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那樣一群人，他們那樣想，他們就那樣活，他們那樣說，他們就那樣做，他們走了，卻留給了這個世界一個矜持而自尊的讀書人的形象。
曾經有那麼一群人，他們千人千面，各有不同，但是內裡全不失風骨，全不失風度，骨子裡躺著一箇中國“士”之形象：威武不屈，貧賤不移。
他們在民國的亂世當中，活出了一個“人”應有的樣子，莊重、尊嚴、自由、有氣節。
說起他們，某個大學生說：我們這些自由而無用的靈魂，是無法真正感應到那些老先生的。
為什麼無法感應到他們呢？我們明明離他們不過幾十年，卻無法感應到他們。確實，我們今天在時間上離他們很緊，然而在心靈上，我們離他們的距離，越來越遠。
他們的精神在時光的洗滌當年變得越來越鮮明，他們的風骨成了一種標杆，而許多人卻在歲月的長河裡，變得對一切麻木，變得對一切冷淡，變得對一切無所謂，因而失去了對許多作為人的最純潔的感動。
馬相伯
“我是一條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卻沒有把中國叫醒”，這是馬相伯在去世之前的一句話，也可以說，這就是他的一生，他一輩子都企圖用自己的聲音，叫醒中國，叫醒這個沉睡的世界，尤其是那些沉睡的心靈。
1840年，鴉片戰爭，馬相伯出生。
1939年，抗戰還在繼續，馬相伯去世。
也許有人不知道馬相伯是誰，可是一定知道復旦大學，這是他創建並留給後世的學園。
百年的時光，復旦早就文明海內外，而馬相伯留給後人的，只是一抹孤獨的背影，只是很多值得我們深思的事蹟。
馬相伯年幼聰慧，學業有成，年紀輕輕就成了一名學貫中西、通曉八國外語的博士，30歲那年還成為了聖依納爵公學的校長。教會神父，公校的校長，誠然受人庇護，可馬相伯卻選擇了另外一條不安穩的路。
1876年，馬相伯受李鴻章的邀請，希望他為朝廷建功立業，為這個羸弱的國家做一些事情，方能不負他淵博的學識。
馬相伯和弟弟一起出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懷著一顆“士人”之心出發。
然而，多年努力，卻不見成效，他向朝廷提出的科學興國的強國之策，得不到回應。
他失望了，帶著失望和憤怒離開，留在身後的，是洋務運動的斷壁殘垣，是中國這片大地的四處硝煙，是人民的哀嚎。
那年，已經是1900年，馬相伯60歲了。
幾十年的人生經歷讓他明白了，一個人救不了中國，一千個人也救不了中國，唯有中國人民全部站起來了，中國才能真正站起來。
魯迅先生曾經是學醫的，但是他覺得，藝術可以救助一個受傷的肉體，可是喚不醒一顆麻木的人心，於是他棄醫從文，寫出一篇篇犀利的文章，希望喚醒那些沉睡麻木的國人。
而馬相伯，他希望通過教育，打開民智，讓人民甦醒過來。
他將自己的全部家產，3000畝田產，捐獻給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為創辦中西大學堂的基金，並立下“捐獻家產興學字據”。
1902年，他以中西大學堂理念，創辦震旦學院。
震旦為梵文，意思是中國，含“日出東方，前途無量”之意。
1905年，另立復旦公學，復旦出自《卿雲歌》：日月光華，旦復旦兮。1917年，復旦公學改名為復旦大學。
他發出的“聲音”，不僅僅是幾所大學，在抗戰期間，他年近百歲，卻一次又一次進行抗日廣播演說，從1932年11月起，四個月內，連續發表12次國難廣播演說。
1939年，馬相伯去世。他的弟子于右任寫了一副輓聯：光榮歸上帝，生死護中華。
詩人文天祥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一顆丹心，一種氣節，這是民國那時候他們的氣度，是民國那時候他們的精神。
劉文典
馬相伯作為一個學校的創始人，他在為國人的麻木“呼喚”，可是即便是在他臨終之前，“也還沒有叫醒中國。”。
而作為教書先生的劉文典，卻用他自己的方式，給所有的讀書人留下了一抹傲雪獨立的梅花形象。
戰爭時期，在西南聯大教室外的廣場上，燭光燃起，劉文典身穿長衫，緩緩走上講臺。
一個女學生為他倒了一杯茶，劉教授從容飲茶，不慌不忙，下面滿座的學生，也沒有絲毫不耐煩。
一盞茶飲完，劉教授霍然起身說：
寧吃仙桃一顆，不吃爛杏滿框。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我講《紅樓夢》，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說，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講過。今天我給你們講四個字就夠了。
說完，他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蓼汀花漵。
真名士，真風流，不外如此，不拘一格，卻盡顯名士精神。
劉文典上課，從來不按常理，今天那些中規中矩的上課方式，可能在他看來，都是迂腐不堪。
他教學生寫文章說：寫文章就是“觀世音菩薩”五個字。
每天念念觀世音菩薩就能寫出文章？不，他解釋說：
觀乃觀察，文章都是來源於生活，所以需要觀察。
世乃是世故人情。
音乃音律，文章韻律。
菩薩則是一顆菩提心，須得心懷眾生，心懷天下。
解釋完之後，學生恍然大悟。
劉文典上課，隨性而為，還會備著茶水煙杆，講到精妙得意處，一邊飲茶一邊抽菸一邊解說，就是下課了也不管。
但某次，他講《月賦》，才剛上課半小時，他就說，今天提前下課，剩下的改在下週星期三晚上繼續。
原來他說的那個日子，恰是月圓時節，講月自然要對著月亮來講：在月光下襬下一圈座位，奉上茶，他坐在中間，學生圍坐四周，聽他大談《月賦》。
性格如此，秉性如此，真名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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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聯大期間，有一次，日軍飛機空襲，大家四散躲避，劉文典也在其中，但跑到中途的時候，他想到陳寅恪先生身體不好眼睛不好，就趕緊叫幾個學生折回去找陳寅恪。
找到陳寅恪之後，他讓學生扶著陳寅恪趕緊走，而他自己強撐著，還一邊大聲說：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
他儼然把陳寅恪當成了國粹。
然而，他一回頭，卻見沈從文也在人群裡跑，他氣喘吁吁對沈從文說：
你跑什麼跑，我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是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你替誰跑？
這話很狂，而且顯得有些“無禮”，但這話從劉文典口裡說出來，卻讓人覺得很可愛。
蔣介石曾希望到安徽大學視察訓話，彼時劉文典在安徽大學教書，面對權勢滔天的蔣介石，劉文典說：大學不是衙門。
他也曾說過：我劉叔雅並非販夫走卒，即使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之而去。蔣介石一介武夫，能奈我何。
想起魏晉時期陶淵明那句：堂堂男子，豈能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摧眉折腰。
不管劉文典是名士風流也好，還是讀書人的自命清高也罷，但他那種讀書人的氣度，卻是今天很難尋到的。
那個瘦骨嶙峋的孤傲身影，把讀書人的風骨變成了一種典範。
真名士，自風流。
陳寅恪雕像
當初和劉文典一起避難，被劉文典稱為國粹的陳寅恪，其學問被傅斯年評論為：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然而，學富五車的陳寅恪，畢生沒有一張學位證。
陳寅恪的侄兒陳封雄曾經問陳寅恪：“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麼沒有得個博士學位？”
陳回到：“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
陳寅恪曾是馬相伯創立的復旦公學學校的畢業生，但那時候的復旦公學，還算不上真正的大學，所以也不授予學位。
所以陳寅恪雖然畢業了，但其實是一個“無證”人員。
復旦公學畢業之後，他遠赴德國留學深造。
而他心裡更是暗暗決定，一定要多學幾種語言文字。為此，在留學期間，他幾乎把所有時間都用來學知識找資料，最後，知識學到了，可是卻沒有獲得學位。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算起來，陳寅恪也是那種“為己”之人，他不是不知道，學位證重要，只是在他心裡，更重要的是知識。
青年陳寅恪
1925年，陳寅恪回國，與梁啟超、王國維一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
其實，陳之所以能進清華，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當時梁啟超的舉薦。
但陳寅恪卻絲毫沒有因此而改變為學的態度，面對梁啟超，他們經常因為一些問題爭吵不休，甚至面紅耳赤、怒目相向的場面也不少。
有一次，梁啟超寫了一篇關於陶淵明歸隱的文章，他認為，陶淵明歸隱主要是因為，當時士大夫階層寡廉鮮恥，普遍缺乏道德感，陶淵明縱然沒有力量改變現實，但也不願同流合汙，把自己的人格和操守丟掉。
但陳寅恪認為，陶淵明歸隱，是因為東晉被滅之後，他“恥於事二主”，才發誓不與新政權合作。
當時一個梁啟超的一個同事就抓住“恥於事二主”這句話，對梁啟超說：“梁先生，這陳寅恪別有用心，他是在含沙射影罵您啊！先生您在清朝做過官，在當今民國又做過官，陳寅恪這不是影射您在‘事二主’嗎？”
但梁啟超不以為然，反而說：陳寅恪的為人我是知道的。請不要以小人心腹揣度君子胸懷！
在真正的文人眼裡，事情往往是簡單的，但一旦放在世俗之人的眼裡，事情就是人情世故，就是一堆破事。
很多時候，文便是人，可以通過一個人，看懂一篇文章，也能通過一些文章，看到一個人。
作為教書先生的陳寅恪，也有幾條規矩：
書上有的不講。
別人講過的不講。
自己講過的也不講。
因為這三不講，他每次課都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準備。突然想到今天的教育，若是課本沒變，可能教案寫出來都是一樣的，一本教案，或許都可以用許多年了，大學老師的課件，不知道重複了多少次，不知道對學生重複講了幾次。
而在那時候，查資料沒有現在方便的情況下，一個老師，卻儘可能的想傳遞給學生新的知識，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我無法想象，但我知道，這種精神正在慢慢的喪失，正在變得寶貴起來。
陳寅恪曾在王國維的碑文上寫到：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後來他還在一篇名為《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的文中說：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其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或許在他看來，生是小事，死也屬小事，唯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大事，但這種精神，往往是庸俗鄙薄之人所不敢想象的。
或許正是因此，他們思想的光輝，才會歷久彌新，成為一盞燈，為那些願意在路上前進的人，照亮這條路。
但這條路最終通向哪裡，全在於個人的選擇。
陳寅恪如此，梅貽琦如此，那時候，很多文人都如此，他們都是如此說，也是如此做的，他們如此想，也是如此活的。
蔡元培
再回首，文心依舊。
可不斷溜走的時間，已經將許多東西稀釋掉了。
但是當我們和這些老先生隔空對話的時候，我們依舊可以感受到一種真名士的氣息。
這些老先生，用他們的行為，用他們的人格，向我們展示了他們所追求的東西，可是今天，在我們看來，這些東西正在離我們遠去。
幾十年上百年的時間，不過就是一個世紀，不過就是一個人的一生，可有些東西，“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這些先生遠去了，他們留下的東西，他們的精神風骨，他們的氣度胸懷，他們身上那種“士”之風度，難道也要漸漸遠離我們嗎？
我們固然學不來那些民國風度，也請不要忘記，曾經有那樣一個時期，文化人可以那樣想，可以那樣活著，可以那樣思考，他們有著獨立的人格，有著自由的思想。
文|帝小羽，我從山裡來，欲回山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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