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信服“中庸”的观念，在历史上少有天才式的人物——纵使有，也要竭力使其恢复平庸，以免成为异端、有伤圣道。《智囊》里，收入“上智部”的一般都是老成之人，少有年青出众的智士。冯梦龙说：“上智无心而合，非千虑所臻也。”要想“无心而合”，不凭思虑，那就非得历经长期的磨炼不可——也就是说，要凭

经验。在中国人看来，经验是比智商更可靠的东西，因此，论资历、谈辈分的观念也是“古已有之”的了。

据说孔融小时候非常聪明，他的议论谈吐皆出于常人之上，而太中大夫陈炜却不以为然地说：“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这种想法我们都有，而且我们也经常是这么看待下一代人的。总认为他们涉世不深，见识肤浅，没什么资历。于是乎，这种鄙视链就代代相传，变成“一代不如一代”的判断。然而，我们终究没搞明白，到底什么是“天才”？

什么是“天才”？

“天才”一词的含义众说纷纭，究竟有没有这种人，尚且存疑，然而我们也无意于参与这种概念式的争论。在大众所认可的含义来看，天才必是“天生就是才能出众的人”。有些人要把“天生”二字拿掉，以免冲击了传统重经验的观念、否定后天的努力。这样看来也确实更接地气些，于是我们便把“天才”定位为“才能特别出众的人”罢。

天才的才能远出于常人之上，而决定他才能的，在于智商。如果没有智商，常人即使付出十倍的努力，恐怕也不及于天才灵感闪现的一瞬。叔本华认为，天才人物具有双份的理智，一份是为他自己准备的；另一份是为世界准备的。前者称为“主观的理智”，后者则是“客观的理智”。也正因为这种优越性，天才能为我们创造新的知识，发明新的事物。

常人运用自己的脑袋只是为了满足食色之欲，为了生存；天才却能对此说“不”！他们运用脑袋不只是为了服务自己，还要竭力理会这个世界中迷惑不解和变化繁多的问题，想要找到一个答案。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说：

有人指责泰勒斯的自然哲学毫无用处，不能当饭吃，他虽然聪明睿智，却生活贫困。于是泰勒斯便推算天象，判断来年橄榄要有一场大丰收。他便倾尽家产，收购了全城的橄榄榨油器，然后全部囤积起来。等到丰收时，他果然通过倒卖榨油器赚了一大笔钱。于是泰勒斯告诉人们——只要哲学家们愿意，就很容易发财致富，但是他们的雄心却不在于此，而是渴望智慧和真理。

天才也是如此。常人最经常疑惑的问题是“这是否能拿来当饭吃”，而天才却在思考“这其中含有着什么原理”。常人把斯宾诺莎视为一条死狗，不能理解这个天才为什么要磨镜片为生；常人又把尼采视为一个疯子，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离开巴塞尔大学，隐居于孤寂的地中海岸；常人更无法理解梵高这个穷光蛋，以至于只有死后，他的画作卖价才能高达上亿。

天才具有“客观的理智”，这是我们常人所缺少的。我们“单一的理智”还不足以认识他们那“双份的理智”，就如猴子不理解人类一样。谈论天才的定义已是一种僭越，更何况是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争论呢？

常人要学会对自己不理解的事情保持沉默，只要我们不把天才视为疯子，这已经是一种进步了。我们所知道的，只能是“天才就是才能特别出众的人”，他们能够创造新知识，而这些新知识是无论积累多少年的经验都产生不了的。

没有民众，就没有天才

天才是孤独的，因为他们难以被常人所理解，许多天才人物甚至还被人们歪曲和唾弃。

我们的理智水平远不及天才，却喜欢奢谈他们的成因。仿佛天才是一只猴子，可供我们进行研究，我们还能从研究中得出创造天才的方法来。现在有许多“聪明”的常人认为只要利用生物技术，就可以像生产机器一样批量地制造出天才。在他们的观念里，天才=高智商。这些想要制造天才的常人，其实内心中早自诩为“天才的天才”了。

然而，天才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他并非完全站在常人的对立面。一朵好花要出现，也得有乔木的簇拥和土壤的供养。因此，鲁迅就说：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

天才的父母和子女大多也是常人，如果天才独与基因有关，何以他们的父母子女不也是天才呢？因此，

天才应是社会中的出类拔萃者，而不是孵化中心的阿尔法和贝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才”是一个“谥号”，在某些人为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巨大奉献后，人们才把这种“谥号”归给他。至于那些默默无闻、浑浑噩噩的高智商者是配不上“天才”的。

历史上，天才的奉献大抵有两种，一种是创造性的，另一种是集成性的。创造性的天才敢于破坏传统，并且在对传统进行清算的基础上，创造出更进步、更完善的东西；集成性的天才则将前一时代和当代的一切精化吸收过来，并在其基础上，扬弃出新的东西。我们中国多有集成性的天才，却少有创造性的天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没有天才。

民众是滋生天才的土壤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创造以及领导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的知识贵族而非群体。”这倒不是虚话，不过要补充一句“创造少数知识贵族却是广大的群体”。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总会涌现出许多天才人物，而在天才人物不曾出现的时期，文明常常会陷入停滞之中。停滞的原因，多要在民众方面寻找。

民众是天才产生的土壤，天才固然离不开民众，但若没有种子掉进去，土壤恐怕也生不出什么东西来。然而，从顺序上来看，自然是先犁过土地，使其变得滋润肥沃，才能在上面播种的。

叔本华说的好，——“天才的诞生必需外部环境的孕育，而外部环境则是养育天才之子的父亲。”未有天才之前，需有孕育天才的民众，一个绝育的社会是不可能诞生天才的。天才仅凭智商和才能创造不出新知识，就像一个女人仅凭自己生不出孩子一般。民众要善于保护天才，为其创造思考的材料，像众星拱月一样簇拥在他的作品周围。当然，大部分时候是天才人物孑然一身，在默默地进行发明和创造。对于他们来说，外界不来干扰自己的工作已是最大的奢求了。因而，我们发现，大部分天才都是孤僻厌世、不怎么合群的。

天才不奢求民众的帮助，却免不了受到民众的嘲讽。当泰勒斯因仰望星空而跌入坑里时，民众嘲笑他“看不见脚下的东西”，而他却也嘲笑民众说：只有永远躺在坑里的人才没有跌倒的危险。我们的历史少有仰望星空式的人物，大家都要脚踏实地过现实生活。就连观测星辰也仅仅是为了占验灾异，倘若没有“天人感应说”，大家怕是连头的懒得抬起——毕竟天文知识又不能当饭吃。

自己要吃饭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拿“吃饭论”来嘲讽天才，阻碍天文学的发展，那就不行了。土壤如果硬邦邦的，总是排斥播种，那么天才人物永远也产生不了。

我们要怎么做好“民众”的角色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天才，而且也理解不了天才。假如我们曾发过“时无英才”的悲叹，又呼吁天才出现以便造福于社会，那么我们就得在未有天才之前，扮演好民众的角色。

第一，要宽容。对于新事物、新观念总该倾听和了解，纵使反对，也不能动不动就把老祖宗从庙堂里抬出来压人。谈资论辈是梁山泊排好汉座次的勾当，在真理面前还是少用为好。即使不能理解天才，也大可不必“诛之而后快”，还是“姑妄听之”罢；

第二，要正视。承认别人优秀确实很难，承认天才与常人之间隔着鸿沟更难。历史上的天才们大多被自己的时代所抛弃，直到死后才获得本应得的荣誉。这时候，嫉妒他们的人大多也死绝了，而后人享受到了他们的恩惠，才记起了报恩。这种“迟来的正义”时刻威胁着一切具有天才潜质的人，迫使他们放弃了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工作，从而选择了苟活；

第三，要启蒙。愚昧者总是接受嫉妒者的宣传而站在天才的对立面，当教会监禁伽利略时，他们是这么干的；当纳粹迫害爱因斯坦时，他们又是这么干的。启蒙就是使人从咎由自取的愚昧状态中走出来，学会使用自己的理智去独立思考问题。任何人都无法代替你去思考，所有人却都可能影响到你的判断。天才人物的智力我们无法企及，然而独立思考的方法却值得学习。也只有懂得独立思考的人，才能最先享受到天才创造的成果。

对于民众来说，天才的谦虚无疑会取悦于当世，天才的诚实却要遭人厌恶。玫瑰都是有刺的，这是它的缺点，但是许多带刺的植物却不一定是玫瑰，因为它们没有玫瑰的优点——天才的缺点相比优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许多人却都拿着放大镜去观察天才身上的刺，再对比自己的刺，然后心安理得的继续做一株带刺的植物，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