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你的想象丨“煉獄還是天堂?”——詳解歐洲中世紀的監獄生活

突破你的想象丨“煉獄還是天堂?”——詳解歐洲中世紀的監獄生活

在許多文學作品以及影視劇中,中世紀的監獄都被描述為骯髒,混亂以及血腥的場所。

直到今天,在我參觀倫敦塔監獄時,似乎依然能從斑駁的牆壁和生鏽的鏈條中,聽到當年那些痛苦和無助的嘶吼。

儘管在中世紀的大背景下(連年戰亂,瘟疫橫行),上述情景完全可以被“正確”預見到。

但我也萌生了另一種想法——即中世紀的監獄到底有多不堪?事情有沒有反轉?我們的常識真的正確嗎?

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我找到幾份研究中世紀監獄的學術論文,通過整理後卻發現了一些有趣的結論。

真囚禁,假罪行——監獄曾是宗教政治的“尚方寶劍”

在西歐出現世俗化監獄前,教會是真正監禁囚犯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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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教會在意識形態上反對流血,並且由於其相對自治的管轄權,所以從公元4世紀起,教會就已經開始為“囚禁行為”編纂背書並大肆修建教堂的基本監獄,意圖對那些犯錯的神職人員和僧侶進行合法監禁。

不過,這一時期的監禁行為比較溫和,神職人員在被囚禁過程中依然過著和平時一樣的平靜生活(孤獨、長齋、祈禱),只不過範圍被規定在稍顯暗淡和狹小的房間中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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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在13世紀初悄然發生了轉變。

此時,由於教會權力不斷膨脹,讓其能夠通過宗教裁判所的活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對“普通人”實施監禁。

所以,原本只針對“異教徒”的宗教裁判所,一躍成為了教會的“黃馬褂”,而監獄則像尚方寶劍一樣,可以給異己者致命打擊,從而為宗教政治保駕護航。

例如,中世紀後期興起的“獵巫運動”就是教會的一場政治革命,它在維護教會統治,增強宗教話語權方面有著十分重大的影響。(詳見《 》)

私人監獄也曾是貴族剷除異己,滿足癖好以及收贖金的“快車道”

除了教會外,中世紀還有另外一種類型的監獄——貴族的私人監獄。

通常,封建領主會在審判期間對政治敵人或者犯罪的臣民進行監禁,所以這些罪犯經常會出現在城堡的地牢,塔樓,甚至是門樓中。

不過,和宗教實施的“硬核囚禁”不同,貴族的私人監獄更重視如何處理犯人。

換句話說,當罪犯踏入私人監獄那刻起,等待他的就已經不是囚禁這麼簡單的事兒了。

有些貴族會對政治罪犯施加酷刑,以套出重要的情報信息;有些則綁架了其他貴族的子嗣,讓他們在監獄裡寫下索要贖金的信;還有些甚至只是為了滿足一系列的變態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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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麗莎白·巴托里

例如,在中世紀晚期(文藝復興初期),奧地利就有一位著名的變態女伯爵,名叫伊麗莎白·巴托里。

她相信年輕女人的血液可以讓其永駐容顏,所以當她在位時曾利用貴族名號殺害了多達650名少女。

相傳“血浴”這種極為變態的方法就是巴托里發明的——她曾命令手下直接割斷女僕的喉嚨,待鮮血注滿浴缸後,便寬衣解帶開始享受這“最頂級的護膚產品”。

而那些沒來及“享用”的少女,則會被關押在城堡下方的地牢裡等待折磨——只要伊麗莎白·巴托里感到煩悶時,就會用各種各樣的利器對女孩們進行傷害,諸如切手指,縫嘴巴,以及讓猛犬撕咬等惡毒行徑也是家常便飯。

當然,這位女伯爵最終還是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她被勒令禁足在永無陽光的城堡中,活活被黑暗和孤獨吞噬。

城市化進程讓監獄演變為城市心臟,也成為罪犯的容身之所

根據歷史學家Ralph Pugh在1968年的研究,公元1250年-1350年這段時間是監獄史上最大的轉折期。

“西歐監獄空間的擴張恰逢城市化的強烈時期和城市(社區)自由增長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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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監獄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發展以及城市公社的建立,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具規模。

作為這一過程的反映,在整個十三世紀,城市空間為了適應新的意識形態(市民階層)參與,開始逐步建立市政廳,法庭以及中央廣場。

城市公社為了鞏固他們的司法行政,試圖將監獄中的異教徒,持不同政見者和罪犯限制在一起,而治安法官通常會選擇在政府大院或其附近建立監獄。

這就造成了一種奇特現象——即中世紀晚期的監獄都位於市中心,且非常公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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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城市心臟”的象徵意義外,典型的監獄位置還滿足了一些實際需求。

因為中世紀國家很少為他們的囚犯提供現代意義上的服務,例如膳食,醫療援助,精神指導以及娛樂和教育活動。

因此,監獄的中心地位還可以確保囚犯能過上些“安穩日子”。

也就是說,監獄的透明性和可訪問性,能幫助囚犯在條件困難的情況下繼續生存下去。

根據文獻顯示,中世紀晚期的監獄訪問量高得驚人,不光有當地的地方法官和檢察官,還有牧師,醫生,家人,朋友,慈善機構官員,商業夥伴,甚至是風塵女子。

因此,中世紀晚期的囚犯似乎從未完全與周圍的社會隔絕,他們依靠外界源源不斷的物質和精神輸送,日子過得還算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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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Stinche

而且,一些城市監獄的內部架構也堪稱“完美”。

例如,位於佛羅倫薩的監獄 Le Stinche(公元1300年左右被投入使用)就建立在城市中心。

它在成立之初就設置了四到六名看守,一名公證人,一名侍從,一名醫生,一名牧師,一名看護人員和兩名照顧囚犯所需的修士。

而且,監獄還配備了三個不同的監督委員會,以監督官員的行為和囚犯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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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e Stinche,每年約有800名囚犯被關押在這裡。雖然大多數囚犯都是私人或公共的債務人,但也有因盜竊、賭博或者攜帶武器等輕微罪行而被判入獄的。

至於囚犯們具體能得到什麼待遇,根據學者Guy Geltner的文獻記載,人們對中世紀監獄的刻板印象始終存在偏見。

因為隨著人員的流入流出,監獄早已成為城市景觀的重要支撐,而囚犯的生活也已經融入到了城市願景中。

這就讓有些犯人得以短暫地離開牢房,處理法律事務,甚至還能參加家庭活動。

此外,當地大教堂的政府代表還會為囚犯們提供每年三次的開放日,為人們瞭解監獄,改善囚犯條件和釋放貧困人口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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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根據Guy Geltner的說法,在1376年和1531年,有超過25%倫敦人的遺囑涉及到監獄囚犯的物質利益。

這足可以見證中世紀監獄和外界的聯繫之密切,也並沒有刻板印象中的“暗無天日”那般。

但是,中世紀的監獄也遠非安全的避風港

儘管中世紀監獄的結構和理念已經具備現代監獄的雛形,但實際運營起來依然會出現許多問題。

由於無法監督到囚犯生活的方方面面,導致他們會很容易陷入暴力、言語、情感以及交歡的漩渦中。

食物也是囚犯最頭痛的事兒——那些不能依靠外部穩定供應的人只能將希望寄託於政府和民間的慈善救濟,他們每天的食物也就只有一條麵包而已。

所以,不平衡的飲食,狹窄的宿舍和骯髒的衛生環境意味著囚犯特別容易死於流行病(黑死病),而監獄中另一項活躍的非法活動,賭博,也讓本就財務危機的囚犯遊走在破產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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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與現代監獄嚴格分配囚犯的時間相比,其實中世紀囚犯真正缺乏的是日常生活。

他們很少勞動,也很少被轉移到其他監獄,娛樂活動的空間大多不可用,酒精和女人就更不常見了。

不同的人,不同的監獄生活

不過,上述情況只針對普通囚犯,因為那些社會地位較高、可用資金充足的囚犯完全可以享受到不同的監獄生活。

這就涉及到牢房分配的問題。

中世紀監獄有個特點,它不僅會基於罪犯的罪行,還會根據犯人的身份地位,財富狀況為他們分配牢房,後者佔的比重往往很高。

所以,富貴子弟在牢房中能得到更好的食物,光線,暖氣(爐子)以及床上用品等。當然,這些物品的售價也非常昂貴,不僅可以為獄卒帶來額外收益,也可以讓政府或者私人租賃服務從中分一杯羹。

當然,牢房分配還貫徹了性別單一的原則,也就是說,男女囚犯按照性別不同,會被分配到不同的牢房中。這樣既方便獄卒管理,又不會出現性別暴力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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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獄卒有時也會直接或間接地造成“監獄中的繁榮”。

通常來講,獄卒的工資水平都是固定的,為了賺取更多薪水,有些人甘願冒險為罪犯提供非法服務,例如走私商品或者出售酒精,甚至是幫罪犯傳喚風塵女子。

此外,根據相關數據表明,中世紀監獄的死亡率和越獄率都很低,這也就從側面證明它並沒有像傳聞中的“煉獄”那樣不堪。(但也遠非天堂)

文丨火焱

本文文獻

1.Geltner, G. (2006). Medieval prisons: between myth and reality, hell and purgatory. History Compass, 4(2), 261-274.

2.Pugh, R. B. (1968). Imprisonment in medieval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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