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我一生
文丨孫鬱
從前看到卡夫卡寫給父親的信，見到其小心翼翼的樣子，很為這位天才作家難過。父親對於他是個殘暴的存在，不能在其面前坦然對話，內心的苦楚，自然要多於常人。而我有時候想，卡夫卡後來在寫作上的成就，是不是也要感謝父親的壓抑？這是心理學的問題，我們這些門外漢，一時是說不清楚的。
許多人的成長與父親都有直接的關係，但每個人的情形並不一致。周海嬰生前多次和我講起魯迅對他的溺愛之情，內心有著無限的感激。但我有時候覺得，魯迅的舐犢之情，其實也未必沒有負面的因素，因為過於隨便，便少了戒律，自然影響了孩子尋找陌生化的生存的衝動。周海嬰一輩子在父親的影子裡，這幸福中隱含的不幸，也不是沒有吧。
在與周海嬰二十餘年的交往中，我也感到了他有一種無法擺脫父輩影響的焦慮。那種淡淡的哀愁，也許只有身邊最熟悉的人才能夠了解些許。有一次去香港開會，一路上我與他談論著早期記憶，他很好奇我的經驗，問我的父親如何管教孩子。我的回答讓他吃驚，父親在我的生活中位置並不重要，而且長期是一個空白。
海嬰先生嘆道：人真是各自在不同的世界裡。
我的父親與海嬰先生同齡，他是沒有得到過父愛的人，很小就過繼給自己的伯父。不料他自己婚後，隨即出現了不正常的生活。我剛剛懂事，他又流放到農場，對於我的教育很少。與一般家庭的孩子比，我是野生的孩子，缺少的是溫馨的家族裡的氛圍。在很長時間裡，我的記憶中沒有父親的身影，他處於缺席的地位。而且有一段時間被迫與母親離異，我們曾天各一方。
關於這一切，我一直想寫一篇文章，遲遲沒有動筆的原因，是自己的經驗也許過於特殊，並沒有典型的意義。而且那樣的時代的氛圍，現在的青年人未必能夠了解的。
但終於動筆來，因了一些現實的刺激。肯定“文革”的論調四起的時候，我的憤憤不平之情油然而生。擔心的是噩夢的重演，尤其那些青少年，希望他們不要再過一種非正常的父子生活。他們不知道，“文革”最大的問題之一是，親情被一種虛假的意識形態代替了。
那一段歲月裡的人與事，今人解之定然很難。少年時代的我對於父親的記憶很少，因為他在離家很遠的地方，每兩個月才能回到家來一次，一般晚上到，早晨出發，行蹤頗有些詭秘。我周圍的朋友一直以為我沒有父親，他們偶爾見到那張陌生的面孔，還以為是家裡的親戚。總之，在我的周圍人的印象裡，我們的家有些稀奇古怪。
父親中上等個子，清瘦，樣子有點蒙古人的氣質，一口標準的北京話。他年輕時代是個文藝青年，流浪的時候寫過不少詩歌。後來在國民黨部隊受過訓練，不久在長春投誠起義，便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瀋陽軍區前進歌舞團的創作員。因為不滿意部隊的單一，自己考上了大學，但畢業工作不久，就因為歷史問題而被開除了。小城裡偶有幾個認識他的人，都覺得他不合時宜的樣子，斯文的外表，謙遜的目光，好似和大家不在一個時代裡。
很長一段時間，對於他的身世我瞭解不多，覺得與母親這樣紅色家庭出身的人比，過於複雜。待到上學的時候，他回來的次數漸多，一般都在節日。他像個客人主動和我聊天，這時候愛講一點詩詞給我，把《唐詩三百首》拿來，他自己先讀，然後讓我背誦其間的篇什。我完全不懂其間的意思，慢慢才對內蘊有所瞭解。時間久了，習慣了這種交流，我對於古詩文的感覺，就這樣斷斷續續湧動了出來。
父親讀古詩的時候，是搖著腦袋地吟唱，這是私塾時代養成的習慣。他喜歡杜甫的詩，對於其間蒼涼意味的欣賞，伴隨了終生。但最初他教我的多是李白、白居易的作品，也許覺得更好理解一些吧。“文革”後期他買來一本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反覆翻閱，有些地方寫了心得。我翻看他留下痕跡的這本新書，發現他似乎對於郭沫若有點不滿，主要是作者把杜甫講得太低了。那時候他說的一些話，我還不能理解，狀態和周圍的人頗不一致。這是我讀到的第一本關於古代詩人研究的書。自然，多是懵懵懂懂，閱之而不得要領的時候多多。
除了教一點詩，我們之間沒有別的深入的聯繫。父親一生沒有打罵過我，永遠都是客客氣氣的樣子。他一直覺得自己的歷史問題影響了我的前途，有著強烈的負疚感。這種客氣的樣子，讓我在他的面前很是放鬆自然，有的時候感到他的可憐。我少年時代建立起的對於父親的態度，至今依然感到有些奇怪。
1967年他被關進大牢，大約有一個月的時間吧，我每天要去那裡送飯。因為怕見到熟人，總是從衚衕裡穿行。那時候母親也失去了自由，我和妹妹做的飯很難吃，窩窩頭、白菜。看護人說不能帶肉蛋，飲食都極為簡陋。有一次在牢門口見到父親，他走過來摟著我，顯得異常的激動。他知道全家正在難中，一切都與自己有關，痛不欲生的感覺都掛在臉上。
不久他從城裡的關押所流放到很遠的地方，此後多年沒有音信。我的班主任老師為了保護我，給我改了姓名，以為不再隨父姓，這樣可以與“反革命”的父親一刀兩斷。我隨了母親的姓，一生沒有更改，但那變化，在那時還是對於我略有一點用處的，因為形式上已經與父親不再有什麼關係。
有一段時間，他偷偷回來看我，那時候他與母親正是離異的時期。見面的地方在城南的澡堂子，我們泡在瀰漫著蒸汽的池子裡，彼此都看不清面孔，只能聽見他渾厚的男中音。他問這問那，幫著我搓洗。後來知道，他的時間緊，每次請假回來不能超過半天。洗完澡，還領我到店鋪裡買一點零食，叮囑我不要惹媽媽生氣。說話的時候，聲音有點顫抖。我不喜歡他懦弱的樣子，每每見到他憂戚的表情，自己也有些難為情。這個時候他往往塞幾塊錢給我，摸一下我的頭，就坐著公共汽車返回農場了。
這種秘密的見面，也給我帶來一種負擔。害怕被同學見到，因為說不定會被彙報給學校。但也盼望見到他，在他那裡，總能得到一點有趣的東西。我被他的博學吸引，好似肚子裡有個萬寶箱。在我所認識的老師中，比他儒雅、多才的人不多，只是膽子太小，有時候過於脆弱。我自己的性格里，多少染有類似的遺傳。
當他幾年後與母親恢復了關係的時候，我們的家庭才慢慢正常起來。每年春節最渴望的是父親的歸來，他會帶來許多山裡的特產，燒飯的水平也很高，會炒各種風格的菜餚。我的母親不會做飯，平時全家在學校食堂對付，自己家的飲食，永遠馬馬虎虎。
他偶爾喝一點酒，喝多了的時候，便有點話多，總願意講老家的日子。父親出生在一個大家族裡，小時過著富人的生活。那時候過年，老家人極為講究，風俗裡的隱含，有儒家文化最為本然的東西。他很留戀這些古老的遺存。不過他沉醉在這種講述的過程時，母親常常要打斷他的話。以為多是封建時代的腐朽之事，還是不提為好吧。這時候感到父親的掃興。他好像覺得自己是一個犯人，微笑馬上就從臉上消失了。
我的記憶裡，父親總和我談及自己的死。還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後期，他就暗示過我，死後一定要通知內蒙古的親人，並把自己的骨灰埋在一棵樹底下。那時候我還是個孩子，父親遺囑般的叮嚀，對於那時候的我多少有些殘酷。然而彼時的死人很多，被打死的、自殺的不時出現在小鎮上。這樣的苦運是否會降臨到我們家裡，都不能預料。有著心理準備的父親，其實也有幾分坦然的因素在。
農場有一些人因為活不下去，自己了斷了人生。父親常常去幫助料理後事。他懂一點鄉下殯葬的規矩，每每將儀式搞得較為得體。從長春被圍困時期到朝鮮戰爭，他身邊的朋友死去的很多。而隨時可能遇有不測，則是他內心的一種準備。他對於死亡的感受似乎比一般人要強烈，那些複雜之情，恐怕不能用簡單的概念描繪的。
有時候，我覺得父親有點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受難者，內心極為豐富，但行動上卻那麼遲疑。他對於自己年輕時代信仰三民主義，有著真心的懺悔，認為自己確實是罪人。但有時候他也常常沉浸在青少年時代生活細節的回味裡，似乎那種生活在一生裡最為珍貴。他一生都在這種矛盾裡搖擺，早先喜愛的小布爾喬亞文學精神漸漸被革命文學意識所取代，並且深受左翼思想的衝擊。
在基本的生活態度上，他有一種積極入世的意識。哪怕有一點可能，都會盡力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文革”後期，形勢略有變化，那時候到處是宣傳隊，農場也組成了劇團。場長知道父親曾是瀋陽前進歌舞團的編劇，便點名他戴罪工作，希望自編自演，能夠在全省農場系統亮出光彩。這是他十八年勞改生涯裡最被信任的日子。半年內寫出了話劇《珍珠河畔》，在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熱潮裡，這劇目一時成了縣裡較為顯赫的精神標誌之一。
首演在一個騎兵營的禮堂舉行。農場的工人和部隊的戰士坐滿了禮堂。演出的內容很簡單，是農場水稻實驗的故事，兩條道路的鬥爭。內中不乏說教，還不到半小時，就有人退場，觀眾的喧譁聲也出來了。父親在廣播裡喊大家安靜，但沒有人聽。我坐在下面，出了一身冷汗。覺得這樣的節目，思想正確，但沒有藝術的吸引力。
《珍珠河畔》的失敗，父親一定十分沮喪。但上面的領導，卻表揚了農場宣傳隊的進取精神。據說該劇還在一些分場巡演過，反饋的情況與先前大致一樣，父親的心情真的五味雜陳。我隱隱地覺得，他以這樣的方式討好了時代，但那個時代不屬於他。因為在別人的世界裡思想，自己的靈魂卻是乾癟的。
1978年他正式平反了，終於回到了教育界。將近二十年沒有教書，但似乎沒有影響他的熱情。回到高中之後，全身心投入到教學之中。他的課很受歡迎，尤其關於作文，許多人都信服他的理論。但他對於文學性過於看重，對於應試教育，多少還有一些隔膜。大家都認為他的水平很高，可教出的學生，分數並不都很理想。
他用民國那樣的教育理念去思考高中的教學，思路與時代完全不符。幾年後，他意識到自己更適合從事文學創作，不久就去了文聯，有了時間開始自己的創作工作了。
晚年的父親在文聯十分快樂。這是他一生最為愜意的時期。那時候我已經到了北京工作，對他的具體情況卻知之甚少。他的朋友盧全利、林丹、侯德雲都在紀念他的文章裡說他幫助了許多文學青年，辦雜誌的時候傾注了諸多心血。其學識和文章，在小縣城裡一直有不小的影響力的。
他雖然恢復了寫作，且出版了幾部作品集，但還是謹小慎微，生怕再犯錯誤。那些作品的力度，自然也打一些折扣。不過他的鑑賞文章水平很高。《文心雕龍》《蘇軾集》都是他喜歡的書。一些讀書雜記在北京的報刊上也發表了一些。那些文字都沉穩、酣暢，比他的劇本和小說要老到很多。
有時候偶爾打來電話，和我討論文學界的一些問題，對新出的現象有著好奇之心。有一次他看到我在雜誌上的一篇文章，把他嚇壞了。寫信說：這樣的觀點是犯忌的，千萬不可如此云云。看到這文字的時候，我便想起他在農場勞改時溫順的樣子。這個年輕時代以“浪子”為筆名的詩人，到了老年，已經不太敢再放逐自己的思想了。雖然他自己那麼欣賞杜甫和魯迅，而現實生活裡，活成杜甫、魯迅的樣子，不妨想想自己的後果。
我知道他內心的複雜性。從心裡講，他對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湧現出的許多觀念是贊同的，但在表述自己的思想的時候，又把這些隱藏起來，用一種大家可以理解的語言行文。這給自己帶來了某些安全，但藝術上和思想上要有創建，那就很難了。
父親在晚年被多種疾病所折磨，看他留下的遺稿，依稀殘留著一絲苦味。但先前憂鬱的性格似乎有點變化，對於往事不再去糾葛曲折，也原諒了那些整過自己的人。他常常沉浸在對過去的回憶中，寫了大量的小說和散文。這些，我都讀得不多。他對於我不太過問那些文字，其實有些悲哀。但一面也覺得，兩代人的隔膜，總還是正常的吧。
他去世前的幾個小時，我帶著妻子和女兒匆匆趕回他的身邊。他躺在醫院病房用微笑的眼光望我們，顯得異常平靜，衰老的面容裡流動著柔和的光，告訴我說，一生沒有遺憾，很知足。
這是他留給我的最後一句話，那一年，父親八十二歲。
我有時候想，我與父親的關係，好似畸形時代的一種特異的存在。我們沒有舊時代的那些規矩，但彼此都很平等。也沒有現代家庭那樣的正常秩序，是在動盪裡互相瞭望的。汪曾祺對於非正常時代的父子關係有過描述，他審視自己的時候，寫下了《多年的父子成兄弟》這樣的妙文，那是他主導的自由精神的外化。父親與我，還不是兄弟般的感情，好似朋友一般，有時候甚至像單位的同事。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父子之情呢？在革命的年代，在生死難保的歲月裡，這樣的家庭故事，隱含著悲劇的意味，然而年輕一代，對此未必明白的。
許多年後整理父親的遺物，看到他在《莊子文選》邊寫的一些批註，才知道其對己身的態度。那些關於生死的文字，他都很認可。莊子談到生死，以為是天命運行之跡，那看法比我們今人高明。因為他沒有用不朽之類的話撫慰後人，顯得通脫、大氣：“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師》）就對於人生的意義而言，我們詞語裡的虛幻之影，莊子早就察覺，故那語言背後的對於意義的消解，其實是看到存在的虛妄。父親知道內中的意蘊，他自己在晚年平淡的樣子，易讓我聯想起古人的遺緒。雖然他自己一生逆多順少，是個失敗的人，但“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的古訓，他還是深味於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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