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网特稿在奥地利心里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开山鼻祖弗洛伊德看来，每个人与生俱来拥有生本能与死亡本能。
生本能很好理解，即性欲和保持自我，人们的行为原则总是下意识的遵循着追求快乐的原则，并对周遭的环境不断适应和匹配，趋利避害。
死亡本能则是弗洛伊德晚年间对自己观点的修正。自然经验告诉我们死亡必将来临，我们在无意识的行为中都包含着对死亡的愿望，形成对自我破坏的欲望。
所以生本能在与死亡本能是天然的矛盾，因此这种内在的破坏的欲望会从内部转向外部，由此形成了对外敌视、仇恨、攻击行为，在极端条件下转换为战争的形式。
《白丝带》预告片
而在弗洛伊德的同胞，另一位心理学家洛伦茨看来，这种攻击性行为指向的却是生物的自我保护本能。以上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人类的暴力行径从何而来。
无论如何，他们的这些观点，也融入到了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的作品中，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白丝带》里，那些出生在20世纪早期，德国北部村庄里的孩童们，是如何疯狂施暴的。
大学期间学习哲学与心理学的哈内克，将对人性的洞察和心理的分析，融入到了真实的历史当中去。所以《白丝带》的故事要更加复杂。我们跟随他的镜头清晰的看到，在德国社会的特殊构成下，是如何孕育并默许了这些集体性的暴力行为的，并将其固若金汤的融入到意识形态中，最终在历史的作用下演变成人类的劫难——纳粹上台。
《白丝带》上映十周年之际，再和大家聊聊这部惊世骇俗的影片。
迈克尔·哈内克
纳粹的童年
《白丝带》故事是从一名教师嘴里讲出的。31岁时，他曾在一个乡村学校教学，村子里发生了一连串匪夷所思的暴力事件，在经历了大半段人生后，他又幡然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这段经历，似乎从中明白了什么。
故事是从一场“意外”开始的，乡村医生在骑马回家时，被院子里绑着的细绳绊倒，医生坠马骨折，住进了医院。
这起事故显然是人为的，但凶手是谁却毫无头绪。紧接着，随着男爵家里一位女工的意外（？）死亡，使得暴力行径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发生，男爵的儿子遭人施暴，等候采摘的包菜被破坏，谷仓在深夜被点燃，男爵的儿子被推进了池塘里，而助产士智力低下的儿子也被虐打。
但如果像传统的悬疑片那样，以事件的发生——推理——受阻——找到凶手的来进行类型化的叙事，这显然不是迈克尔·哈内克会做的。他并不急于告诉我们凶手是谁，而是有条不紊的展示20世纪初德国乡村的社会生活。仔细观察影片中角色的设计，我们便会发现哈内克将德国乡村社会结构清晰的展现于我们眼前。
男爵是影片的核心角色之一，他是德国特有的容克地主阶级，掌握着整个乡村的经济命脉，整个乡村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围绕他的意志进行。
如果说男爵是经济领袖，那牧师便是乡村的精神领袖。布尔格哈特·克劳斯纳饰演的牧师就是位十分严苛的新教路德派牧师，他依照新教的训诫，对儿女们施以最严格的教育——就连臂膀上也要绑着白丝带，提醒他们要保持纯洁。
在医疗条件还不太发达的乡村，医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影片中的医生显然拥有高人一等的地位，这也让他肆无忌惮的达到不伦的目的，与自己的女助产士通奸，甚至将女儿作为发泄兽欲的对象。
与这些拥有一定地位的人士不同，农夫在影片中则是另一番形象。他们的物质生活完全依赖于与男爵的雇佣关系，精神层面又依附于宗教领袖牧师，他们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完全被动、受人摆布的状态，当农夫的妻子——男爵的女工身亡时，农夫并没有能力查明真相。
而这些不同阶层的人在家中都有共同的身份——父亲。随着影片的深入，父亲在影片中更多的是以压迫者的形象出现，仪式性的吻手，严厉的惩罚比比皆是，压迫的对象就是他们的孩子和女性，他们活在威严的父权阴影之下。孩子们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能力与极端父权正面对抗，在长期专制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氛围下，这种压抑伴随成长与日俱增，成为极端暴力行为产生的根源。
不过哈内克的野心不只是揭露个体暴力存在的根源，而是个体的暴力如何成为时代的洪流。在影片中父亲构成了矛盾的一方，他们的孩子构成矛盾的另一方，毕竟在那个女性还未解放的时代，男性是主要的生产资料拥有者，是构成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而哈内克精心选择了有代表性的不同阶层的家庭来描绘，由此将家庭问题转化为了自上而下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反抗父权即代表着反社会。
所以当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那时的德国家庭时，反抗意识也存在于多数孩子的脑海中，为反抗意识的汇集创造了条件，为集体性暴力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因此具有极其的破坏性，野蛮生长为左右时代发展的巨大能量。
颇为讽刺的一幕是，当所有的事件以医生搬出村子为了结时，教师的画外音告诉我们，村子里一时间谣言四起，似乎想将所有的罪恶推到一个已经离开的人的身上，以此保持表面上体面。
在影片中的最后一幕，孩子们组成的合唱团出现在教堂二楼，作为视觉重心对整体构图形成压抑之感，而唯一理智的教师站在最边缘处，他的画外音再次响起，提醒我们孩子们正在用歌声为即将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轻人送行。这是影片中第一次提到明确的历史事件和时间节点，由此将这一系列荒诞事件镶嵌于真实历史中——1914年一战爆发时他们还是孩童，将时间向前延伸，等1939年纳粹党开始执政时，他们正是瓦解原有的民主政治制度，支持希特勒上台的社会力量。
历史如何还原
希特勒的心腹海因里希·希姆莱是二战时著名的刽子手，他正是在1900年出生于一个像《白丝带》那样十分严格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名学校校长，同时还有一位亲王成为其教父，双重的父权压抑下，他遵守秩序，认同父辈的价值观念，对自我要求极为严格，同时又渴望摆脱这种压抑，渴望得到释放。最终他选择加入纳粹党施展拳脚，既符合他的价值观念，又支持他的野心。
哈内克谈到《白丝带》时，谈论最多的不是历史而是教育。在他看来，严苛的教育体系是造成悲剧的其中一个诱因，也是我们了解问题出在哪里的其中一个窗口。20世纪初的教育是失效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沟通的渠道并不畅通，“纳粹世代”表面上顺应，背地里却以暴力回应。
影片中有一幕很容易被忽视的情节，牧师的儿子马丁，在危险的桥栏上来回走动，以此来试探上帝是否会降罪于自己，在他看来，没有跌落就表示自己的行为得到了上帝的默许。
同样的一幕发生在牧师身上。在圣体礼中，牧师要在教堂里当众将圣饼给予自己的女儿，他犹豫再三，内心经过一段复杂的心理斗争后才将饼给了她，因为此时他内心已经怀疑自己女儿就是暴行的罪魁祸首，给予饼就代表着对她的原谅甚至认可，是包庇和纵容，这是父权动摇的时刻。
这些行为都展示了新教价值体系在教育中所具备的核心位置。德国人马丁·路德作为基督教的改革者，将新教的种子牢牢的种在了德国的土壤之上，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一大半的宗教人口属于新教，而影片中的北方正是传统的新教教区，这样看来，人们用教义审视自我的言行不足为奇。
对历史的高精度还原是哈内克在拍摄时秉持的宗旨之一。《白丝带》的取景地位于德国北部的偏僻小镇耐佐，影片的美术指导驱车6万公里，在欧洲的各个村庄里不断拍照、选景，才最终敲定了这个满足哈内克要求的地方，这里还保留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痕迹。
村子里只有一条大路，而在大路的尽头就是一座新教教堂，而在与当地政府协商拍摄事宜时，正好村子里打算修路，于是便同意了剧组的“过分”要求，依照历史将路面上的沥青挖走，将沙子路铺在上面，还原成20世纪初欧洲乡村路面的模样。除此之外，剧组还将全村三分之一的房子用装饰板面遮住，将废弃的谷仓改造成那件举行庆典时的大房子，所有的女性角色头发都要往后梳……将这个村庄翻了个底朝天之后，终于还原出了一战前德国乡村的面貌。
即使如此大费周章的对时代进行还原，但在哈内克看来，依然不能对历史进行精确的展示，因此他从创作层面故意让观众对影片的时代保持既熟悉又怀疑的角度。
说熟悉是因为通过黑白影像，观众本能的对画面产生一种熟悉的距离感，这是因为我们了解的那段真实历史都是通过黑白的资料进行保存，既可以很容易代入到历史的氛围里同时也能意识到年代的久远。说怀疑，则是因为哈内克在片中加入了教师的旁白，他以讲故事的口吻对历史进行讲述，让整个故事又保留了一份粗粝，多了一份寓言的质感。
《白丝带》也遭遇到了所有以黑白制式发行时遇到的麻烦，制片方担心这样的形式会带来市场的抵触。其实哈内克是用彩色底片进行拍摄工作的，但这样做是因为他对个人美学的极致追求，现存的黑白底片感光度太低，并不能支持他用自然光和可使用的光源来营造视觉效果的想法，于是在用彩色底片拍摄后再转制黑白影像，最终，卓越的光影质感说服了制片人，也说服了观众，虽然作为艺术影片票房不会太高，但2011年《白丝带》在德国电视台首播时，打破了收视率，有超过450万人在电视机前欣赏了影片。
在2009年第62届戛纳电影节上，《白丝带》击败了昆汀的《无耻混蛋》，朴赞郁的《蝙蝠》，阿莫多瓦的《破碎拥抱》，拉斯·冯·提尔的《反基督者》，李安的《制造伍德斯托克》，娄烨的《春风沉醉的夜晚》等一众名片，成功摘得金棕榈大奖。
随后影片又连续摘得了几乎它在当年能够拿到的所有奖项，并且顺利入围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只是最终，有些“意外”地输给了更具人文关怀情调的《谜一样的双眼》。
在《卫报》最近评选的新世纪以来最伟大的百部影片中，《白丝带》高居第21位，而《谜一样的双眼》早已不见踪影。
—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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