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讀過喬衍琯詳實且生動的《乾嘉時代的舊書價格及其買賣》，不由聯想到今天的舊書價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不妨從手邊比較齊全、生動的姜德明書話說起。
姜德明書櫃，打開櫃門的全是珍本舊書
姜德明先生的淘書史比所有的愛書者似乎都早。他在《我的藏書》裡說：“我不是書香門第出身，父親是個開紙店的掌櫃……我到店中閒串，偶爾從中撿幾本有興趣的帶回家去看，記得有抗戰前的《良友》畫報、《論語》等雜誌。那時我還是個小學生。”
姜先生自述：“四十年來，我的藏書絕大部分來自西單商場、東安市場，什麼隆福寺、國子監、琉璃廠、燈市口……都留下了我的足跡。”（《我與舊書店》）
姜先生還說：“我的新文學藏書原先是有個範圍的，即限於散文、雜文和報告文學之類，長篇小說和翻譯不是重點。而且淘書時十分注重書品，缺頁短封面或無版權頁的絕對不收，價錢太貴的也不收。”
“價錢太貴”，在那個年代是個什麼標準呢？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月工資超過一百元，要算高薪階層了。夫婦兩個都上班，一般而言，薪水上男高女低，兩口子再養兩三個甚至五六個孩子，平均下來，每口人有三十元生活費就相當不錯了。我記得當時一個家庭人均收入低於十二元的話，就會申請到如減免學雜費等政策照顧。我家七口人加一個保姆，人均生活費二十來元，日子緊緊巴巴，為了節省三個男孩每月八毛一分錢的理髮錢，母親買了把推子給我們仨剃頭。
我理解的姜先生的“價錢太貴”，就是兩元或三元，超過此數就是太貴。有一回，我在琉璃廠書市與一本《今傳是樓詩話》（王逸塘著）失之交臂，售價僅一百元。事後請教姜先生，他說七十年代舊書店有一本這書，兩元錢，放了很久也沒人買，他就買了，並說現在賣一百元不算貴。過了幾年，我花八百元買到了品相上佳的《今傳是樓詩話》，現在則非三四千元不可。
姜先生在《買書錢》一文中有過“小苦而微甜”的回憶：“我的買書錢主要靠上學時家中每月給的零用錢。不夠的時候就虛報開銷，如說學校指定要買參考書，或者自己又新添了一件衣物之類。”
“我有三個兒女，每月光扣托兒費，我們夫婦的工資袋裡也就所剩無幾了。……所以我買舊書，一向盡買那些定價便宜的。”
“平時，我們夫婦的工資領來後都放在一起，誰用誰就去拿。好書誘人，在剛發薪的那幾天也就慷慨起來，不計後果了。妻覺察了，提出警告：‘先生，手下留情，一家老小還得吃飯呢。沒看見孩子的褲子不能再打補丁了嗎……’我良心發現，只好低頭不語。”
“有的時候，實在怕那難得的版本被別人搶去，趁妻不在旁邊的時候，不聲不響地從櫥裡抽出兩張票子來。比如阿英在孤島上海印的那本長征畫集《西行漫記》，我便採取如此手段得來。當時花了一元錢，現在當然是革命文物了。”
姜先生經常勸我們，不要因為買書影響了過日子，不要買很貴的超出自己經濟能力的書。姜先生對現在的舊書店超高書價一向很反感，對古舊書拍賣也不以為然，曾言“在舊書肆的新文學版本還沒有被拍賣家們包圍的年代，我是個痴迷的搜訪者”。他經常說的一個詞，“胡鬧”。如今的古舊書價似脫韁野馬，無可理喻，姜先生連“胡鬧”也懶得去說了。
如果留心的話，可以在姜先生書話找到那個時代的舊書價格，雖然和現在的書價沒有可比性，但是蠻好玩的。
姜先生在《書帳》一文中說：“我常常買舊書，的確沒有想到要當藏書家，至今亦無個人的藏書全目或完整的購書帳。不完整的書帳，則在1970年至1975年有所記載，也未必全，……重看當年的書價，再與今天一對比倒也有趣。比如1970年全年，我購書只用了23元2角1分錢，其中一本魯迅逝世那年在燕京大學出版的紀年冊，當為稀見的版本，我卻以1角得之。……1971年似乎是我購書的豐收年，共用去111元5角。平均每月近10元，可以買到幾十本書，現在就難了。其中頗有若干種值得一記。如當年作學生時欲購而無力得之的四厚本金人譯的《靜靜的頓河》，豎排、黃色封皮本，以三元購得。當時曾有一種實現夢想的喜悅，原書扉頁上還蓋有‘安娥’的印章，證明這本來是田漢夫人的藏書，亦現代女作家簽名本。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大略》，北京大學線裝鉛印講義本，是新潮社上下兩冊的《中國小說史略》的前身，當為世間稀見的珍本，我以1元5角購得。但，最不平常的是竟然購得鄭振鐸先生著的自用本《中國文學研究》上中下三冊。”
姜先生稱，“我為購得此書而大喜過望，同時亦頓生感慨，當時破例在書帳上寫下一段小跋”。這段小跋有時間（1971年5月31日上午）、有地點（海王邨中國書店）、有書名、有價錢：“此書於1957年12月出版，印一萬冊，定價4元6角，今以2元3角得之。”
僅此一篇《書帳》真是不夠過癮。韋力先生《上書房行走》裡寫姜德明書房那篇，配有幾張照片，其中一張是姜先生保存的購書發票一沓，旁有清單寫著書名和價錢。要再想多知道一些當年的舊書價錢，只有一途，在姜先生書話裡尋尋覓覓。
姜先生在《琵亞詞侶書話集》裡寫著：“我保存的這冊小書完整如新，六十年代初以三角錢於舊書攤上撿得。現在有點不忍回味了。”這冊小書如今連大名鼎鼎的孔夫子舊書網也從未出現過，可見其珍稀。
有的時候價格是模糊的，“譬如卞之琳先生戰前在琉璃廠刻過一部木板新詩集《音塵集》，宣紙，紅墨印，外加黃緞函套，真是一件難得的藝術品。……但因為是線裝本，通過了他（雷夢水）的手，還是為我留了下來，當然，定價要稍貴些”（《賣書人》）。
有的時候不記價格，“二十多年前，從廠肆撿得胡適著的《墨家哲學》一冊。當時要買它並不是為了要研究古典哲學，或認識墨翟的學問，而是看中胡適的簽名，那是他題贈錢玄同的”（《胡適的簽名本》）。去年某圖書館舉辦了一場小型的簽名本展賽，第一名展示的寶貝即胡適簽名本。據我瞭解的行情，胡適簽名本沒有低於一萬元者。
在《知堂的藏書印》文中，姜先生透露了許多珍本，卻一本也沒有透露價錢，雲淡風清地說：“限於當時的社會風尚，問津者並不多，我亦是擇我所需而價又低廉者存之，大部分眼見其流落了。那時只要你稍許破費，正是人人舉手可得。此一時彼一時也，當年機遇如今難以再現矣。”
“當時我在那裡也撿得他的兩本藏書，所費不多。”（《孫楷第的藏書》）
對嫌貴而買不起的書，姜先生記憶尤深：“當然也有羨慕已久卻無力購回的書，比如四厚本黃色封面的《靜靜的頓河》、用精緻的紙匣裝置的《魯迅三十年集》即是。”（《天祥二樓》）我的朋友趙國忠曾一百元購得此版《靜靜的頓河》，讓我妒羨不已，誰知不久之後趙兄就把書贈送給我的另一位朋友。趙兄收藏新文學版本書甚豐，“翻譯書不是重點”，這個觀念是學姜先生的。
古人云：“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說的對，又不全對。姜先生曾經被迫賣過書，甚至燒過書，可是他享受過藏書帶來的無窮樂趣，寫出了那麼多精彩的書話與愛書人分享，相較於同時代的藏書家，姜先生的“書人生活”，似乎無人可及。
“我也賣過書，一共賣了三次。”姜先生在《賣書記》裡這麼寫的。“頭一次可以說是半賣半送，完全出於自覺自願，並無痛苦可言。那是天津解放後不久，我要到北京投奔革命了。”因為我對三四十年代的電影刊物電影明星有興趣，收藏了一些影刊，常常說給姜先生聽，他經常說，這些影刊過去他都有存，進北京之前都賣了或送掉了，如《聯合畫報》《新影壇》《電影雜誌》《青青電影》等。這真是歷史的循環，我津津樂道的這些影刊，正是姜先生半個世紀前拋棄的。我將自藏的全份《電影雜誌》交給出版社影印，得了幾套樣書，送給姜先生一套，也許姜先生會見笑：當年原版的那套都賣了廢紙，如今卻變廢為寶了。
“第二次賣書是在一九五八年大鍊鋼鐵的時候。”“馬上給舊書店掛了個電話，讓他們來一趟。”“第二天下班回到家裡，老保姆羅大娘高興地搶著說：‘書店來人了，您的書原來值這麼多錢呀。瞧，留下一百元呢！’”後來有人告訴我，這位舊書店“來人”是中國書店的某某某，這位某某某在我搜集民國刊物上給了許多便利。最近我的朋友宋希於告訴我，1986年的《出版工作》上有某某某的一篇文章，有意思極了，講的全是中國書店收購舊書刊的故事，現在來說是“商業機密”了。
姜先生接著寫：“他拉走的哪裡是書？那是我的夢，我的感情，我的汗水和淚水……羅大娘還告訴我，那舊書整整裝了一平板三輪車。”“這一次，我失去了解放前節衣縮食所收藏的大批新文學版本書。”
姜先生賣掉的一平板三輪車的書刊裡，我所驚詫的是“整套的林語堂編的《論語》和《宇宙風》”。我甚至可以肯定，整套《論語》雜誌，以後的歲月姜先生可能有機會補購回來，而《宇宙風》雜誌則希望渺茫。得機會問問姜先生，又擔心勾起老人家的傷心往事。
七年之後姜先生第三次賣書。“這一次又讓舊書店拉走了一平板三輪車書。”“第三次賣掉的書很多是前兩次捨不得賣的。”“我不忍心書店的人同我講價錢，請妻作主，躲在五樓小屋的窗口，望著被拉走的書，心如刀割，幾乎是灑淚相別。”
我是個愛書人，寫到這兒，也很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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