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再思考

中央集权与专制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词,古人讲,“百代皆行秦政法”,所谓秦制,其核心或者说是灵魂,就是前两者。这也被一些学者,视作是中国历史的常态,或者将大一统中央集权看作是波峰,而分裂与权力的分散,则被视作是波谷①。中国人的习惯中,提到分裂都是嗤之以鼻,提到统一则是交口称赞,好像拨云见日一般。这样一种心态,非常值得探究。

但是,话说回来了,所谓的中央集权,真的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吗?如果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其中细节,与我们的固化认知,多少存在一些差距。比方说,《三国演义》就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者罗贯中,生在大元,长在大明,他经历过“由乱到治”的社会转型,反而更能用一种平等的眼光,来评判这两种社会形态。而抛开小说演义的部分,古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说法,更能引起我们一些不同的思考。所谓专制和中央集权,真的就能包打天下吗?我们今天就来具体谈谈。

所谓中央集权,多出现在王朝的开创时期与末期,中国历史上比较长寿的汉唐明清四朝,其开国之初,都注重人力物力财力的集中,刘邦扫平异姓诸侯王,唐帝国将府兵过半数集中到关陇地区,临御天下,明初大杀功臣,也是为避免年轻皇帝继位受制于武臣,至于清王朝,在入关后不久,就迅速的吸收中原王朝的一套集权文化,逐步将八旗王公手中的权力,转移到皇帝手中,且建立了直接听命于皇帝本人的秘书机构南书房和紧接其后的军机处。其集权之盛,可见一斑。但是,同样给人启发的是,纵使开创之初敛权严重,到了王朝中期,都会慢慢的放开手中紧握的权力。汉代中后期地方精英经学世家的崛起,唐代的藩镇,明中后期的戚家军一类半独立性质的军队,乃至于清代的督抚。都是反中央集权式的现象。

举个例子,清代的督抚已不像明代那样仅作为中央都察院派往地方的监察官员,而是将行政和监察权合一,成为了说一不二的地方头面官人。乾隆时代,皇帝本人政治精英丰富,擅于运用密折制度驾驭群臣,而且此时满汉官员相互制衡的机制也很灵活,所以督抚尚且无法脱离控制,可到了清末,尤其是太平军兴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督抚集数省军政财权于一身,使得清廷只能用局部的改任来调节与其关系。比如李鸿章原在江南起家,后被调任直隶总督,至于其原辖的长江中下游,则被清流出身的张之洞和湘军将领刘坤一分掌,由此可看出清廷权力之限度。

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再思考

西太后倒也看得明白,所以着意于拉拢汉人督抚,给予其厚待,即使庚子国变让她灰头土脸,颜面扫地,她还是能通过支持张之洞等建议之新政,来回归与地方要员之间相互制衡的状态。至于后来的摄政王载沣不但看不清形势,反而继续集权于皇室,结果到最后,朝廷的陆军大臣荫昌竟然调动不了陆军一人一枪②,从此来看,中央集权机制的瓦解,可以说是一王朝覆灭的葬歌,而中央政治精英不能认清形势,一味地去回归集权,打破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平衡,最后只会导致玉石俱焚的后果。

黑格尔曾说:“历史往往会发生惊人的重复,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却是闹剧”③。这一箴言,用来代入一个王朝的兴亡史可以说是再形象不过。唐王朝之所以能顺利问鼎关陇,就是因为河南瓦岗军与河北窦建德等起义部队牵制住了隋王朝的大量主力,此时李渊在儿子怂恿下,迅速从太原南下,攻入长安,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李氏父子从隋朝诸侯混战中获利,自然会惩于隋亡之教训,拼命集权,可是到了中期,依然有藩镇出现。其实,以往的史家,仅由中央集权好的传统逻辑出发,认为藩镇是唐王朝身上的毒瘤,桀骜不驯。

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再思考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叛附不定的河朔藩镇,不但为唐廷牵制了大量的契丹与奚族武装,使得唐廷能专心应对吐蕃犯境,还庇护了大量的科场失意者,士人不必屈服于朝廷科举取士一途,而能凭借自己胸中所藏百万雄兵,在藩镇将帅帐下为一谋士,受到礼遇。忠君爱国一类的道德包袱被甩掉,也更激发了读书人之才气与血性④。所以安史之乱后唐朝藩镇之局,似不可因其截留朝廷税收(仅占少数)等行为,而忽略其正面意义。

唐代的铁血宰相李德裕对此深有体悟,他认为,藩镇的将帅不足为虑,因为其合法性的确定,必须通过朝廷授予的节钺,而朝廷正可以借此机会,来同其进行政治条件的交换,比如征调其军队作战等,这比直接花钱镇压要划算百倍⑤。而具备一定政治理性的藩镇将领,正可以为朝廷来驾驭唯利是图的牙兵牙将(中下级军官),风险由他来担,只要不威胁朝廷的经济命脉,不公开反叛,唐廷给予其权力认可,并非难事。

因此我们能看到,长安朝廷与藩镇之间的互相承认,不但让二者各得其所,还使得危机四伏的唐王朝得以续命百年。而当黄巢的叛军劫掠江南,又攻入长安后,这种平衡便被打破,军阀混战也随之降临。在接下来的巨变中,中央的文官和宦官被尽数杀死,而曾被唐廷宽容的河朔雇佣军,也被朱温的部队缴了械,引颈受戮。所以鄙人在之前的书评中提到中晚唐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共生关系”,目前来看,是在不断得到检验的⑥。

写到这里,我们不妨来总结一下,笔者对于中央集权体制的效率等方面优势,并无否定之意,鄙人之反对者,乃是将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一概处理为集权和专制的固定词汇⑦,我认为,与其说中央集权是古代王朝的统治常态,不如说是集权与分权交替进行的弹性状态。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奈何专用儒生,这句话如果从反面来考虑,我们亦可以察觉到汉代儒法并施的特色。而所谓的儒法之争,实际上也是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分配问题。盐铁会议上,地方来的贤良方正(也就是儒生)极力批评朝廷盐铁酒类官营之弊,这实际上就是反中央集权的表现⑧。但你能说这种反集权行为不对吗?官员掌握盐铁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买卖,任意抬高其价格,使得黔首生活成本不断增加,其中之弊,可见一斑了。

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再思考

参考文献:

①阎步克《波峰与波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十二章部分

②祝勇《辛亥年》 北京:三联书店,第四章

③黑格尔《历史哲学》 九州出版社

④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详见于本书第二章相关部分

⑤当然,这仅限于远离中央财赋重地的河朔地带,假如淮西也有二心,那只会迎来王师的征讨。因为他们所盘踞的地方,靠近唐王朝的大动脉漕河。

⑥详见笔者为《长安与河北之间》一书所写之书评

⑦钱穆先生曾反复言及,中国历史不可以专制黑暗一言蔽之,详见作者《中国史学名著》等书

⑧详见陈桐生译注《盐铁论》 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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