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皇權衰弱，宦官作亂，外戚生事，而地方割據勢力也在平定“黃巾之禍”後得到了極大的膨脹。一箇舊時代，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大轉折關頭。
正是在這樣混亂而複雜的時勢背景之下，漢末第一梟雄—董卓，挾帶著他背後的西涼武人集團，似颶風般應運登場了。他和他的部下，在歷史的大舞臺上，演出了一幕幕鐵與火、血與矛的大劇，令人看得眼花繚亂。而且，他們當時的所作所為，確實是很深刻地影響了整個歷史的未來走向。
一般而言，史學界對董卓的評價大多傾向於負面。陳壽在《三國志》裡就是這樣貶斥董卓的：“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以來，殆未之有也。”裴松之也稱：“董卓自竊權柄，至於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週，而禍崇山嶽，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實豺狼之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為當”。依他們的說法，董卓之禍國殃民，甚至超過了當年的“竊漢大盜”王莽。
不過，史學界也有摒除唯道德論而中立評價董卓的。范曄在《後漢書.董卓列傳》裡如此稱他：“董卓初以虓闞為情，因遭崩剝之勢，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夫以刳肝斫趾之性，則群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凌奪，尚有盜竊之道焉。”認為董卓優待名士大夫，並且也未有謀朝篡位之舉動，不應該被一棒子打死。
董卓劇照
在這兩種觀點之外，筆者以為：董卓其實是漢末被抹黑得最嚴重的一個“治國之權臣”。他的帶兵入京，也是被大將軍何進召來協助共同“清君側、誅閹宦、正朝綱”的。入京之後，他亦曾煞費苦心地平衡各方勢力，盡力撥亂反正，想為漢室再續一股氣勁的。可是，在名門世族集團和關東諸侯的歧視下，他身為邊將而入主中樞、他粗通文墨而執掌大權，就成了他的“原罪”——從此，他便被“黑化”成了一個人人得而誅之的“亂臣賊子”。
具體說來，名士大夫們和關東諸侯對董卓的抨擊，主要體現在這四個方面：一是他鳩殺少帝劉辯，草率行事，廢帝立威；二是他獨斷專權，壓制各方異己勢力；三是他倒行逆施，盜墓鑄錢，惡政多多；四是他縱兵施暴，對西涼武人集團約束不力。
針對這些施加在董卓身上的四大“罪狀”，我們結合史書記載，來逐條剖析其中的真偽虛實，力爭還董卓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
首先，在廢帝立威這個問題上，董卓以一臣之力而改易天下之共主，挑戰了儒家正統的禮法秩序，確實稱得上是犯上作亂。他本是西涼邊疆的一個外臣，既無顧命輔政之責，又無三公樞機論道之職，一入洛陽便直接依仗武力強行廢掉少帝，自然令朝中的名門世族集團望而生畏、聞而生忌。他連天子都敢廢黜，那麼，再罷掉這些三公九卿又豈在話下？如此一來，那些名士大夫們當然是人人自危。董卓身處紛紜複雜的樞機之地，行事卻是這般的簡單粗暴，自然是不妥的。這一點無須諱言。
漢獻帝劇照
然而，從廢帝立新這件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發，去評論董卓是對是錯，我們卻可發現：董卓其實真的是做到了“廢昏立明”；他改立新帝劉協，確實符合漢室正統的整體利益。
《獻帝紀》裡記載：“董卓與帝（劉辯）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劉協）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再加上立劉協為太子，本是漢靈帝的遺願。董卓執行這一大事，也是有法統依據的。
我們試想：如果董卓真的懷有篡逆之心，他必定會和後世的大權臣司馬昭選立曹奐一般，用一個平庸無能的少帝作為自己的傀儡。這樣做，更有利於他獨攬大權啊！但實際上，他並未依此而為。恰恰相反，他選立了比少帝劉辯更聰明更睿智的陳留王劉協為新君。而劉協以他的聰睿之資，在風起雲湧的亂世中為東漢王朝再行續命了二十多年，已是公認的合格之主。這不正好證明董卓當年的“廢昏立明”並沒有做錯嗎？
第二，在獨斷專權、打壓異己這個問題上，董卓亦是另有殊詞的。縱觀史書，董卓只有在兩件大事上“獨斷專行”過：一是廢帝立新；二是遷都長安。廢帝立新的是非功過，我們已經在上邊分析了，這裡不再贅言。遷都長安，是董卓感到關東諸侯的軍事壓力急劇增大，不得已而退回關中背靠隴涼以對抗之。那個時候的京都洛陽，已被關東聯軍三面包抄：東邊，曹操已經帶兵殺到了成皋；北邊，袁紹大軍直逼河內，先鋒王匡已進駐河陽；南邊，袁術和孫堅也打到了魯陽。在這三面受敵的情形下，董卓決定遷都避危，從軍事謀略角度而言，並無多大的謬誤。可以說，他當時的“獨斷專行”，其實是正確的。只不過名門世族集團捨不得在洛陽的既得利益，所以對董卓進行了多方抹黑罷了。
除了這兩件大事之外，董卓在用人行政的具體事務上都是竭誠與列位名士大夫友善合作的。《後漢書·王允列傳》裡寫道：“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王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
甚至董卓想在用人提拔上插手施為，也因名士大夫們的強烈反對而罷休。《後漢書·王允列傳》裡記載：“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眾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所以，《後漢書·董卓列傳》裡又稱：“（董）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試想，連用人選舉這樣的核心事務上，董卓都不得不俯從於名士大夫之公議，他平日裡又能如何“獨斷專權”得起來？
即使是在與董卓本人切身利益相關的重大問題上，他從來亦不是一意孤行的。《獻帝紀》裡寫道：“（董）卓既為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逾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曹操劇照
後世的曹操在晉位魏公之前，也是裝模作樣地諮詢過荀彧的意見。荀彧公開表示反對後，曹操又豈有雅量而容之？還不是明催暗逼，不得魏公而不止？他的“獨斷專行”，可是遠遠勝過董卓了。
第三，在倒行逆施，、惡政多多這個問題上，董卓也是不甘“背鍋”的。《後漢書》裡寫了，董卓將“朝政大小，悉委之於王允。”那麼，名士大夫集團的首領——司徒王允，就是董卓的政務代行者。董卓高踞垂拱，極少插手干預過朝廷的具體事務，他又何來的“倒行逆施”？至於“盜墓取財”，他也是拿來充實國庫以為軍用罷了。這種事情，後世的曹操不也幹過？曹操還專門設立了“摸金校尉”這個職位來做吶！
其實，在治國方略上，董卓也是極力向名門世族靠攏的，極力做到以儒為本、以禮法治民的。《魏書》裡寫：“董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我們再來看出身儒家的晉武帝司馬炎開國施政，也是同樣下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為己。”這不正與董卓之所為有異曲同工之妙嗎？為何世人對晉武帝此舉便大加讚賞，而對董卓同樣之所為則視而不見也？
第四，在縱兵施暴、流毒四方這個問題上，董卓確實是責無旁貸的。這也是他最為人詬病的地方。《三國志·董卓列傳》裡寫道：“（董卓）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系車轅軸，連軫而還洛，雲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奸亂宮人公主。”西涼武人集團因粗獷悍猛而致軍紀紊亂，這個責任自然該由董卓來擔負。但平心而論，他雖束下不嚴、擾民不安，但還能將亂軍的危害控制在有限的範圍之內，不致於釀成大規模的暴亂。待他遇刺身亡之後，王允不能收撫西涼武人集團，那時候才真是悍將四起、軍卒橫行、綱紀大亂、民不聊生了！
綜上所述，董卓之四大“罪狀”，有三項難以成立，有一項確有其事。整體而言，他畢竟還是功過相參的。至於朝野上下對他的種種抹黑，不過是他和他背後的西涼武人集團在徹底覆沒後喪失了歷史的“話語權”所致。歸根到底，董卓作為一個依靠軍功和武力起家的“政治暴發戶”，始終是被漢末佔據主流階層的名門世族們所歧視和排斥的。他們認可的是曹操、司馬懿、諸葛亮那樣文武雙全的精英，而決非董卓這樣的“異類”。
袁紹劇照
然而，當後來的關東諸侯中袁紹、袁術等出身名門世族的軍閥紛紛割據自立之際，當後來的曹操挾天子而代漢立魏之際，當後來的司馬懿父子積威勢而亡魏成晉之際，人們會不會想起這個一心想以“周公”、“尚父”之政治面貌而首登皇權中心的大梟雄董卓？
他獨踞高位卻並不攬權於私，他身負罵名卻並無篡逆之實，比起後世的魏武帝曹操、晉文帝司馬昭來，他臨死前的職務也仍是大漢朝的最後一任太師。即使是另一位著名的權臣桓溫，在嚥氣之時還念忘不忘向朝廷索求九錫之殊遇吶！孰忠孰奸，豈非不言而自明？
公元192年5月，東漢初平三年四月，董卓死了，壓制各路野心家、陰謀家的最後一座“大山”崩倒了，東漢王朝從此真正墜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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