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與洋人對自己的祖先當過海盜這件事，態度截然不同。
北歐人的祖宗是當年馳名海上的江洋大盜，他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瑞典、丹麥的博物館中，都客觀展示出自己祖先當年當海盜的雄姿，挪威甚至還有海盜博物館。這些國家的人有時會說到自己的先人是海盜，說這話時，沒有一點不好意思，反而還有幾分得意與自豪。
國人就不同了。與朋友閒聊，我講到商幫與海盜的關係，總有年長的朋友告誡我，在公開場合講商幫時，一定要避開這一點。有一次我在福建講閩商是亦盜亦商，下來就有幾個年輕人責難我。在徽州，王直的墓都被憤青破壞了，更不能把他包括在徽州人引以為豪的徽商之中。甚至主流媒體亦持這種態度。陸地上造反搶劫的盜賊，古時稱為綠林好漢，今天叫作農民起義。但若跑到海上，古今都稱為海盜。在正統的中國史裡，對國人當海盜一事，一直隱而不傳，雪珥先生的《大國海盜：浪尖上的中華先鋒》偏偏要拿這一段歷史說事。作為研究中國商幫的票友，我通過這本書，對商幫有了更多瞭解。
徽商在中國十大商幫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號稱第二商幫（僅次於晉商）。平時我們提到徽商，都說他們的四大產業是木材、茶葉、鹽業和典當業，其中以鹽業為主。其實，徽商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產業，這就是對外貿易。政府允許對外貿易時，這是一個正經的行業；政府不允許時，就變成了走私。政府用武力鎮壓走私活動，走私的商人奮起反抗，就被稱為盜。明代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於是從事海上貿易的徽商就成了海盜。這些海盜中，最著名的是王直集團。中國人不忌恨陸上的盜，而忌恨海上的盜，所以談起徽商，是從來不把王直及其外貿活動包括在內的。
王直是徽州歙縣人，又名汪直，因為自知做海盜會連累家族，故而改名王直。他在與日本的貿易中致富，並加入了以許棟為首的海盜集團。當年浙江沿海的雙嶼島成了對外貿易中心，其地位有如今天的上海。明政府用武力消滅了許棟以後，王直率部下數千人在日本長崎的五島列島建立了根據地，勢力之大，到了自稱“淨海王”（後改稱“徽王”）的地步。他們嚮明政府叫板，公開從事走私活動——當然，從商與為盜是兼而有之的。在他們的指揮下，日本浪人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燒殺搶掠，被稱為“倭寇”。然而，王直的本意是從商而不是為寇，所以，他有意受招安，當一個本分的商人。他的徽州績溪同鄉胡宗憲對他實施了招安，但在他受招安以後，朝廷又背信棄義地殺了他。這不僅沒有消除倭寇，反而使之蔓延開來，為禍更烈。高陽的歷史小說《徐老虎與白寡婦》正是以這一段歷史為背景的。
與海盜關係更密切的，是閩商，因為閩商的主體就是以鄭芝龍為首的海盜集團，閩商的基本特徵是亦盜亦商。
鄭芝龍是福建泉州南安石井鄉人，十七歲左右的時候投奔在 經商的舅舅黃程，來往於澳門、日本、呂宋等地。他不僅因此開拓了眼界，而且學會了葡萄牙、 等國的語言，經商時兼做翻譯。不久，有機會搭乘大海盜李旦的船為舅舅押送貨物到日本平戶，遂認識了在平戶經商的李旦，並加入了李旦的海盜集團。鄭芝龍在平戶與日本女子田川氏結婚，生下兒子鄭成功。這時，李旦集團分成了三支：以李旦為首的日本大本營，以另一頭目顏思齊為首的 集團，以及以許心素為首的福建本土集團。
1625年，李旦去世後，其子李國繼續主持日本事務。不久顏思齊去世，鄭芝龍掌控了臺灣分支，進而消滅了許心素集團，在福建安平（晉江安海鎮）建立了大本營。1628年，鄭芝龍接受了明政府的招安，並利用官軍的勢力消滅了李魁奇、楊六楊七兄弟、諸彩老、鍾斌等海盜集團，軍隊達萬餘人，戰艦有千餘艘。他們建立了以仁義禮智信為名的五大流通體系，管轄內陸各地的流通渠道，又建立了以金木水火土為名的五支船隊，航行於東西各洋。他們頒發實為保險單的“令旗”，每年收入高達四百萬兩黃金，還壟斷了對臺貿易，控制了定價權，威脅到荷蘭人的利益。1633年，荷蘭人偷襲廈門，向鄭芝龍進攻，並得到了鄭芝龍的對頭劉香海盜集團的幫助。鄭芝龍靠官兵的支持擊敗荷蘭人，並消滅了劉香集團。自此，鄭芝龍壟斷了東西兩洋的海上貿易。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閩商的主體。鄭芝龍集團還為明政府守衛南疆，被稱為“南海長城”。
滿清入關後，鄭芝龍不顧其弟鄭芝鳳和其子鄭成功的反對降清，後被騙入北京軟禁，清軍佔領鄭芝龍的大本營安平後，殺害了鄭成功的母親田川氏。1661年，鄭芝龍被清廷斬首。鄭成功在福建、廣東一帶抗清，並仍保持了海上的壟斷勢力。1662年，鄭成功戰勝荷蘭人，收復了臺灣。當年，鄭成功去世，鄭成功之子鄭經佔領臺灣，企圖實行臺獨。1683年，康熙派鄭家降將施琅攻佔臺灣，實現了“金甌一統”。清政府繼續實行海禁政策，鄭芝龍集團退出了歷史舞臺。當然。閩商並沒有就此終結，不僅閩西北的商業高度發達，而且後來福建人繼續從事與東南亞各國的貿易，並向這些地區移民，其中湧現出許多優秀的商人。追溯他們的起源，還要感謝亦盜亦商的鄭芝龍集團。
東南沿海另一個重要商幫是粵商。我們一般把以十三行為中心的廣州幫作為粵商的代表。其實粵商還包括潮汕商幫和客家商幫。但粵商中的任何一個商幫都是由海盜發展而來的。沿海各省的百姓都以海為生，捕魚或海上貿易成為他們主要的謀生方式。明政府實行嚴厲的海禁後，他們就不得不做海盜了。明代時著名的海盜，潮州澄海的林道乾和饒平的林鳳，就是粵商的先輩。他們都是亦盜亦商，公然與明政府對抗的。林道乾曾在今日泰國的北大年港、當年獨立的小邦大泥國（渤泥國）建立定居點，但被明政府聯合暹羅、柬埔寨和澳門的葡萄牙人所消滅。林鳳本來有望佔領馬尼拉，但由於得不到國內支持而被西班牙人消滅。“林鳳兵敗菲律賓，明朝政府雖未參戰，卻等同參戰，因為它在心理上極大地牽制了林鳳的鬥志、決策乃至兵力，而成為西班牙軍隊的盟軍。”作者雪珥的判斷，是正確的。
讀到《大國海盜》中介紹的這一段歷史，我不禁想到，為什麼洋人的海盜在強國富民中起到了積極作用，至今被認為是英雄，而我們的海盜當年一點也不比洋人的差，卻不僅沒有起到任何強國富民的作用，反倒當時死無葬身之地，今日我們仍羞於提起？
是我們的海盜太與政府對抗了嗎？並不是。因為中國幾乎所有的海盜都是逼上梁山，而且上山後所惦記的還是招安，想要當一個聽話的商人。從王直到鄭成功，從林道乾到林鳳，都有受招安的歷史。他們的受招安也是誠心的，再次為盜，還是政府不信任給逼出來的。
是我們的政府不想擴張嗎？也不是。那個時候的世界處在一個沒有遊戲規則的時代，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哪個國家不想侵略別人，擴充自己的版圖？如今的大國，哪一個不是吞併其他小國而形成的？縱觀歷史上的中國，強大的時期也要外出侵略、兼併，只有弱小時才以求和為主。那個時代，擴張是人性在國家層次上的表現，也無可厚非。
是中國的航海技術太落後嗎？更不是。中國人早就發明了指南針，起碼在明代之前，中國的造船技術一直是領先於世界的。鄭和能遠航到東非沿岸，靠的正是先進的航海技術。
是中國人缺乏冒險精神嗎？是中國人缺乏航海的傳統嗎？是中國的內陸足夠廣闊，無需海外擴張嗎？……這些都不是。中國的政府沒有進行海外擴張，更沒有利用海盜去通過海外掠奪實現強國富民，僅僅是因為中國人的黃土地文化。黑格爾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在《歷史哲學》中說：“中國、印度、巴比倫……佔有耕地的人民閉關自守，並沒有分享海洋所賦予的文明，現在他們的航海——不管這種航海發展到何種程度——沒有影響到他們的文化，所以他們和世界歷史其他部分的關係，完全是由其他民族把它們尋找和研究出來。”黑格爾的結論是：“西方文明是藍色的海洋文化而東方文明是土黃色的內陸文化。”
曾經有種廣受爭議的說法，把中國文化概括為與蔚藍色文化相對的土黃色文化，並指出，中國的未來要走向蔚藍色文化。今天看來，這種說法儘管難免有激進偏頗之處，但卻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幾千年中國文化的問題。我們不能否認傳統文化中許多優秀的東西，但也不能不看到，傳統文化的死穴是保守與封閉，是對外來文化的排斥。認識不到這一點，中國就無法全面現代化。今天的種種進步，不正是與世界接軌的結果嗎？市場經濟，人權與自由，科學與民主，這些都不是傳統文化中固有的內容，這些年來我們學習了，接受了，不就進步了嗎？
從商幫的歷史來看，我們有前資本主義社會最發達的商業，明清時有在今天仍有影響的商幫。這些曾被稱為資本主義萌芽，但這些萌芽沒有成長為參天的資本主義大樹，甚至在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之後就迅速凋零了，其原因還不是這塊保守的土黃色大地嗎？在文化上，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固守自己那一套不合時宜的文化，拒絕學習外來文化，不接受全世界都承認的東西，哪能保持併發揚自己的傳統文化？只有以普遍價值為指導，自己的特色才會有聲有色，永葆青春。今天我們研究商幫時應該思考的是，土黃色文化如何影響商幫，又如何消滅商幫。
土黃色文化往往自閉，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的制度作為最好的制度，認為其他國家與民族都是尚未開化的蠻夷。這種文化正是從鴉片戰爭以來，我們一直想在蔚藍色文化之外，從自己的土黃色文化中尋找現代化之路，卻最終失敗的根本原因。方向不對，找的路子也是歪路、邪路，最後仍然是遠離現代文明。從洋務運動以來，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如此曲折，百餘年而沒有進步，還在於拒絕蔚藍色文化的方向不對。
仔細想來，保守的土黃色文化也並不是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並不是與生俱來的東西。雖然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儒家文化產生於春秋，到漢代成為官方正統的主流意識形態，但直到明代之前，還不是那麼保守，那麼固步自封。漢唐兩代的強盛，正來自於開放。儘管當時的條件下，主要是陸地的開放，但已為中國吸收了從物質到精神諸多豐富的因素。宋元兩代，除了陸地上的文化交流外，又有了海上交流的內容。儘管那時蔚藍色文化還沒有形成，更多是中國文化的出口，但對外來文化決不排斥。宋代的理學已經曲解了孔子的儒學，但還沒有從思想變為實踐，無論統治者還是人民，都只把它作為一種學說而已。
變化的關鍵是在明代之後。明初的海禁放大了傳統文化中的不利因素，保守、狂妄成為主旋律。從那時起，我們就無緣與蔚藍色文化交流，偌大的中國成為與世隔絕之地。到了清代，這種特點更為明顯也更為固執。鴉片戰爭打開了國門，國人並不是向外部學習，而是更為強烈地抵制外來文化。即使要學習，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用西方的技術來維護本位文明，而不是吸收蔚藍色文化。直到今天，這種意識形態仍不時浮出，仍以這種心態來看世界。
明清以來對蔚藍色文化的模式、對海上爭霸重要性的毫無認識，決定了這兩代政府要實行嚴厲的海禁，也決定了民間對海盜的錯誤認識。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放棄了原有的海上領先地位，根本不可能扶植或支持海盜集團去擴張，也不可能利用海上貿易來強國富民。從明代鎮壓海盜集團到清代乾隆拒絕對外貿易，再到慈禧利用義和團排外。這是一條以土黃色文化對抗蔚藍色文化之路，也是一條失敗之路。近代中國不斷捱打，屢遭失敗，正是這條路的必然結果。洋務運動和許多圖強改革的失敗，正在於不想放棄土黃色文化，甚至企圖用現代科學技術來挽救土黃色文化。
在我讀過雪珥的幾本書中，我認為寫得最好的，是這本《大國海盜》。他講了中國海盜的歷史，講了昔日海上中國的輝煌與苦難。我覺得他找到了中國落後的根——用土黃色文化拒絕蔚藍色文化。從這一點出發，他對許多問題的獨到分析值得我們重視。例如，前幾年我們還在回憶鄭和遠航的意義，但有誰認識到，鄭和遠航實際上是中國的封閉之始呢？一次以炫耀為目的的航行，再偉大也只是展示土黃色文化的輝煌，揮霍大量的金錢，最後無非是對蔚藍色文化發佈封殺令而已。這種見解才有震撼力。讀一本書，如果見不到一點能震撼人的思想的東西，有什麼意思呢？來源：海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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