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歌唱家、教育家周小燕是整個中國聲樂發展史的見證人。她為中國聲樂界培養了幾代骨幹力量，近百歲高齡依然沒有離開教學崗位第一線。鞠秀芳、張建一、高曼華、劉捷、廖昌永、魏松、雷巖、李彩琴、萬山紅、楊小勇、殷桂蘭、李秀英、朱秋玲……這些中國聲樂界的支柱力量，都是周小燕在建國後培養的人才。
首唱《長城謠》
1917年8月17日，周小燕出生在湖北武漢的一個工商世家。周小燕的父親周蒼柏是一個進步實業家，同時，非常迷戀音樂，受父親影響。周小燕從小就對音樂產生了濃厚興趣。
父親好友的琴行是周小燕童年最喜愛去的地方，她就是從這裡開始了音樂的啟蒙。1935年，周小燕考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開始聲樂學習。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周小燕被迫中斷了上海的學業。1937年春，上海藝華影片公司開始拍攝潘孑農編劇的《關山萬里》，潘孑農邀請劉雪庵為影片配樂。劉雪庵把插曲《長城謠》刊載在自辦刊物《戰歌》上，很快被一些青年抗日宣傳隊演唱。不久，身在武漢合唱團的周小燕領唱了這首歌曲。次年，她去法國留學，途經新加坡，應百代唱片公司邀請，演唱灌製了《長城謠》唱片。
1938年年底，周小燕輾轉來到了巴黎，進入巴黎俄羅斯音樂學院學習聲樂，成為意大利著名聲樂教授貝納爾迪的學生。貝納爾迪全新的教學方式，也讓周小燕跨越了聲樂學習的障礙。
1945年10月，經過七年磨練，周小燕登上了巴黎國家大劇院的舞臺。她用中西合璧的唱法高歌《紫竹調》、《紅豆詞》，令世界舞臺第一次對中國美聲演員刮目相看。
1947年5月，周小燕應邀前往捷克，參加首屆“布拉格之春”音樂會。這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一次音樂盛會，蘇聯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美國指揮家伯恩斯坦、俄國小提琴家奧伊斯特拉赫、美國小提琴家梅紐因等人均到場。與這些世界級大腕同臺演出的周小燕，當時唱了不少中國歌，賀綠汀的《神女》、劉雪庵的《紅豆詞》，還有根據民歌改編的《大河》、《楊柳》，“他們覺得美得不得了。”
也是在這場舉世矚目的音樂會上，周小燕用夜鶯般的歌聲贏得了讚譽，被歐洲輿論稱為“中國夜鶯”。
“我們應該一有機會就傳播我們的音樂文化。”周小燕說，“你要唱他的東西，要唱到他服你。你光會唱他們的東西，不會唱本國的東西，人家看不起你……所以這種民族的自尊心要有，你有民族自尊心，人家才會尊重你，人家才會信任你。”
1949年，周小燕受聘擔任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老師，開始了她的教師生活。半個多世紀後，有一位美國記者問她：“你這一生吃了不少苦，從法國回來後悔不後悔？”她回答：“不後悔。這裡是我的祖國。我為她出力了，我不後悔。如果我沒有為她出力，我才會後悔。”出國時，父親就對我說：‘一，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國人；二，學成後回來報效祖國。’當時，我覺得自己已經學好了，也演出了，並且獲得了肯定和好評，應該回來了。”
“文革”中，給學生
開小灶聽外國唱片
周小燕班上的學生工、農、兵都有。她說，自己挑學生從不看家庭成分，最重要的是人品。歌唱家魏松跟周小燕時間最長，他自稱“大徒弟”，是周小燕第一個重要時期的代表學生。
1973年，魏松進入上海音樂學院師從周小燕。作為第一批工農兵學員，他和另一位同伴韓適被瀋陽軍區派到了上海學習。
“文革”是周小燕一生中最黑暗的時期。在這十年裡，她不能開口歌唱，也不能進行正常的教學工作。魏松來到上海時，周小燕還在幹校勞動，主要工作是餵雞，因為這兩位解放軍學員，她被調回了學校，“等於是我們兩個解放軍‘解放’了周老師。”魏松對早報記者回憶說，“我們在系裡的走廊和周先生見了面。我們都穿著軍裝嘛，對著她敬禮，她嚇一跳，還以為是來抓她的呢。她後來經常拿這件事開玩笑。”
魏松還記得周老師說，“魏松的嗓子跟別人不一樣，他是洋嗓子，可以唱外國歌劇。”但“文革”並不允許唱“封資修”，周小燕等於是冒著被批鬥、被逐出教師隊伍的危險來教魏松。那時，學生也不可以去老師家裡上課，怕被老師帶壞，魏松一直唱不好，周老師就說，“來我家吧。”
周小燕把魏松和另一名學生領到自己家中，拉上窗簾教，把耳朵貼在留聲機聲上，聽那幾張沒有被抄走的法國舊唱片，“那時候是夏天吶，不能讓外面聽到，像搞地下工作一樣。特別是第一次聽到卡魯索的歌聲，我就感慨，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美妙的聲音。這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魏松說，“周先生真的改變了我的一生。”如果不是周小燕讓他從男中音改唱男高音，他可能一事無成，“當時還有很多老師不同意這個意見，周先生還是有慧眼的。”
這個從部隊來的小夥子，正是從周小燕這裡得到了西洋音樂的啟蒙，成為中國最優秀的男高音歌唱家之一。43年來，魏松與周小燕建立了深厚感情。正在北京參加兩會的魏松接受完早報記者採訪，就直奔機場趕回上海弔唁周小燕。
上海歌劇院男中音歌唱家楊小勇是在1982年受教於周小燕的，“她一直都很精神，唱起歌來就倍兒精神，那時候身體好啊。”楊小勇向早報記者回憶：“她是比較宏觀的一個人，她會讓你獨立發揮。她主要是啟發你，而不是限制你，讓你更多地去理解作品，而不是拘泥於一些細節，從大的方面來把控你的發展。”
在周小燕一長串學生名單中，廖昌永是一位赤著腳走進上海音樂學院的農家孩子。第一次在校門口見到周小燕時，廖昌永緊張的心怦怦亂跳。他不僅鋼琴、樂理基礎差，而且一開口就有濃濃的四川口音，這是學聲樂的大忌。周小燕把他帶回家，一句一句糾正，進步很大。本科畢業後，又成為周小燕的研究生。
有人問周小燕，您這樣一位瘦小的女士，怎麼能夠培養出這麼多國際一流歌唱家？周小燕說：“他們問我，你能不能夠再培養幾個廖昌永。我說這個我不敢說，因為一個學生的成功，教師只佔三分之一，就是起個指導作用、理論作用，還有三分之一就是要靠本能。首先要廖昌永會學，他怎麼下去自學，怎麼舉一反三，他能夠發揮他那個作用。”
早年廖昌永參加多明戈世界歌劇大賽時，多明戈就跟他講：“你有一個非常偉大的老師，而且她有一套非常特殊的訓練體系”。周小燕說：“聲樂教學的個別對待很重要，除了身體的不同以外，每個人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樣，理解、悟性，像小廖，他悟性很高，你跟他一講，他想一想，悟到了，悟到了他就會在這個上頭去前進。”
在廖昌永心中，周小燕是良師又是慈母。1988年，為振興中國歌劇事業，71歲的周小燕創辦了“周小燕歌劇中心”，親自出任藝術總監。在她的努力下，中心排演了《弄臣》、《茶花女》以及中國歌劇《原野》等大量精品劇目，為中國歌劇走向世界打開了大門。她說：“我不能唱了，不能上臺了，我要創造舞臺讓他們上，給他們創造條件。”
周小燕說：“碰到好學生是老師的幸運”
2014年3月，上海歌劇院與上海市教委聯合出品了原創歌劇《燕子之歌》，牽頭之人正是時任上海歌劇院院長的魏松。
該劇根據周小燕的生平事蹟改編，劇中，燕子老師的學生們也大多以今天活躍在歌劇界的“大腕”們為原型。“前年魏松上任那天，說有事來向我彙報，他要排一出現代題材的原創歌劇。”周小燕對《燕子之歌》創排之初的情形記得很清楚，“我一直覺得歌劇舞臺上演古人雖然氣勢上有共通之處，但還是不如戲曲來得順理成章。所以現代題材我舉雙手贊成。”結果魏松說是要以周小燕的藝術人生為原型打造一部歌劇，這個她沒想到。
時間回到2011年，魏松受北京大學歌劇研究中心之邀策劃歌劇《錢學森》，便萌生了尋找一位上海典型人物作原創歌劇的念頭，“第一個想到的便是我的老師周先生，她是一位‘世紀老人’，見證了上海這座城市的歷史和中國聲樂發展的每一步。劇中許多臺詞都是她平時自然而然說起的原話，以她的人生編排歌劇再適合不過。”
魏松的同班同學、同為周小燕學生的韓適一週之內寫完了劇本，對周小燕夫婦二人都極為熟悉的作曲家奚其明擔綱了歌劇的作曲。
由於周小燕年輕時是花腔女高音，因此作曲家在劇中歌唱技巧的寫作上頗費了一番心思，雖然“難唱”，卻得到了周小燕逐字逐句的悉心指導。在劇中擔綱女主角的上海音樂學院青年聲樂教師劉戀說，周先生要求之嚴，令她在這一部歌劇的排演中獲得了巨大的進步。
周小燕說：“這部歌劇講的其實是一個老師的故事，不僅周小燕是這樣，而是所有老師都是如此。我為我的學生驕傲，碰到好學生是一個老師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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