，并且顺利地向家人出了柜。那还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David Bowie 已经打造出了自己在 Ziggy Stardust 巡回演唱会上的经典造型：飘逸的红发，图案风格的妆容和窄小、雌雄莫辨的连体衣。那时的 Van Beirendonck「不会踢足球」，住在一团和气的中产阶级村庄里，对于他这样的少年来说，Bowie 和他的同侪（比如身穿紧身裤、扭动着身体的 Iggy Pop）就像是一种启示：原来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存在方式，另一种活着的方式。18 岁那年，他偶然拿起了一本叫作《Avenue》的荷兰杂志，内页介绍了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的时装设计系；次年（1976 年），他便进入了这所学校就读。这所成立于 1663 年的学院以古典教学法著称，视艺术性高于商业化 —— 学院的时装设计系创办于 1963 年，当时仍然算是新生事物。
在皇家学院里，Van Beirendonck 发现了时装设计的严谨和高远，同时也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的同班同学中有 Martin Margiela，这位奇才十年后将会在巴黎为设计师 Jean Paul Gaultier 工作，并在同一时期推出自己的同名系列。一年后，Dries Van Noten、Ann Demeulemeester、Dirk Van Saene、Dirk Bikkembergs 和 Marina Yee 都成为了 Van Beirendonck 的后辈。上世纪 70 年代，安特卫普只有约 50 万人口，但是一场惊人的先锋派运动已经围绕着艺术画廊 Wide WhiteSpace 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家画廊代理 Joseph Beuys 和 Marcel Broodthaers 等概念派艺术家。与此同时，年轻导演 Ivo van Hove 领导的实验性电影运动也在迅速发展。和它在欧洲大陆东西两侧的邻居一样，严肃的比利时 —— 还有它那马格利特式的灰色天空和鹅卵石街道 —— 也在飞速变化着。Van Beirendonck 和他的校友们组成了一个派系，他们的审美倾向不同，但是动力是相似的。Van Beirendonck 说：「当 Ann 做了某件事时，Dries 就想把这件事做得更好，而我也想做得比 Dries还好。」Giorgio Armani、Gianni Versace、Thierry Mugler 和 Claude Montana 等新设计师（他们在极度性感的女性廓形中加入了宽大的肩部设计，以此暗指当代文化）的涌现也十分激动人心。他们证明了设计师可以在高定品牌之外，设计人们愿意穿在身上的时装。
尽管比利时可能已经从昏睡中苏醒过来，但 Van Beirendonck 真正的北极星依然在海峡的另一边。上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伦敦是异见者和反建制派设计的主要聚集地，不光是时尚行业，各个领域都是如此：英国当时正处于一场漫长的金融危机之中，保守派首相撒切尔上台，行为艺术家 Leigh Bowery 开了地下夜店 Taboo（它在当时推动了多元性取向和新浪漫主义的发展），
所有的年轻艺术家们都在进行反抗。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一代青年设计师感到兴奋不已，他们对旧传统的抛弃让这些设计师看到了再造的机会。「Walter 真的很关注伦敦。」Van Noten 回忆道，他当时也被这座城市的能量、纵情欢闹的夜生活、反建制派的朋克摇滚乐队和时尚趋势给迷住了。「他是《i-D》和《The Face》这类杂志的忠实粉丝，喜欢 Katharine Hamnett 和 Vivienne Westwood 设计的朋克风衣服，也喜欢 Adam and the Ants；他一直非常紧密地追随伦敦的动态，每当伦敦有演唱会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去，而且是盛装出席。Ann Demeulemeester 就比较关注暗黑的那一面 ⋯⋯ 我成长的环境比较传统，所以对我而言，我比较喜欢优质的布料和高定的工艺。每个人都给这个团体注入了不同的元素，而且大家都在互相学习。」这群朋友跑到伦敦和巴黎后，会用伪造的邀请函溜进各种服装秀场。1980 年，Van Beirendonck 从学校毕业，他开始为比利时雨衣公司 Barston做造型和设计工作。他的同班同学也都找了商业相关的工作。但是他们始终坚持将赚到的每一分钱都用到自己设计的时装系列中； 1982 年，Van Beirendonck 推出了自己的首个系列「Sado」。「我们当时真的一心想出现在外国杂志上，想被媒体相中，那也是我们不得不离开比利时的原因。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比利时以外的世界根本没有人讨论这些东西。」Van Beirendonck 解释道。1986 年，这个团体与 Geert Bruloot 一起去了伦敦，后者在安特卫普开着一家精品店。在伦敦的一个时装展销会上，Bruloot 把他们的设计作为一个系列进行展出，并成功地吸引了来自纽约和巴黎的买家。这个团体被称为「安特卫普（或比利时）六君子」，因为他们的弗兰德语名字实在太难读了。
左起：Van Beirendonck 穿着 2020 年春夏系列「Witblitz」中的一件上衣，以及来自 2014 年秋冬系列「穿越鳄鱼的咆哮」（Crossed Crocodiles Growl）、2015 年春夏系列「Whambam!」和 2017 年秋冬系列「Zwart and Witblitz」中的几套造型。
仿佛突然之间，时尚界的中心就从巴黎和伦敦扩展（如果不说是迁移的话）到了其他地方 —— 纽约、米兰、东京，甚至是安特卫普都出现了培养设计师和时装设计的新模式。1981 年，川久保玲首次在巴黎展出了自己的时装系列，用颜色单调、奇异而具有实验性的设计震惊了世人。一年后，山本耀司也举办了自己的时装秀。时尚开始从传统的女装和男装廓形转向新的、未曾被定义的理念。
这样一来，年轻设计师突然找到了存在的意义和真正的冒险空间。正是那些年并存的鲁莽与压抑让 Van Beirendonck 这代人想要表达，让他们选择狂喜而非安稳。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顺便一提，他们那时候也得到了货真价实的资金支持，因为比利时的经济部长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发起了一个项目，希望以此重振比利时曾盛极一时的亚麻布行业。比利时国内举办了名为「时尚：这是比利时」的活动，以及名为「 金纺锤」（Golden Spindle）的比赛，两者都旨在推介比利时本土时装设计师。不出所料，「金纺锤」比赛举办的前十年里，「安特卫普六君子」几乎所有的成员都获得过这项大奖。
Van Beirendonck 也在这期间坠入了爱河。他和设计师兼艺术家 Van Saene 在学校时就产生了感情，而且正如 Van Beirendonck 所说：「我们再也没分开过。」他们去年结了婚，现在 Van Saene 的工作室就在 Van Beirendonck 工作室的旁边。他们形成了罕见的艺术伴侣关系：两个人都在见证着彼此的人生。「他了解我所有的优点和缺点。」Van Beirendonck 说，「我可以和他聊我的想法，而他会用一种很开放、清晰的方式给予我回应。」
但是，如果说 1980 年代是一个反叛的年代，那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死亡的反叛 —— 也就是艾滋带来的死亡。「那是一段艰难、严峻的时期，」Van Beirendonck 告诉我，「 我身边的一些人得病、去世。其中有很多我们崇拜的艺术家和创意人士。」但是，即便是在最恐惧的时刻，即便是治愈的希望十分渺茫的时候，即便是同性恋文化难以摆脱公众对艾滋病的羞辱和暗讽的时候，Van Beirendonck 依然很享受性爱。他在那些年间的作品 [比如 1995 年的秋冬系列「 天堂快乐出品」（Paradise Pleasure Productions）] 就表达了对各种亚文化和同性性爱习惯的认可和赞美：模特们身穿胶衣，耷拉着阴茎，戴着绑缚面罩，看起来就像是廉价的充气娃娃一样。这些元素后来成为了他作品中的一个主题：比如 2012 年的秋冬系列「欲望永不沉睡」（Lust Never Sleeps）就用到了更多的绑缚面罩，这些面罩使用的是褐色皮革和粗花呢布料，会让人联想起英伦的花花公子 ——
半是体面，半是颠覆。这些系列表现出来的坦荡在今天看来非常迷人，但它们第一次亮相时却让人震惊不已，因为当时很多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贬低同性性行为，并且将它和艾滋病联系在一起。那些作品的勇敢之处在于毫无愧疚。Van Beirendonck 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煽动者；他的目的也从来不是惊世骇俗，只是去呈现而已。而且他做到了「从一而终」：在 2018 年的秋冬系列「太阳与月亮的世界」（Worlds of Sun and Moon）中，他设计了粉色、黄色、黑色的庞乔斗篷以及丝质的紧腰短夹克和连体衣，并且在上面留下了「寻欢洞」。「我知道我做的事情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吃惊，」他在 2011 年接受 Show Studio采 访时说，「但是我自己不这么觉得。」
Van Beirendonck 一直专注于以一种毫不畏缩的姿态刻画某种亚文化、探索艾滋给同性恋社群带来的伤害，这种专注在 1996 年的春夏系列「Killer / Astral Travel / 4D-Hi-D」中达到了巅峰。这场秀在巴黎的 Lido 夜店举办，它展现了一个星际世界：秀场上全是荧光色的衣服、月球靴，还有巨大的、形似园艺灌木的宇宙风假发，而整个时装秀的背景是一个名为 Heidi 的女孩与一只太空山羊做朋友的故事。Heidi 的角色直接参照了美国艺术家 Mike Kelley 和 Paul McCarthy 的作品，Van Beirendonck 认为他们二人对自己表现童年的暴力、压抑及两者的对立产生了重要影响（Kelley 的作品更加凄凉，甚至有些悲哀；而 McCarthy 的作品就显得很强势，更具有性威胁）。
1992 年，两位艺术家合作了一支名叫《Heidi》的视频作品，他们的灵感源于瑞士作家在 1881 年创作的小说，讲的是一个孤儿被送到森林里和祖父一起生活的故事。Kelley 和 McCarthy 被这个故事的寓意吸引住了：一个天真的女孩和一个她想要取悦的老男人生活在一起。但是在 Van Beirendonck 的解读中（秀场上以屏幕投影的形式呈现），温顺的小山羊被塑造成一个恶魔，代表艾滋病。他把他们的相遇称作一次致命的诱惑：看似很纯良的东西突然变成了某种致命之物。1992 年，Van Beirendonck 开始与德国牛仔品牌 Mustang 合作。他得到了大笔预算，可以用 W. & L.T. 的品牌（即「Wild & Lethal Trash」的首字母缩写）呈现精心准备的时装秀，那些体积庞大、夸张的作品赢得了大量的关注和媒体报道。但是，1990 年代预示着极简主义的到来，而 Van Beirendonck 没有 —— 也不能 —— 遵从这种节制、无颜色的美学和冷酷特质。1999 年，他与 Mustang 分道扬镳，而且自那以后一直保持着独立设计师的身份，不与 LVMH 或者 Kering 这样的时尚集团分享所有权，这样就不必受到它们的限制。
这种独立身份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 Van Beirendonck 没有自己的同伴们那么出名，甚至还比不上他的一些学生。
Walter Van Beirendonck 身穿自有品牌 2019 年春夏系列「野性如风」（Wild is the Wind）的外套，身后是 2012 年春夏系列「Cloud #9」中的几套造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安特卫普的一片赤诚，他从来没有真正地离开过那里。Van Beirendonck 在 1985 年进入皇家学院任教，然后在 2007 年接管了时装设计系（2009 年，Van Saene 也成了那里的一名教师）。安特卫普六君子的影响无处不在。现在，这所学校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而它的毕业生正执掌着欧洲影响力最大的几个时尚品牌。
Van Beirendonck 号称是一位纯粹主义者，因为他对待学生设计的作品像对待艺术品一样，也因为他一直试图保护学生，让他们不受行业追名逐利风气的影响。不过在去年，一个学生的自杀让人们对学院的严格和孤立主义的倾向产生了质疑。「我们的学生自杀了，大家伤心极了，」Van Beirendonck 说，「我们很关心学生，总是和他们一起努力 —— 我们很了解他们，而且彼此之间的关系很亲密。自从那件事发生以后，我们对一些课程和作业进行了反思，好减轻他们的压力。」要想找到 Van Beirendonck 的作品是很困难的 —— 他把自己的作品卖给了世界各地大约 45 个买家，比如线上零售商 Farfetch，最近还从他的两千多件作品中选了一些设计进行重新发布。而他的仰慕者虽然数量不多，却都很狂热。纽约艺术家 Nayland Blake 就是这样一个买家，他说作为一个体重 300 磅、身高 188cm、自视为「熊」的男人，穿着 Van Beirendonck 设计的庞乔斗篷（上面装饰着邪恶之眼）是一种「愉快又诡异」的体验。
诡异的愉悦可能并不是 Van Beirendonck 开始做设计时的初衷。他愈发强调自己作为一位时装设计师的出色技艺，让人们不得不想到他的作品那惹眼的外表下始终隐藏着高定级别的骨架：富有巧思的剪裁、精致的珠饰，还有对织锦缎、哈里斯斜纹呢等精美布料的运用
。他声称自己在感情和生活中一直没有什么冒险精神。但是他也不介意被俱乐部爱好者、狂欢者、恋物癖者和怪人拥戴 —— 这些人占据着社会的边缘，想要看起来与众不同，因为这能让他们找到存在感。Van Beirendonck 的设计让他本人看起来更加光彩夺目，也更加狂野，但是他的时尚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真正的样子 —— 而对很多人来说，时尚的确否认了他们本来的样子。它否认我们的身体，否认我们的渴求，否认我们那诡异而又多样的美。Van Beirendonck 可能是当今少数几位能够彻底忠实于自我的设计师之一。「一开始，我自己设计的那些系列能让我逃离黑暗，而且我也一直试着给世界带来一抹亮色。」他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 一个黑暗的世界，但我们至少能怀有些希望。」
撰文：Thessaly La Force
摄影：Mark Peckmezian
模特：Rebel Management @ Moise,
Maxime, Brent, Ademar
以及 Jill Models @ Loic
发型：Louis Ghewy
妆容：Florence Teerlinck
制片：Mindbox
摄影助理：Willy Cuylits, Tim Coppens
发型助理：Nina Stenger
美妆助理：Gwen de Vylder
编排：Lu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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