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玉嶺著名經濟學家原國務院參事、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智庫》、《國家智庫》總編
今天很高興來到中國第一個農民城—龍港市，討論溫州的發展。
這裡我根據幾十年對溫州市和溫州人的觀察和認知談三個觀點。
一、“敢文化”是“溫州模式”出現的重要引擎。
溫州本來是一座三面環山、一面向海，交通不便、資源貧乏的小城、山城和邊城。但它在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的高速度和新模式，引起全國乃至世界人民的關注。溫州模式就是民營經濟、個體經濟大發展的模式。這種模式雖曾引起有關方面的激烈爭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溫州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創下了人間奇蹟，全市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13.2億增長到5453.2億，增長412倍；人均生產總值從238元提高到59306元，增長248倍；財政收入從1.35億元提高到778.3億元，增長575倍；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從497元，提高到51886元，增長109倍；農民收入從113元提高到25150元，增長222倍；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到2.06:1，貧困現象全部消除。僅從這些成就，“溫州模式”是應該得到肯定的，同時也是對國家的發展和改革作出了巨大貢獻的。
任玉嶺在中國第一個農民城龍港市論壇上
那麼“溫州模式”和由這種模式推進的經濟的快速發展，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又是以什麼為動力呢？根據我的認知，那就是溫州的“敢文化”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我因工作關係，從60年代起，就經常在全國各地出差。遠在70年代，我就曾在天津、北京、上海等多個城市看到過修鞋、彈花的溫州人。會修鞋、會彈花的人全國各地到處都有，但很少有人敢於背井離鄉，遙遙幾千裡走進大城市，靠修鞋和彈花賺錢和謀生。而溫州人做到了，他們不僅敢於翻山越嶺、長途跋涉，而且敢於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敢於在城市沒有住處的情況下，進行生存。我在北京、天津等地看到的溫州彈花、修鞋的人，經常是住在一些小區的犄角旮旯裡，用塑料布搭建的棚子遮風擋雨。
1977年夏天的一個晚上我由山東煙臺乘船去大連，那天同我上船的至少有150位溫州人，他們每人挑著兩個修鞋機，我問他們為什麼這樣集中去大連，他們所，為了更多的瞭解東北各地的經濟情況，前一年去了新疆使他們大開眼界，今年的150人到大連上岸後將分赴各地，等秋天農忙時把修鞋機賣給當地，全體返回溫州，可以通過交流搞清東北各地的特點和實情。這件事使我甚為感慨，溫州人不僅要靠修鞋去謀生，而且要靠修鞋去調查全國各地的經濟情況與市場行情。
後來的日子裡，我碰上一個溫州老闆，我問他你的第一桶金是怎麼得到的，他說是賣塑料碗盆取得的。他當時在北京擺小攤，經常是露宿街頭的房簷下，賺點錢放在書包裡，又常常被城管給沒收，多次的備受打擊，並沒改變他繼續做下去的決心，敢於奮鬥，敢於闖關的文化，已經融在他們的基因中。後來，他回家買了個竹床子，並將其做支架的竹竿全部打通，後來把賺的錢全部放到竹床支架的竹筒內，免去了城管的沒收，這才積累了第一桶金。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溫州模式的誕生，溫州的快速發展，正是因為溫州人有了這種敢字當頭的基因、文化和精神，才拉動了溫州民營經濟的崛起，“敢文化”成了拉動溫州發展的真正引擎。
任玉嶺在溫州龍港市論壇上講話
人們常講的溫州人的“四個千萬”精神，即“走遍千山萬水，歷盡千辛萬苦，不怕千難萬險，敢講千言萬語”的奮鬥精神，實際都是敢字當頭的艱苦奮鬥精神，敢是以不怕艱難困苦為基礎的，什麼艱難困苦都不怕的人，才能夠敢作敢為，才能攀登高峰。溫州人的“敢文化”一方面是長期的貧困倒逼出來的，另一方面是如前所講的他們抱團取暖，通過修鞋、彈棉花以及銷售小商品跑向全國各地瞭解社會與資源，認識市場與需求直接相關。正如日本前總理田中角榮所講，一個人的貢獻同他的活動半徑成正比。溫州人藉助修鞋、彈棉花的集體行動和萬里之行，使他們較早的擴大了活動半徑，開闊了眼界，拓展了思路，這對他們的創新、創業和由草根變成參天大樹起到了重要的引領和推動作用。
二、“敢文化”的被引爆得益於改革開放的大環境。
溫州人的“敢文化”根深蒂固。但是沒有改革開放，對民營經濟的放開搞活，這種“敢文化”也就很難發揮作用。我們解放後，基本上是要消滅私有制度的，1958年的人民公社使一大二公達到極致，而到了文革時期，四人幫又提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把長途販運，自由買賣視為投機倒把的犯罪行為。溫州的“八大王”就是因搞自由買賣被定為投機倒把罪送進牢房的。改革開放後隨著解放思想和把經濟工作放到了中心位置，1984年，溫州市委決定從牢房裡放出“投機倒把”的“八大王”。這件事不僅使“八大王”因此獲得了自由行動，而且等於莊嚴宣佈了長途販運、自由買賣得到了政府的認同和政策的許可，由此使富有“敢文化”的溫州人的手腳被徹底放開，掀起了創業發展的新浪潮，促進了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的迅速崛起。僅改革開放初的九十年代，溫州就由農村走出150萬人轉向非農生產，成了搞活商品經濟，催生“溫州模式”的主力軍。
兵書上講，兩軍交戰，勇者勝。在我看來一切機遇都是為勇敢的人提供的。改革開放對中國的發展來說就是一次最大的機遇，在這個機遇面前，因為溫州人敢闖敢試，他們就能抓住機遇，創下輝煌業績。
這裡首先要點讚的是陳定模荒灘建城之舉。當年中國不論走到哪都要用糧票，農村人沒有糧票，因此無法進城打工和謀生。陳定模面對城鄉二元結構，看到大批農民無法進城的窘境，於是就在龍港這個地方的荒灘上插上一塊牌子，說這裡要建一座農民城，要農民自理口糧，可把戶口遷進五個村子為基礎的“龍港城”，並通過自籌城市公共設施費，為入城農民提供水電和道路。今天我們親眼看到了這個龍港已經是一座高樓林立，汽車如流，市場繁榮的現代化新城，已經被中央批准為市的建制。而當年創建這座城市的陳定模不知經歷了多少風險。陳定模的一生正如他的詩歌所言，“滄海橫流見本色，浮生起落也風流”。
第二個要點讚的是黃均瑤的“膽大包天”之事。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溫州既沒有鐵路又沒機場，而1990年7月，溫州機場建成後，有人承包了溫州至杭州的飛機，因手續不全被關押17個月。而黃均瑤看到這種情況，又為方便溫州商人出行，更好利用機場這一要素，他決心再難也要包機，於是跑了幾十個單位衝破重重限制，蓋下100多個圖章，實現了溫州到長沙的包機，並開創了中國民營企業創辦航空公司的先河。正是這種絕不向困難低頭，“敢吃第一隻螃蟹”，敢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精神，催生了溫州模式，壯大了溫州的發展。
諸如此類，溫州先後出現了膽大包城、膽大包天、膽大包地、膽大包海、包鐵路、包油井、包公交、包通訊等等，不僅在國內包，而且還走到國外包。最早湖北省十堰市的公交是溫州人承包的，黑龍江北大荒第一個域外糧倉是溫州人承包的，陝西延安最早的對外開放油井還是溫州人承包的，在國外，中東首家商務電臺也是溫州人承包的。溫州的機場是溫州企業家集資建成的，溫州鐵路是溫州企業家投資鑄就的。我還記得央視報道過，溫州人到俄羅斯撿破爛，竟然撿回了火車頭。聽到這個消息的人無不為之震驚，無不讚揚溫州人的勇氣和膽量。
進入新世紀後，就我親眼所見，溫州人已在中國很多城市乃至法國的巴黎、意大利的米蘭、匈牙利的布達佩斯等建起了眾多溫州商城。正如一位作家所講，“地球上有鳥飛不到的地方，但沒有溫州人到不了的地方”。溫州商會遍及各地，為各地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三年前我到鄭州參加河南浙江商會成立十週年，會長告訴我浙江在河南的商人足有60萬，整個投資已經上千億元，其中溫州人佔了很大比例。據悉，由260萬溫州人經營的溫州店、溫州街、溫州村、溫州城已經遍佈中國，溫州商貿城已在五大洲星羅棋佈。如此的溫州人的“敢文化”在中央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引下，鑄就了溫州商人的成功和輝煌，同時也為我們國家多方面的改革和建設作出了貢獻與突破。今天中國民營經濟已實現“56789”，即50%GDP、60%稅收、70%的創新、80%的就業、90%的企業數量，成了中國經濟的半邊天。此中與溫州人的奮力拼搏和“溫州模式”的引領不無關係。
三、“敢文化”的傳承和支撐，定能使溫州再創美好前景。
由於國際大環境的不景氣和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溫州在今年上半年的發展中，GDP的增長率比全國低出1.1個百分點，有6萬家企業，約佔溫州製造企業的20%，出現了停產和半停產，整個溫州的發展遇上了從沒有的窘境和艱難。
任玉嶺在溫州市蒼南考察幼兒教育
出現這種情況的背景問題，依我分析有以下八個方面。一是企業多而小，難以適應今天創新的大形勢。溫州有90.2萬個民營經濟主體，其中企業22.3萬戶。很多企業都產業單一，規模較小，勢單力薄。二是溫州企業走出去的多，走進來的少，由於很多企業走向外地和外國，帶走了資金，帶走了人力，出現了像東三省一樣的局部地方和企業的空巢化。三是溫州企業人才緊缺，很多老闆創業時只有中小學文化水平，隨著信息化技術的快速推進，出現了對互聯網+的不適應。四是溫州山多水多，可利用的土地相對緊缺，地價相對過高，給企業的擴展和招商引資造成不利於競爭的環境條件，五是溫州離上海、杭州較遠，長江三角洲的要素聚集，快速發展，造成了溫州競爭力的下降和有被邊緣化的風險。六是地理原因，造成溫州城市中心體量較小，凝聚力、吸引力、拉動力、輻射力、影響力都相對較弱，周邊一些縣城雖有較大發展，但都因處於鎮級的建制，像龍港一樣，規劃沒有跟上，企業的巨無霸較少，總部經濟不甚發達，尚沒有形成真正的城市群，制約了溫州發展。七是經過40年改革開放，第一代創業人都已變老，富二代中有些人欠缺父輩的創業精神，不像第一代創業者那樣能以吃苦耐勞敢闖天下。八是產業結構層次偏低，以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區塊鏈為支撐的新經濟相對滯後，相比較而言，傳統經濟向高質量轉型的動能不足。
為解決好以上問題，溫州的發展仍需傳承和弘揚以“四個千萬精神”為代表的“敢文化”，需圍繞以下三個方面的諸多工作下功夫。
（一）要敢在城市“人氣”上下功夫。
縱觀世界，凡是人口多、人流大的地方都是經濟最發達的地方。經濟的市場取決於消費，人多需求多、消費多、物流多，資金流、信息流、商品流也會隨之增加，這樣經濟就會繁榮。為了促進溫州人氣的增加，一是需要加大力度宣傳溫州文化，進一步提升溫州的知名度和親和度。在某種意義上講，知名度就是生產力，宣傳也創造生產力。降低門檻，放開戶籍，讓外面人走進來，讓更多農民進城。二是要加大力度發展旅遊服務，溫州有雁蕩山的瀑布和峽谷，有溫嶺的石窟群，更有楠溪江的重巒疊翠，悠悠三百里，風景如畫卷，溫州應該整合旅遊資源，用好旅遊發展良機，帶動溫州的人氣。三是要抓好城市規劃，並做好向海發展，擴大城市面積，提升發展空間，用更多便宜的土地吸引本地企業回溫州建設家鄉，吸引外地和外國企業到溫州投資興業。
（二）要敢在營商環境的改善上下功夫。
要聚人氣，聚企業，首先要搞好營商環境。溫州本來營商環境是好的，但進入新時代之後，各地的營商環境都發生了很大改變，吸引企業方面的競爭性明顯增強。溫州需要從新時代的新變化出發，在營商環境方面做好審時度勢的打造和改善。一是要按照習主席2016年在兩會上提出的親與清的要求，處好政府人員與企業的關係，政府官員要從感情上親近民營企業，要改變反腐後形成的“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認識思維，在堅持氣正風清中，搞好對民企困難的關照和對民企權益的安保。二是要在政策上厚待每一位投資人。要按照十八大指出的各種所有制要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平等享受法律保護的原則，在稅收、招標、投標、資源利用、市場準入、審批許可等方面清理有違公平和平等的政策文件，做到政策一視同仁。三是要在金融、設施與服務方面做好服務。要改變金融方面的貸大不貸小，貸富不貸貧，要在道路、通訊、水電等設施方面解決好“最後一公里”，要在服務方面做到全面及時，並需按照發改委最近發佈的文件，對諸多專項政策，重大戰略，重大改革、重大規劃的制定，更多聽取企業的意見。
（三）要敢在創新上下功夫。
人類的發展歷史就是不斷創新的歷史。習主席指出，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唯創新者進、唯創新者強、唯創新者勝。溫州要搞好進一步的發展，必須在創新上下功夫。
一是要搞好思維模式的創新。①過去的走出去發展思維是正確的，而今天需結合溫州情況，動員更多企業回鄉發展。②過去每一個人都想當老闆的思維是正確的，而今天需要根據發展形勢的變化，大家都來當股東，進行同類項合併，把企業做強做大。③過去的家族式經營，需轉變為向社會聘請優秀人才，實行社會化管理。
二是要創新科技。①需要加大科技投入，向華為任正非學習，用10%的營業額支持技術創新。②需要瞄準教育事業大發展、每年社會上有40萬海歸和800萬大學生的實際，更多招聘優秀人才，謀求更大的人才紅利。③要關注信息技術和網絡化的發展，搞好互聯網+與本土企業的融合，驅動企業的發展。
三是要在管理上創新。①要進一步擴大活動半徑，要通過學習，站的更高、看的更遠，要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大事、關心國際風雲的變化，使管理思維跟上國家要求和時代發展步伐。②用好中國主要矛盾轉化的機遇、一帶一路的機遇和鄉村振興的機遇。③建立企業的規範化、科學化、現代化管理體制和推進企業的智能化運作、智能化經營。
總的看，中國的四化建設仍然處在進行時，中國這個經濟大海，有14億人的消費需求，又有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的經濟基礎，我們一定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集全國人民之智慧，集中力量辦大事，中國的經濟發展一定能保持一個良好的發展勢頭，一定能行穩致遠。溫州在這樣的一個大背景下，只要能繼續弘揚以“敢文化”為中心的溫州精神，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更好的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溫州就一定能再展宏圖，再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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