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绘画
中国计划生育理念究竟形成于什么朝代，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但至少可以肯定，“计生”的理念并不是当代才出现的。
中国的信史时代，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鼓励生育，控制生育。但由于技术的原因，控制生育在古代无法施行。这种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一直到清末都没有解决。
张德彝
张德彝（184—1918），字在初，汉军镶黄旗人。在闭关锁国的时代，张德彝则一生8次出国，在国外生活过27年。电报、自行车、螺丝等被中国人沿用的科技名词，即由张德彝首译。当时，“计生”措施在国外已经出现，但张德彝仍表现出十分不解。
为控制生育，西方国家已开始使用“安全套”。在《航海述奇》中，张德彝如是描述“安全套”：“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有恐生子女为累者亦用此物，虽极颠凤倒鸾而一雏不卵。”
张德彝理解的“安全套”，限于卫生方面，没有将其作为节育措施，这与中国的传统理念，有着极大的关系。
右四为张德彝
传统中国是一种自然经济，加之技术方面的因素，生育也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国最早的人口记录，出现西汉平帝年间（公元2年），但这并不等于这时才出现人口政策。政府对生育的干预，没有节育手段，只能通过婚姻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
政府干预生育，大体经历了鼓励与节制两个阶段。
人类早期，生产力普遍低下，人口政策集中于鼓励。《孔氏家语》提出:“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民矣。”以人类繁衍计，春秋时男子16岁、女子14岁就要结婚，以承担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这种责任，集中的鼓励结婚，提高生育水平。春秋末年，越国被吴国打败后，越王勾践便强力推行国人生育，措施便是奖励生育。据《国语·越语》：越国对国人生育，生男孩的国家奖两壶好酒，一条狗；生女孩的奖两壶好酒，一头小猪；生三胞胎，抚养费用基本上都是国家的。
生育的前提，就是结婚。越国迫于人口不足的压力，强制实行早婚，限制不利于生育的婚姻状况：“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不结婚生育，结婚不能生育，在越国都是违法行为。
古装女子
古代的婚姻状态，其实也是一种自然状态。但是，权贵阶层对女性的大量占有，实质上导致生育数量的下降。《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齐桓公曾微服暗访时发现，有一家有三个未婚男子，原因即是男女性别比例失调有关。于是，齐桓公削减后宫人数，将后宫 “未尝御”的女子遣散回家，结婚嫁人，以利生育。在诸多王朝，都控制权贵阶层及官员的纳妾数量，目的即是利于国家人口的数量增长。
《汉书·惠帝纪》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也就是说，凡15—30岁的适婚女子，如果不结婚，将被处以人头税五倍的罚款。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元年（627年）颁布《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鼓励国民生育，动员富人赞助穷光棍娶妻，还将人口指标纳入地方官的政绩考核体系。这些措施的实行，目的都是以婚姻推动人口数量的增长，并且必须施以政府干预。
但是，人口的增长同样是一把双刃剑，人口在创造财富的同样，也在消耗资源，尤其是在生产力不发达、自然资源十分有限的时代。只要生产力与科技达到一定水平，人口的膨胀就必然发生，这也是自然现象。中国对人口的控制，在宋代即已发生。
中国人口于宋代首次过亿，如何解决人口压力问题，没有技术上可靠的措施。而婚姻形成家庭，家庭又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制度不能作出高速，宋代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要求。
朱熹
“存天理，灭人欲”，通常被作为伦理来解，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要控制人口，在当时只有“人欲”可能控制。后人理解的“人欲”，一般是指超出人的基本需求欲望，如私欲、淫欲、贪欲等。但是，私欲、淫欲则是固有的“人欲”。控制“人欲”，人口会自然发生变化。而宋末著名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则明确提出了“少生”、“优生”的“计生”理论。宋代出现对人口施加控制的理念，也并不奇怪，早在唐朝，民间诗人王梵志《大皮装大树》即云：“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保持人口的平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儿子”，这种认识是有忧患意识的。
经历宋元战争，中国的人口大幅下降。但到明代中后期，人口膨胀问题再度显现。《明会要》记载，万历六年的人口为6000余万。学者分析，明代的人口顶峰当在8000万至1.2亿之间。《剑桥中国明代史》则认为在2—3亿之间。
自然资源，在明代已经不堪巨大的人口压力。继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之后，明人再次意识到人口控制的必要。网上有人认为，明朝首辅（宰相）申时行提出了计划生育问题，是中国“计生”的鼻祖，但没有史料依据。著名文学家冯梦龙，曾在《太平广记钞》刻本上曾批道：“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食之？”“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所以，中国“计生”的鼻祖，要么是宋代的朱熹，要么是明代的冯梦龙。
冯梦龙剧照
明代人提出了“计生”问题，但没有措施，也没有施行。明末人口膨胀，又遭遇天灾，自然资源无法承载巨大的人口压力，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这种人与自然的矛盾，清初因战争一度缓解。社会稳定后，清代的人口矛盾再次暴发。但是，这种基于人口膨胀的生存危机，一度因“畲粟”（玉米）、番薯的推广得以有限的消解。新食物的引进，同样是一把双刃剑，清末的人口再度剧增。据清道光版《桐城县志》：清道光五年（1825），桐城县人口高达274599户、2443750人，创下不二的历史峰值。而此时的县境在册耕地不过40万亩，且多为缙绅阶层占有，平民普遍破产，社会危机亟速酝酿。最终，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运动暴发，清末的人口再次下降。
在中国传统社会，始终没有实施“计划生育”，人口的调整关键是天灾与战争在起调节作用，这同样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更谈不上是一件什么好事。
古装女子
閱讀更多 閒情偶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