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南麻、临朐战役打得不好，粟裕于1947年8月4日向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发电，“请求给予应得之处分”。

8月6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复电粟裕：“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

同一天，华东局也复电粟裕：“二十年革命战争中，你对党对人民贡献极大。近两个月来的战斗，虽未能如5月以前那样取得伟大胜利，却已给敌强大杀伤。近月来伤亡均较大，主观上虽可能有些缺点，但也有客观原因……自74师歼灭后，你头晕病久未痊愈，我们甚为怀念，望珍重。”

古今中外，仗未打好，主将或是撤职、或是降级、或是问罪，轻者至少也受到批评责怪，这是常例。然而，为何南麻、临朐战役未打好，粟裕引咎自责、自请处分，毛泽东和华东局没有半点责怪，反倒给予鼓励、安慰和关切呢？

华野一年的战绩摆在那，粟裕完全称得起“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解放战争爆发以来，粟裕开局便来了个开门红，并且一打就是七仗，且七战七捷。这一仗作为经典和范例被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转发给各大战略区“一体仿效办理”。

1946年10月15日，中央军委明令“战役指挥交粟”负责后，粟裕肩负起华东战场军事指挥重任，接连取得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大捷。一仗比一仗打得好，一仗比一仗打得妙。象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成了经典中的经典。

“战役指挥交粟负责”，粟裕充分发挥战役指挥之优长，很好地履行了职责，没有辜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厚望。毛泽东对华东战区特别是粟裕的军事指挥赞誉有加：“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

显然，对于这样一个傲视全军第一战绩的部队和战将，给予过多的苛责并不一定十分合适。这是基本的常理。

战略转折的困难摆在那，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致使几仗未打好。

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标志，我军从战略防御进入了战略进攻阶段。为配合刘邓的战略进攻，华野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七月分兵”。陈唐率领的三、八、十纵队和叶陶率领的一、四纵队实施外线出击。陈粟率领二、六、七、九纵队坚持在内线。以往作战，粟裕总能持重待机。但这次，刘邓跃进的严峻形势需要陈粟打一仗作战略策应，大有时不我待的局势催逼。

多种因素都需要打一仗，但打一仗的战机并未很好出现。特别是下决心打南麻战役围歼胡涟的整编11师，有待从长计议。加之当时“华野上下均存有轻敌思想"，情报不准确，战术部署失当，打援兵力严重不足，再加上连降暴雨的天气，各种主客观因素都不利于陈粟这一边。最终，在敌援兵迫近的情况下，陈粟只得收兵罢手。

帅克以为，战争历来就有胜有败。南麻临朐等战役未打好，即是战略转折初始阶段阵痛的客观反应，也是“七月分兵”后陈粟手头兵力不足没法打大仗的必然结果。总之，这几仗没打好，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全由粟裕担责，并不公平。

当前的紧急军情摆在那，毛泽东一再要求粟裕尽快赶往外线指挥。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各路敌人开始疯狂尾追和堵击。一时间，刘邓大军战略压力极大，甚至到了“很吃力”的程度。

而此时，华野兵分三处，特别是外线的五个纵队战损极大，也急需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基于此，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连电要求粟裕速到外线，统一指挥华野外线兵团作战，并尽早扭转战局、恢复士气。毛泽东在电报中称：“希望你们尽速赶至鲁西南，统一指挥西兵团各纵，配合当地地方兵团，完成中央付给我华东军的伟大任务，我相信你们必能完成此种任务”。

透过电报的字里行间，此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粟裕充满了深切的期待。

十万火急之军情，需要得力的战将去增援、去救火、去分流敌人、去打胜仗，而不是更多的责怪和埋怨。因为军情压倒一切，军情胜过一切，军情先于一切。

毛泽东的大气包容摆在那，他绝不会因手下战将一时未打好而多加责怪。

毛泽东作为统帅，在统兵带将方面无出其右。粟裕又是在井冈山时期便一直跟随他学习打仗的得意战将。他深知粟裕从北上抗日先遣队、到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再到抗日战争的敌后一线，一路战斗走来十分不易。

特别是解放战争，粟裕所在的华东战区一直承受着最大的战略压力。在这种战略压力下，粟裕出色地完成了赋予他的“战役指挥交粟负责”的任务。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以他的大气与包容，对华野的几仗没打好，对华野在战略进攻初始阶段的低谷是完全理解的。他知道，华野曾打了一年风光无限的大胜仗，处于低谷是暂时的。而带领华野走出低谷，再打胜仗、再打更大的仗，又非粟裕莫属。

对于粟裕这样不可多得的战将，毛泽东早就对他信任有加，在党的“七大”时他就预言："粟裕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在毛泽东的包容与大气之中，在毛泽东的期待与厚望之中，粟裕深感压力与责任，他与陈毅一起踏上开赴外线作战征程。

而此时，打开战略进攻转折的第一仗——沙土集战役正在等着粟裕的筹划与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