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徽宗道德、智慧的缺失，后期变革的畸形，导致“靖康之耻”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原史仁，今天给大家聊聊北宋灭亡的事情。当北宋时期的太原沦陷之时，假如金军没有重大失误的话，北宋灭亡的命运便很难避免了。原因有三：宋中枢的抵抗意志完全崩溃，一州一县的分散抵抗不可能扭转局势；太原已失，河北诸州基本上也不可能抵抗东路金军的进攻，开封北面失去坚实屏障；救太原的过程中，宋的兵力已大量消耗，种师中、姚古的陕西部队溃散，真定府守将刘韐率河北兵数万西进，也同样被击溃，加上其他多支援军及河东本地军队，损失不下三十万。而要将陕西剩余军队都集结起来，时间也来不及。

岳飞抗金

比起上次围城之前，此时的形势要恶劣得多。宋军甚至在人数上也没有优势了。金军两路统帅小心翼翼地协同步调，部分宋境重镇，甚至过而不攻。若在开封城下诱宋军来援，以金人擅长的野战解决问题，比起围攻坚城岂非省力得多？十一月三十日，两军终于同时到达开封城下。

金军攻打太原

时“勤王兵不至，城中兵可用者惟卫士三万”，开封军民倾力血战，以御十万金军。但困守孤城的结果是没有悬念的。金军尽克周边诸城，以十余年来习得的各种攻城方式施于开封，而宋军技穷，乃以“神人”郭京的“六甲神兵”出城应战，为金人掩击溃回，金军遂尾随而入。苦守二十五日之后，开封外城沦陷。

宋朝建筑

钦宗最后一次表现他的所谓勇气，亲自来到金军营地请和。金人扣留了钦宗，又胁“太上皇”及“太上皇后诸王王妃公主驸马都尉等出宫”至营地。此时请和当然已无可能，亡国之势已成。金军统帅不顾百官万民“存立赵氏”之请求，要求众人另举异姓为帝。众人遂推举前宰相张邦昌，劝邦昌暂时“接受”帝位，以安金人之心，俟其退军，另作他谋。三月，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帝，同月，搜罗府库所余财物、皇家各种礼器，劫持两任宋帝及在开封的所有宗室、宫人、内侍、工匠，部分官吏，尽皆北迁，意图令赵氏无法复国。

宋钦宗

一位轻佻的君主，在百年难遇的变局面前，将国家步步导向灭亡，这给后人以极恶劣的印象。从宋、金结盟，议共同灭辽而分其地，到金攻陷开封、灭北宋。其中的每一步，宋人似乎都犯了错。整个过程，当然被看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亡国前夕，即有人公开批评徽宗的政策，南宋时更有人在朝堂之上提出，从一开始，想要回幽云之地，就是一个极大的失误。若非我们主动想得到土地，也就不至于在攻燕时泄露虚实，也不至于因为平州而背约，更不至于再次撕毁城下之盟而拒不割河北三镇，最后就不至于南渡了。但是，我们若是把海上之盟，当作宋人在周世宗、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四次北伐的延续，当作澶渊之盟一百多年以后，大一统情结的反弹，那么徽宗的动机，未必应受谴责。

澶渊之盟

在这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中，宋在军事上明显是处于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地理形势上，处于河北平原的边境不适于防御，辽人就曾尖锐地指出，白沟这道防线，一苇可渡。故而，若有更往北的幽云形胜之地作为边疆，那么不管北方是辽是金还是别的什么政权，宋的防御就有利得多。而宋对于平、营、滦三州的执着，其实是出于同一原因，即获得平州境内的榆关，东北境即能构成完整的防线。金灭辽的大变局可遇不可求，借此以重构防御体系，符合宋政权的利益。

幽云十六州

只能说，唯一可以确定的错误就是兵力如此之弱而不自省，神宗以来对于革新成果的高估，不仅在此后成为一种惯例，且在徽宗朝臻于极致，更在此基础上豪掷兵财、轻开战端，完全失去了仁宗朝以前与国家的实力相匹配的理性。等到发现自己缺乏实力后盾之时，超迈祖宗、成就伟业的幻想，令徽宗无法在挫折面前止住步伐，希望靠“谋略”—实际上是取巧，来实现战略意图。不过，缺乏武力的支持，谋略同样行不通。

神宗

更不幸的是，这些“谋略”是建立在违约行为之上。军事失败所体现的无能，违背盟约所体现的无信，令金人对徽宗的态度急剧转变。如金初势力最大的将领完颜宗翰，原先对“赵皇”颇怀敬意，对宋的国力不乏畏惮，认为宋既立国百余年，必有强大国力保障方可。不过两国交往数年，深悉宋的真实情形之后，粘罕变成了对宋最强硬者。而钦宗和他的大臣们在签订城下之盟后，立即毁诺，更使宋金关系走向绝路。

完颜宗翰

总结

那些声称自己是为国家和祖宗着想的朝士们，并没有考虑到，本国有没有能力偿付违约的成本。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徽宗没有区别。若宋方不是数度毁约，金是否不会兴师灭宋？宋之富庶与无力，必会引起金之觊觎，然而金人未必会直接进行攻击，更不致灭之而后快。证据何在？在于金先后立伪楚、伪齐政权，而并未立即将所得宋地直接并入本国疆域。直至十年之后，对本国的疆域有了新的构想，才再度兴兵攻取了淮河以北。可以说，“靖康之耻”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徽宗于政治道德、政治智慧的双重缺失所致，也是北宋后期六十年的革新事业日益畸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