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鹿1

並非古代的人不懂得錢財的好處，中國自戰國時代直至近代，中國始終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是立國之本，農業和人口稅收是國家經濟的主要來源，是和我國古代的生產力水平息息相關的。中國近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的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所謂“男耕女織”，就是如此。（李悝劇照，重農抑商的代表人物）

中國古代絕大部分統治時期的都是重農抑商。國家把人民分為四類：士、農、工、商，商人排在最末尾，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最低，有錢也不能穿綾羅綢緞，賦稅也比較重，漢朝中後期以及後世的王朝都有類似的規定，對商人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

為何中國古代要“重農抑商”？

一、國家財政主要依賴土地稅收和對農民的盤剝。

古代社會由於農業科技發展緩慢，農業產出很少。譬如，古代一畝小麥（或者其他主要農作物）產出一般維持在200斤之間，播種與產出比是10倍，和現在農作物動輒一畝1000-1500斤的產量有天壤之別。當時因農業不發達，也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從事農業勞動。這樣的糧食產量還要靠天吃飯，糧食對於古代王朝來說是國家的根本。

國家財政依靠收農業稅和人口稅來維持，農業至關重要。

二、農業關係到國家的穩定。

由於古代農業產量低，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從事農業活動。如果國家遇到自然災害或者惡劣的氣候現象，會導致農業減產或者絕產，國家如果不救濟，老百姓的流動就會產生動亂或者農民起義。中國很多王朝大都毀滅於農民起義中，農民起義最大的根源就是百姓沒飯吃，沒法生存，不如拼死一搏。

因此中國絕大多數王朝都倡導“重農抑商”，鼓勵農業，抑制商業活動，這是國家的根本。

三、商業活動獲利大與農業爭奪從業人口。

古代商業活動的利潤是要高於農業的，如果商業發達，必然導致從事農業人口跳槽到商業之中去。農業從業人口流失如果規模不大還沒有問題，如果超出一定的規模，自然導致農業產出和國家稅收的減少，直接危害一個國家的糧食安全和國家的稅收，孰重孰輕一目瞭然。因此各個王朝都推行“重農抑商”政策，穩定國家的根本。

中國古代歷史中夏、商的交替中，糧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夏王朝的糧食供給主要是商通過商業供給的，結果導致夏朝人很多不從事農業，因為他們可以從商得到便宜的糧食，比自己種還好。等商決定對夏朝準備打擊時，斷絕糧食供給，夏王朝的潰敗則就不言而喻了。

四、商業活動發展的弊端。

如果中國古代王朝注重商業活動，商業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導致經濟的兩極分化，社會財富高度集中，必然摧毀王朝的根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導致社會的動盪甚至王朝的覆滅。（清朝的商業活動圖）

農業是古代國家的根本，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深知這一點，都採取“重農抑商”政策，但採取的形勢卻各不相同。

秦漢到隋唐時期，統治者主張“重農抑商”、“崇本抑末”；宋元時期則是王朝採取“專賣”制度，從國家宏觀層面控制商業活動，譬如，宋高宗趙構給岳飛的軍費是一些“國家專賣”性質的憑證，岳飛軍中有專門的“回易官”，專門從事專賣行業，獲得利潤，充當軍費。明時期，海外貿易對農業造成很大的衝擊，為了穩固王朝統治大都採取“海禁政策”，經濟實在撐不住了，就開放一段時間，然後再“海禁”。清朝時期直接“海禁”，只保留廣州一口通商，直至鴉片戰爭打開清王朝的國門。

重農抑商政策，也使得土地成為香餑餑，到每個大的王朝（唐、宋、元、明、清）的中後期都會出現大規模的土地兼併現象，接著就是王朝衰落，農民起義不斷，王朝滅亡，這個套路在中國歷史上頻繁上演。

國以民為本，民意食為天。

穿越再現彼岸

為什麼古代要抑商扶農，難道不知錢的好嗎？

一，要從人類的發展史上看的問題 ，最早人類 捕獵，打魚 為生存的基礎，隨著人類發展人群越來越多，食物鏈就產生了供給困難，為了更好的適應人類發展，人類就是探索其他食物的替補，為農耕文化開啟了人類發展篇章，看古代任何昌盛的王朝 ，他一定掌握了當時先進的農耕文明。

二，社會發展的定律，它一定是以農業文化為基礎，工業發展的前提，它必定是糧食供給充足 ，古時候糧食產量嚴重不足，無法供給大量人群的食用，在當時社會的發展需要一定是扶持農業，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 ，中元王朝的更替，都圍繞著糧食。

三，抑商，還是為圍繞著糧食產量不足，需要大量的人力去開墾土地，就要限制人的流動量，商人是流動最活躍的 ，再加上古代信息不發達，交通又不方便，商人的本質就是低買高賣，社會就會更不穩定，經商的人多了又不生產，那糧食產量更不足，所以必須抑商。

四，不要疑惑古人的智慧，不要以現在的眼光看待古代的問題，要以古代，條件，時間，現實，與人類科技發展的進化去看待問題，無不反應 抑商扶農是當時正確的人類社會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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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例子你就明白了：

因為古代經濟基礎是小農經濟，政治制度是君主專制，文化上是儒家文化。

再來看商人的本質，商人自身不種地，不參與勞動，低價買入再高價賣出，憑空賺取收益。

其次商人流動性大，為了利潤需要不斷去移動，將一個地方常見的東西運送動能賺取差價的地方。

所以經濟上商人對封建社會來說是一種不安定因素，政府並不能從他們身上佔到什麼便宜，如果你說收稅，商人流動性那麼大，古代又沒有什麼實名制聯網之類的，連人都找不到。

如果大家都眼紅商人賺錢輕鬆去跟風經商，地誰來種，政府找誰收稅，也更不利於政府管理。

這就是經濟上的原因。

再說政治上的，君主專制就是坐擁天下土地和百姓，百姓耕種，君主收稅，都去經商了勢必會造成對管理的衝擊。商業講究平等，公平交換，容易滋生人人平等的意識，而封建專制就是等級壓迫，商業容易造成君主專制權威性的降低。

最後說文化上，商人的最終信仰就是唯利是圖，追求財富，有了財富之後揮霍享受人生，這是商業的本質。

而儒家文化講的是忠君愛國，三綱五常，商業所產生的意識形態對儒家文化也是毀滅性的打擊。

所以無論從各個角度來說，封建君主社會都會重農抑商的。

歷史旅人

漢武帝重農抑商，想要阻止土地兼併，但土地兼併非但沒被治住，反而更嚴重了。西漢倒數第二任皇帝，也就是漢成帝在位的時候，有一位名叫陳湯的大臣向皇帝上書，說現在關東地區有錢人越來越多了，他們都大量兼併土地，還驅使老百姓為他們幹活。你看，重農抑商反而加劇了土地兼併，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背後的原因其實也很簡單，豪強們經營工商業遇上了障礙，他們也就開始找別的財路。當時的土地稅比商業稅要低得多，投資土地的風險也遠遠小於投資工商業。司馬遷就曾經用八個字來形容當時的豪強，叫“以末致財，以本守之”。“末”就是工商業，“本”就是農業，這八個字的意思是，靠工商業賺錢，再用這錢來投資土地。

豪強們把農民的土地買過來，改建成莊園，還會在莊園裡因地制宜，發展多種生產。西漢末年在南陽郡有一個叫樊重的豪強，是當時數得上的大莊園主。樊重還有一個身份，他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外祖父。史書上說，樊重的莊園佔地三百多頃，裡面修建了完善的水利設施，種植的農作物包括糧食、水果、桑樹，還挖了魚塘養魚，甚至還有草場，用來放牧牛羊，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農民把地賣給了豪強，很多就變成了豪強的勞動力。你可能會覺得，這些農民成天被豪強剝削，應該會成為起義的主力吧？歷史學家漆俠根據《漢書》中的記載，把兩漢時期的農民起義全部整理了出來，結果發現，漢代的豪強主要分佈在長安、洛陽附近地區，但這一地區很少發生農民起義。因為農民依附豪強，總歸有口飯吃。而且這一地區的商業雖然受到了打擊，但仍比邊遠地區要發達。不少農民還可以發展一點副業，或者乾脆去城裡找點活幹，不會活不下去。反倒是很少有豪強活動的河北北部、山東東部以及安徽、湖北等地，成為農民起義的主要策源地。這又是為什麼呢？

這背後的學問可就大了。農民把地賣給豪強以後，並不是全都賣身給了豪強。還有的不願意聽人使喚，就移民到更偏遠的地方去，開墾新的土地。在漢代，河北、山東以及長江以南的廣闊土地，都還有很多沒有開墾，這就成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著名歷史學家勞幹曾經根據《漢書》和《後漢書》裡的人口數據指出，漢代人口變化最明顯的地區是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

這一地區的人口在西漢末年只佔全國人口的2%左右，到了東漢中期，這一地區的人口已經佔到了全國人口的15%。這主要是移民帶來的成果。需要注意的是，當時中國南方很可能還有大批移民沒有統計進來，因為這些人為了躲避政府的稅收和勞役，一頭躲進了深山老林，也就不會出現在政府的戶口簿上了。

大規模的移民帶來一個問題，新移民地區的農田水利設施質量很差，抗風險能力很弱。商業又不發達，農民發展不了什麼副業，只能種田。一旦遇上天災，糧食歉收，農民就有可能活不下去。而且這些地方天高皇帝遠，地方官更容易胡作非為，農民會受到更多的壓迫。有一句俗話叫“窮山惡水出刁民”，雖然帶有地域歧視的色彩，背後其實也有一定道理：一個地區的人民如果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確實更容易選擇反抗。

在移民的過程中，還出現了一個現象，那就是移民們選出了自己的領袖。你想，移民到一個新的地方，要面臨多少問題。光是購買農具，開墾土地，就需要一大筆錢。一般的農戶出不起這筆錢，這時就需要發揮集體的力量，幾戶人家組織起來，這樣才能生活下去。俗話說：“鳥無頭不飛”，在組織的過程中，就自然會產生領袖。

《三國志》經常出現一個詞叫“宗帥”，宗族的宗，元帥的帥。在漢獻帝建安三年，還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淮南地區的軍閥袁術想要討伐佔據江東的孫策，就偷偷聯絡了孫策地盤上一個名叫祖郎的人，約他一起出兵。這個祖郎就是丹陽地區的宗帥，丹陽就是今天的安徽宣城地區。你看，宗帥的力量之大，已經引起了軍閥的重視。那宗帥到底是什麼人呢？其實就是移民們的領袖。

總之，在新移民地區，生產設施比較差，地方官容易胡作非為，老百姓還擁有自己的領袖，爆發一場農民起義所需要的主客觀條件都具備了。一旦遇上天災，這些地區就可能出亂子。前面提到，漢代的農民起義集中分佈在今天的河北、山東、安徽、湖北等地，這些地區剛好是前面提到的移民目的地。可見，發動起義的主要就是這些移民。

在西漢末年，爆發了著名的“綠林、赤眉起義”，這其實是兩場起義的合稱。綠林起義發生在湖北地區，起義軍佔領了綠林山，所以被稱為“綠林軍”。後世就把佔山為王的英雄豪傑稱為“綠林好漢”。綠林起義的起因是當時發生了饑荒，當地有兩個姓王的兄弟，老大叫王匡，老二叫王鳳。兩兄弟在當地本來就很有威望，經常為人調解矛盾，於是被推為領袖。你看，無論是地點、起因，還是領袖，這場起義完全符合前面說的幾個特徵。

我們再來看赤眉起義。赤眉起義發生在山東沿海地區，起義軍把眉毛塗成紅色，所以被稱為“赤眉軍”。赤眉起義的起因也是饑荒，當時山東地區發生了連年的乾旱和蝗災，老百姓連草根樹皮都吃不上了，只有揭竿而起。赤眉起義的領袖叫樊崇，史書上記載他平時喜歡打抱不平，窮苦百姓都很擁護他。你看，赤眉起義和前面說的幾個特徵也是吻合的。

其實，不只是漢代，後世很多農民起義也符合這些特徵。唐朝末年的黃巢起義，起因是旱災和饑荒，爆發地點是山東地區，起義軍領袖黃巢是一個鹽商的兒子，在當地百姓中很有威望。清朝的太平天國運動，起因是連年的自然災害，爆發地點是偏遠的廣西地區，領導起義的洪秀全、馮雲山等人在當地傳播拜上帝教，吸引了大批民眾。你看，農民起義的劇本，是不是都差不多？

重農抑商加劇土地兼併，土地兼併引發大規模移民。新移民地區抗風險能力很弱，官員又容易胡作非為，一旦遇上天災，就可能爆發起義。

高廣銀

中國重農抑商的國策從秦朝時就確立了，而確立重農抑商國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重農”十分好理解，畢竟沒有人種地，國家就沒有糧食吃。那為為什麼要“抑商”呢？原因就是為了“重農”跟“重戰”。如果一個國家的商業過於發達，那麼百姓就會都去搞商業，農民和士兵就沒有人願意去幹。如果一個國家商業氛圍過濃，那麼百姓就會不聽朝廷號令，商業寡頭就會跟國家爭權奪利。

上面這段話翻譯成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世上最苦的工作是當農民，最危險的工作是當士兵。要讓百姓去做最苦的工作，幹最危險的事，國家就要講求策略。人的本性是這樣的，活著就要追求利益，死了則考慮身後名聲。人民的名利從何而來，國家必須要好好思考。利益從種地而來，那麼百姓爭當農民；名譽從戰功而來，那麼百姓人人都是敢死之士。

秦國變法後，以“農戰”為中心，全國圍繞著農耕與戰爭轉，為此專門頒佈了《墾草令》、《農耕爵》、《軍功爵》等法律。俗說話“懲惡才能揚善”，為了確保人民人人都志心於農耕和作戰，就需要打壓五類社會蛀蟲。一方面提高農民、士兵的社會地位和待遇，另一方面打擊以商人為主的蛀蟲，雙管齊下自然能更好的推行農戰國策。

上面一段話翻譯今天的話來說：使用儒家的空談遊說之士，那麼民眾就會四處遊蕩輕視君主。重用那些隱逸之士，那麼民眾就會疏遠君主並且誹謗君主；重用勇士俠客，民眾就會爭強好勝不守法。手工業者被任用，那麼民眾就輕浮好動而喜歡遷移。有錢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贏利，那麼民眾就會依靠他們而議論君主。如果這五種人被國家選用，那田地就會荒蕪而軍隊的戰鬥力會削弱。

由此可見古代為了保證百姓專心於農業和軍爭，就必須打壓商人，否則百姓就不會去幹最辛苦的事（務農），做最危險的工作（打仗）。那麼重農與重商可否同時發展了，商鞅給出了明確的答案，不能！

上面的話翻譯成今天的話來講就是：重農則不能重商，重商那麼農業必定不興旺。農業艱辛，從事農業的的人多，買糧食的人少，那麼農農就會吃虧，商人就會賺農民的血汗錢，長此以往國家必定窮弱至滅亡。國內發展商業一成，那麼農業就會削弱十二成；國內發展十二成農業，那麼可以從國外賺一成商業回來。如果一個國家喜歡發展商業，那麼商業、農業兩敗，國家窮弱至亡。如果一個國家喜歡發展農業，那麼國內商業、農業兩興，國家必定強大。

韓非子更是直接尖銳的指出：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也就是說：國家富靠農民，國家強靠士兵，但是國君平時看重儒生，冷待農戰之士，豢養門客俠士。如此作法，想將國家治理得強大是不可能的。國家太平時厚待儒士俠客，國家有難時派農民、士兵上陣，平時獲得利益的人在戰時沒用處，戰時上陣的卻在平時卻沒有獲得利益。

古代由於受條件限止，只能重農重戰，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抑商，否則國家必定削弱至亡。兩宋兵魂銷盡國魄空是最好的例子，宋朝的商業、儒學是最發達的，但是對外戰爭是最差勁的。

大秦鐵鷹劍士

古代實行重農抑商政策主要原因是：

一，生產力水平決定的

古代生產力水平低，人要生存首先要解決吃的問題，"人以食為天”，因此，農業受到社會的特別重視，而商業是商人靠從買賣中獲利的一個行業，它不是產業，不創造物質財富，所以，商不如農被社會重視也是必然的，從春秋時期對社會階層的排序就是士丶農丶工丶商。

二，中國國情決定的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農業是最重要的自然經濟部門，吃的問題能不能解決，關係到社會是否穩定，農業的好壞直接關係到朝代的興衰。因此，歷朝對農業特別重視。從戰國時期的"獎耕戰，抑商賈”開始，一直到清朝一直如此。

三，重農抑商思想在封建社會根深蒂固

“農為國本”，“農本商未”是封建社會統治者的一貫認識。"重農抑商”是封建統治者一貫執行的政策，這種思想己經根深於統治者和國民的思想中，封建社會中在農民中流傳的"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就是生動的寫照。話又說回來，這種"重農抑商”的政策在開始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但後來也阻礙了封建經濟的發展。

本昌談歷史

中國古代為什麼要扶農抑商？

“扶農抑商”、“重農抑商”，這是中國古代自商鞅變法以後，奉行了2000多年的政策！一個政策之所以奉行了2000多年，自有它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裡不揣淺陋，從“扶農”和“抑商”兩個方面分開來剖析之：

第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扶農”？歸根到底就是“糧食安全必須控制在自己手裡”！

1、 民以食為天，吃飽飯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生理需求是最低需求，生理需求無非就是呼吸一口新鮮空氣、享受一下充足的陽光、喝一口乾淨的水，外加填飽肚子。

但是縱觀中國幾千年歷史，基層民眾這種最低的生理需求也經常得不到滿足。絕大多數農民起義，也是因為活不下去了，老實巴交的農民才鋌而走險。

當城頭的大王旗一次次地變換以後，稍微有點腦子的統治者都會意識到讓老百姓吃飽飯的重要性，這是歷代統治者“扶農”的最基礎出發點。

造成老百姓餓肚子的原因主要包括：人口流失導致土地荒蕪、戰亂讓農民流離失所、賦稅過重導致糧食不足、生產力低下導致產能不足……

統治者要解決這些問題，必然會出臺一些“扶農”的措施，比如：免賦稅幾年……漢初直接實行“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與民休養生息……一些科學家還不斷通過創造發明來提高生產力水平，增加農業產量。

有些朝代在戰亂之後，針對人口凋零、土地荒蕪的實際，出臺政策鼓勵生育，規定女孩必須及時出嫁，超過一定歲數不出嫁的，由官府強行婚配。

正是因為吃飽飯是人的最低生理需求，所以迫使歷代統治者出臺“扶農”政策，即使今天，也不例外。國家的18億畝耕地紅線、每年一號文件必然是農業文件就是這個道理。

2、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糧食是頻繁戰爭的基本保障。

在古代，戰爭太頻繁了，亂世就不用說了，即使是治世甚至盛世都經常性地爆發戰爭。文景之治時有七國之亂，貞觀之治時徵突厥、徵高句麗、徵薛延陀等，開元天寶盛世時徵契丹、突厥、西域、甚至還有安史之亂，康乾盛世時平三藩、徵臺灣、徵準葛爾、徵青海、徵大小金川等等。頻繁的戰爭，對糧草的需求非常大，糧草甚至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比如官渡之戰、諸葛亮北伐之戰等，都是糧草決定戰爭成敗。

戰爭頻繁並不完全是統治者想打的，有些是被動應戰，比如各種大大小小的叛亂或起義。要應付戰爭，必須貯備糧草。古時候因為交通不便利，很難從境外購置糧草。再說即使購置進來，長途運輸，安全也是問題。這就需要統治者平時就要居安思危，重農、扶農！通過發展農業，在各地戰略貯備點貯備糧食，以備不時的戰爭之需！

3、 不可控的天災需要足夠的糧食貯備。

古代的天災比較多，非常難以防範。象旱災、水災、蝗災、瘟疫等，一旦發生，往往會產生一大批災民。這些災民流離失所，如果不妥善安置，又會激起民變。安置災民，需要住所，更需要糧食。

糧食從哪裡來？一是官府貯備，二是從富戶那裡購買！富戶的餘糧也是平時貯備的。所以加大力度“扶農”，就能多貯備一些糧食。手裡有糧、心裡不慌！皇帝就是這麼想的。

4、 用土地的不可流動性解決流民問題。

歷代統治者，最害怕的就是民眾生變，而民眾生變大多數是流民引起的。明末李自成之所以一呼百應，就是因為大量的流民聚焦。所以控制好流民，就能控制住動亂的苗頭，做到防範於未然。

而控制流民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流民與土地捆綁在一起。出臺“扶農”政策，鼓勵流民安居樂業，是統治者樂見的事情。如果鼓勵不行，就會用法律強制，商鞅變法就是這個出發點。從秦孝公開始到秦始皇統一六國，秦國很少發生平民暴動，甚至連私鬥都沒有，商鞅的“獎耕戰”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中國2000多年封建社會“百代皆行秦法”的根本原因。

通過以上粗淺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基本結論：對中國的任何統治者來說，糧食安全就是政權安全，糧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而“糧食安全必須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裡”，所以，中國這個國情決定，必須“扶農”！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要“抑商”？我們要明白，“抑商”不僅僅和“扶農”有關聯，“抑商”還與統治根基有關：

1、 防止商業與“國家”爭利！

古代的商品不像現在這麼豐富，像衣服、鞋帽這些小商品的利潤並不高。真正高利潤的是資源類商品，比如食鹽、銅鐵等金屬製品，還有一些緊俏商品如酒、茶、瓷器、絲綢等。

古代統治者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上產出的資源類商品和緊俏商品，理應歸統治者所有，說好聽點，歸國家所有！雖然商人經營這些商品可以課以重稅，但還是不如國家直接經營為好……

所以從管仲開始，鹽、鐵就實行國家專營，後來發展到鹽、鐵、銅、金、銀、錫、硫磺、明礬、煙、酒、茶、絲綢、瓷器等都國家專營。國家專營以後，暴利就源源不斷流入統治者腰包，或者流入國庫。

統治者“抑商”首先要抑制與統治者爭利的商業，抑制的結果是資源商品與緊俏商品國家壟斷經營，而管理這些商品經營的政府官員如鹽運使等，就成了“肥缺”！

2、 防止商業與農業爭奪人力資源！

“重農”、“扶農”是每一朝代的基本國策！由於古代生產力低下，不能實行機械化耕作，農業需要大量的人力用最原始的方法犁耕火種。

但農業又是附加值極低的行業，而商業是附加值高的行業！如果商業太繁榮，必然會吸引大量人力從事商業活動，這樣就不可避免地與農業爭奪人力資源。當大量勞動力從事商業活動時，又危害到封建社會的基本國策，商業被打壓也就順理成章了！

3、 防止商業衝擊封建等級秩序。

封建社會的等級秩序是，除了皇帝代表的貴族以外，就是士、農、工、商！士的地位最高、農第二、商地位最差。

之所以人為地把人分為三六九等，是因為“士”是皇帝統治國家、治理國家的中堅力量，而“士”的來源有兩個：一是戰功，二是科舉！而科舉考試古代又叫“恩科”，是皇帝通過考試的方式選拔人才協助自己治理國家，而能中進士，又需要皇帝點頭同意，併發皇榜公佈的，所以叫“恩科”。

古代統治者通過科舉既選拔了人才，同時，通過確定“士農工商”等級，營造一種“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富”的成名與致富通道，通俗地講，就是“升官發財”，只有“升官”了才能“發財”！

如果不打壓商業，那麼普通人通過貿易就能發財，誰還十年寒窗苦讀啊？不升官就能發財，誰還記得你皇帝的恩典啊？或者說：皇帝的恩典誰還在乎啊？

所以，對商業這種破壞封建等級秩序、挑戰皇帝恩典的行為，能不打壓嗎？

4、 防止商業成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助力。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錢多了也善舞！統治者是非常忌憚有錢而不本分的人。

商人的兩大特點讓統治者非常忌憚：一是有錢，二是流動性！有錢你用於置地、蓋屋、娶小妾都沒關係，怕的是你去買裝備，資助敵對勢力！

流動做生意不可怕，怕的是你流動串聯，結黨謀事。

所以，統治者殫精竭慮地要“抑商”，就是怕商人和他的財富被敵對勢力利用。

5、 防止商業助長奢糜之風。

勤儉持家、驕奢敗國！每個朝代的開國之君都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文景也好，唐太宗也好，都知道勤儉治國。那些有作為的中興之主也懂這個道理，像秦孝公、雍正等，也能做到勤儉治國。

與勤儉對應的就是奢糜之風！商人財富的快速積累，必然會帶來奢糜之風的盛行。而奢糜往往是衰敗或亡國的徵兆！有作為的君主必然防範這一點，打擊商人，壓制商業，可以抑制奢糜之風，營造溫良恭儉讓的純樸氛圍！

而永褒艱苦奮鬥才是國運長久的根本保證！即使今天商業高度發達，也不能忘記這一點！

綜上，“扶農”和“抑商”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兩個問題！以上淺見，未必能窺斑知豹，歡迎拍磚指正！

一葉碧雲

首先聲明一點:中國古代並不是一開始就抑商扶農的，只是到了商鞅變法後 才有這種現象，把社會的主要經濟結構給與固化了，就是農，工，商，虞，虞是騶虞，就是養牲口，打獵等等，可以理解為現在的畜牧業，以前這些行業都是平等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這應該從國家層面來解釋，學識淺薄，只能點到為止。

中國人的內在是儒家精神，而儒家精神骨頭裡是看不起商賈的，認為商賈是一個剝削者，是賺取農工虞的利潤而不勞而獲，所以儒家提倡社會架構就兩種:君子和小人。而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況且民以食為天，你一個商賈竟然與天爭利，自然就會被這個社會所不齒！

順便說一下，商賈這個詞是兩種狀態，走商坐賈，沿街叫賣的是商，有固定場所的稱賈

並不是過去人民不想逐利，而是在社會輿論和國家法律上，是不允許的

為什麼國家會有這樣的禁令呢，因為這嚴重威脅了國家的穩定

戰國時的四大公子，各養門客千人，極盡奢靡，奪王權而自用，這其中要大量的財物來支撐，其主要來源就是就是商賈所提供的，為了維持這種奢侈，商賈們又極盡搜刮人民的利益，以為權貴和自己所享受，這樣的惡性循環，導致民不聊生，又由於各個國家的資源有限，於是便覬覦別國的利益，導致戰爭頻仍！

還有就是，當官商相結合，就滋生出腐敗，商賈以財求權，官員以權易財，是官員喪失廉恥心，這更加重了社會的不穩定性

基於這些嚴重的後果，當漢高祖承大統後，就嚴重打壓商賈，並頒發詔書，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而王夫之則感嘆“生民者農，戕民者賈”而對於執政者則發出這樣的警告“人主移於賈而國本凋，士大夫移於賈而廉恥喪”

時間溫柔如初靜謐如月

事實上，重農抑商是從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開始的，商鞅變法之前並無重農抑商之說，比如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文字記載的朝代--商朝，就是中國古代社會商業最繁榮的王朝之一，商人之所以叫商人，就是因為商朝，商人之所以是商人，就是因為商業。

要想了解古代為什麼要重農抑商？就得從商鞅變法開始瞭解。

商鞅變法的很多內容影響了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社會，比如郡縣制，比如軍功爵位制，再比如重農抑商，商鞅變法的目的是讓秦國變成強國，強國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武力強，二是經濟好。

而抑商重農就屬於經濟方面的改革，秦國的強大成在商鞅，其實也敗在商鞅，商鞅的變法對於秦國成為強國有著莫大直接而粗暴的作用，同時也有大量的副作用，比如說重農抑商。

商鞅所謂重農抑商的做法就是鼓勵農民開荒種地，生產糧食，獎勵耕地和織布，可以免除農民的賦稅，而對商人徵收重稅，大力打壓。

目的很簡單，就是要大力生產糧食和衣物，因為：民以食為天，民以衣為地。

軍功爵位制極大的激發了秦軍打仗的積極性，這是軟實力；獎勵耕地和織布極大的保證了戰爭的後勤供應，這是硬實力；打仗要消耗大量的糧食和衣物，沒有糧食和衣食就不能進行戰爭，商鞅就靠這把秦國打造成一部殘酷的戰爭機器，甚至所有變法內容都是圍繞著如何把秦國這部戰爭機器延續下去。

在商鞅那個時代，生產力極度低下，為了讓農民能夠安心種地，商鞅規定了百姓不能隨意遷移，為了讓農民除了種地不幹別的，商鞅大力打擊商人，為了農民增收糧食產量，商鞅規定百姓成家後必須分家，以家庭為單位徵收糧食。

在商鞅那個時代，整個社會階層只有四個階層，分別是：士、農、工、商，商人是排在社會低層的，士是統治階層，包括各類諸侯王、卿大夫、士，農就是農民，工是小手工業者，比如鐵匠，工匠，商就是商人。

四個階層中，商人是不產生任何價值的，商人也是不生產任何產品的，他們只是利用產品的差價而賺取大量的金錢，相對於農民來說，商人所從事的工作要輕鬆得多，如果政府不人為控制和打壓商業的話，那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農業生產就沒有人來幹，沒人種地和織布，就不會有糧食和衣物供應，戰爭就無法進行。

這也是古代之所以抑商重農的主要原因。

在中國古代數千年封建社會中，大多都繼承了商鞅變法中關於重農抑商的思想，古代生產力極其低下，任何商品都是極度短缺的，尤其是糧食和衣物，在以物易物的年代，錢的作用是遠遠不如實物重要。

錢只有在流通才能產生價值，錢（貨幣）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實物價值，充當以物易物的媒介，但是在政府重農抑商的大環境下，錢的流通是不容易的，或者是錢的流通是受壓的。

錢一旦受到打壓，就比較難流通，沒有流通就買不到實物，甚至大多數時候，尤其是糧食短缺的時候，有錢也買不到糧食，因為糧食是生產出來的，而且受到天災、人禍的影響，產量極其不穩定，而錢的生產是不會受到影響的，只要有金屬就能生產。

學過經濟學就會知道，物以稀為貴，如果把錢購買糧食當成一種交易，就能發現，糧食產量會時高時低，而且還會顆粒無收，但錢不會，錢永遠都比生產糧食穩定，而且也不會短缺，這樣的話，糧食就會以稀少而珍貴，反之，錢的價值甚至不如實物。

說的簡單點，意思就是有錢也難買到糧食。

錢是個好東西，但在生產力極其低下的古代，有錢也不一定能買到東西，必須得強制一部分從事生產，生產出各種東西和實物，等到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生產物資極其豐富之後，錢的作用就成幾何級數的增加，不過那已經是重農不抑商的社會了，比如說唐朝和宋朝。

一國之君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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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古代要抑商扶農？做這個決定的人是誰？當然是皇帝，古代是封建社會，是君主專制制度，既然皇帝他做了樣的決定，你覺得是為了維護誰的利益？

“抑商扶農”誰受益

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去考慮這個問題，“抑商扶農”是對皇帝有益處的決定，也就是說商人多了，對皇帝是有害的。

皇帝最在乎的是什麼呢？是他的皇位，統治的穩定性。如果有一個機會能讓國家發展進步，但是風險很大，可能會造成統治的不穩定，你是皇帝你會嘗試嗎？當然不會，好好的做皇帝不好嗎？這就“抑商扶農”的最根本原因。

分析古代“抑商扶農”的問題，一定要從皇權角度出發，而不能從民生角度出發。或許其他方面的原因也有，但是最終還是皇帝從自己的統治去考慮的。

“抑商扶農”解決不了溫飽

據我瞭解，有一種說法很主流，那就是古代生產力跟不上，所以為了保證食物供給，這才開始了“抑商扶農”。

“抑商扶農”從很早就開始了，商人的稱為也在商朝的時候就有了。而從早期到後來的大清朝，這幾千年年間，幾乎所有的盛世，都是“飢餓的盛世”，就目前來看，遠的盛世大唐時期，人們是吃不飽的，近的盛世，文景之治，當時也是吃不飽的，一天兩頓飯。到了明朝的時候一天三頓飯，到了清朝的時候，康乾盛世，還是吃不飽。那麼“抑商扶農”的意義何在呢？根本還是保證不了人們的吃飯問題，可以這麼說，和今天的盛世相比，古代的所謂盛世都是“苦難”的，只不過相對於“易子相食”、“人相食”來說，是“盛世”罷了。

既然“抑商扶農”也不能解決溫飽，為啥朝廷還是不願意試試發展商業，然後發展經濟，或許可以曲線解決溫飽問題呢？

為啥要“抑商”

在之前我也說了，這是一個發展的機會，但是也有很大的隱患。那就是商人的流動性和小農經濟的農民們大不相同。

商人屬於南貨北賣，賺取差價，他們負責的是流通，而不是生產。這樣的人有一個對於皇帝統治來說最不好的特性，那就是極大的流動性。

商人從A出發，帶貨去B賣，在B買了新的貨物，又去C地發展賺錢，這樣一來，就有更多的人放棄耕種去經商，流通起來的不僅僅是商人，還有大量的信息，讓這些足不出戶的小農們不再為了朝廷去耕作，地主也不好剝削了，他們四處行走，瞭解了天下的情形，原來這世界是這樣的，有那麼多人苦苦的幹活，卻食不果腹，有那麼多的皇族啥也不幹，卻作威作福。

原來地主蒐集的糧食在外面能賣那麼多錢，卻只給我們那麼一點口糧。這樣的見識和傳播，是皇帝最擔心的，這才是動搖統治的根本所在，而不是口糧，口糧根本也沒有因為“抑商扶農”而真正解決過。

這樣的信息流通，會導致古代封建統治者“愚民”的政策失去效果，他們的統治會受到挑戰。例如朱元璋，當年就是行乞了三年，對這個世界有了新的認識，對當時的國情有了切身處地的瞭解，這才有了更來成為帝王的可能。

“扶農”扶誰？

其實所謂的“抑商扶農”是真的扶持農業嗎？當然不是了，我給大家舉個例子，比如，一位農民，他靠自己的努力賺錢，不斷的買地，最後他擁有了幾千畝地，成為了農場主，一個大型的新興農民，他的糧食產量即使比原來高，會受到皇帝朝廷的扶持嗎？

當然不會了，因為這樣一來，和商業又掛上了鉤子，他多餘的糧食就會拿去賣掉，成為富人，走出底層，提升社會地位，底層人手裡有餘糧，這不是皇帝希望看到的，皇帝最希望的是那些人有糧食吃，但是不能有糧食賣，如果你有多餘的糧食要出去賣，還是會受到打壓，此時的農業，就不會受到扶持了。

皇帝之所以“抑商扶農”，因為不“扶農”，那農民就都餓死了，這些老實的農民，一輩子的活動範圍超不過三里地。只要有口飯吃，餓不死，他們就心甘情願的幹活，他們哪裡知道，他們創造的價值都成為了皇帝桌前的美味了。

“抑商扶農”的本質

西方沒有出現“抑商扶農”的情況為什麼？有人說是沿海經濟，我不認同，咱們中國也有很長的海岸線，為什麼要海禁而不發展商業呢？

也可以沿海發展商業，內地“抑商扶農”保證糧食供給啊。所以朝廷不是不知道錢好所以“抑商扶農”，而是因為這樣的話會影響統治穩定。

“抑商扶農”不是為了錢糧，而是為了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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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古代 歷史 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