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或者中世紀早期在歐美普遍被稱作“黑暗時代”, 傳統上認為這是歐洲文明史上發展比較緩慢的時期。封建割據帶來頻繁的戰爭以及天主教對人民思想的禁錮, 造成了科技和生產力的發展停滯, 人民生活在毫無希望的痛苦中。不過, 從經濟史角度來看, 西歐在中世紀中期 (10世紀-12世紀) 卻出現了經濟增長。一方面, 從公元10世紀直到14世紀中期的黑死病爆發期間, 歐洲人口保持了穩定增長, 並且在公元1500年前後就恢復到了之前的高峰;另一方面, 根據Maddison (2001) 的估計, 在公元1000年之後, 西歐經濟增長不僅體現在總產出上, 而且人均收入也呈現增長趨勢。那麼, 怎樣解釋這種現象呢?
傳統觀點從三個角度解釋了中世紀中期歐洲人口增長現象: (1) 維京人、馬扎爾人和穆斯林入侵的終止, (2) 長距離貿易的興起, 以及 (3) 封建制度的建立。但是, 和平穩定的環境, 跨地區貿易和封建制度對產權的保護都不能很好地解釋同時期人均收入增長現象。因為野蠻民族對西歐的入侵併沒有在公元10世紀之後停止;有證據顯示這一時期的城市商人主要的貿易對象是鄰近城鎮和軍隊, 而不是長距離的運輸貿易;一些意大利和荷蘭的城市國家也在12世紀至13世紀脫離了封建領主, 而這些地區恰恰經濟增長更明顯。也就是說, 在中世紀中期 (10世紀-12世紀) , 西歐不僅經歷了人口增長, 而且人均GDP也同時實現了增長, 但是既有理論雖然可以解釋人口增長, 卻難以同時解釋人均GDP的增長。
傳統研究方法的一個主要缺陷可能是他們對中世紀西歐經濟增長的解釋不是建立在個人行為基礎上的。中世紀時期的商業擴張需要商人擁有一些手段來傳遞和履行合約義務。在拉丁語國家, 許多正式制度可以保證合約的履行, 例如商人控制的城市政府、城市內部的行會等等;但是在穆斯林世界卻沒有形成類似的正式制度, 他們的商業擴張也因此受到限制。是什麼原因導致西歐出現了保證在代理人之間大規模合約運行的正式制度, 而這種制度卻沒有在其他地區出現呢?
Blum和Dudley於2003年在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上發表的題為“Standardised Latin and Medieval Economic Growth”的論文, 該論文嘗試從拉丁文標準化的視角出發來解釋西歐經濟增長。他們認為:在一個複雜成熟的社會, 達成可信承諾的必要條件是存在保證合約能夠以低成本大量複製和保存的信息技術。
作者將標準化的拉丁文視作滿足這個條件的一種信息技術。公元800年的聖誕節, 教皇利奧三世 (Pope LeoⅢ) 為查理曼大帝在羅馬加冕。為了紀念這一重要事件, 圖爾的馬丁修道院院長阿爾古因 (Alcuin) 向查理曼大帝進獻了一部用新的更加準確的拉丁文撰寫的聖經。公元900年至1300年, 這一套標準字母、語法以及對應的書面語與口語作為一種信息技術在西歐廣泛傳播, 而這一時間段正好對應上文中提到的西歐人口與財富的增長。那麼, 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某些聯繫呢?
作者選用城市擴張率作為公元1500年之前的人均收入增長率的代理變量。公元1000年至1300年的西歐城市化存在經濟去中心化的特點。那些位於公元1000年卡洛琳王朝核心地帶的大城市的人口增長並不明顯, 例如以美因茨 (Mainz) 為中心430千米範圍內, 拉昂 (Laon) 和雷根斯堡 (Regensburg) 等城市。在1300年, 更多的城市出現在了環狀的中間地帶, 包括巴黎、米蘭、威尼斯等大城市, 這些地區在公元1000年的人口還是十分稀少的。
作者從交易成本的視角分析標準化拉丁語、信息技術的革新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 認為拉丁語的標準化降低了信息的存儲與復原的成本。這將導致經濟決策的分散化, 也就是在非中心地帶出現了更多的大城市。這樣原有的加洛林王朝中心城市對經濟的控制力就減弱了, 實現了經濟控制權力的下放, 從而基於契約的交換就取代了政府的指令。同時, 存儲與傳播信息的成本降低, 將會激勵人們去學習這種新拉丁文, 人力資本的邊際產出將會升高。這表現在伴隨著城市與財富的分散, 傳播拉丁文的教育機構, 如教堂、修道院以及天主教學校等, 也隨之擴散。
在實證研究部分, 主要採用了Bairoch等人. (1988) 的1000-1300年城市人口數據。樣本包括了1300年羅馬天主教的74個城市, 人口則是1000年和1300年。計量結果表明:
第一, 中世紀中期人口變動很大部分是一種恢復, 即從之前維京人和穆斯林入侵衝擊後恢復到均衡狀態;第二, 貿易變量——港口對增長有一個非常顯著地正影響, 區域內貿易的上升高於海口貿易;第三, 產權保護變量——擁有封建領主或商業政府對經濟增長率正影響;第四, 相鄰小國之間流動要素的競爭有利於經濟擴張, 而擁有教會學校的城市看起來並不比沒有教會學校的城市增長更快;第五, 對於環狀區域 (Ring) ——距離Mainz的430千米至1230千米的環狀範圍之內, 環狀區域內8個港口比環狀區域外18個港口增長更快, 環狀區域內8個自由城市比環狀區域外25個自由城市增長更快;第六, 人力資本變量是顯著的, 不過, 環狀區域內的人力資本生產中心並不比環狀區域外的增長更快這也許是因為掌握新拉丁文的學者可能會在整個西歐範圍內流動, 而不是僅僅在環狀的區域 (Ring) 內部傳播。
根據交易成本理論, 標準化符號系統有利於降低契約成本, 一方面導致了科層制的瓦解, 另一方面提高了人力資本的邊際效率。在中世紀中期, 西歐城市化率的提高就遵循了這種模式。在北海、法國東南部、意大利北部等的環狀區域內取得了快速的經濟增長。環狀區域外的城市雖然也生產人力資本, 卻把部分供給給予了環狀區域內的城市。
總之, 在1000-1300年間, 標準化的拉丁文帶來了經濟決策的分散化和人力資本邊際收益的上升。阿爾古因 (Alcuin) 的發明帶來的查理曼帝國經濟增長持續到了16世紀早期。在16世紀早期, 歐洲又會受到兩種信息技術進步——活字印刷術和方言標準化 (the standardisation of the vernacular) ——的交叉影響。本文用文字因素來解釋經濟增長, 所以不失為一篇極具啟發性的論文, 對中國學者有一定的借鑑價值。例如, 漢字在東亞國家的地位類似拉丁文在歐洲的地位, 能否從這篇文章的範式出發對漢字與東亞經濟社會發展關係進行研究, 倒真的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