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靖康之變”後，宋朝徽、欽二帝及在開封的宗室、朝臣3000餘人被金兵擄走，北宋正式滅亡。唯一倖免於難的皇室子弟——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在南京應天府登基稱帝，建立南宋。
宋高宗趙構即位初期，除了要應對金人的侵擾，國內也是危機四伏，各地民變、兵變時有發生，使得本就國勢疲弱的新興王朝更加雪上加霜。但為了順應舉國上下的抗金呼聲，宋高宗還是起用主戰派李綱為相，一邊抵禦外侵，一邊平定國內叛亂，穩定局勢。
期間，雖然顛沛流離，到處逃奔，但總算有驚無險，慢慢在江南安定下來。照此態勢，如果君臣同心、舉國同力，共御外敵，偏居江南的南宋也許會逐步收復北方失地。
“靖康之變”形象圖
但此後高宗卻改變了抗金態度，罷免了主戰派李綱，重用汪伯彥、黃潛善、王淵等主降派，對金國採取乞降求和政策。即便後來迫於金國不斷入侵壓力而不得不抗擊金軍，甚至一度取得戰略優勢，也是以戰求和，不思進取，這種主和基調一直持續到高宗禪位，甚至影響到其後的歷代君主，直至南宋滅亡。
面對外侵，宋高宗的抗金態度之所以發生變化，背後有著深刻複雜的歷史和社會原因，如，宋朝歷來實行重文抑武政策、軍事勢力較弱；金國軍事強大，且以騎兵為主，作戰能力優於宋軍，等等。對此，後世史家學者也多有分析，不再重複。
今天我們重點從一場叛亂，分析一下宋高宗為什麼實行對外妥協議和政策。
這場叛亂，歷史上稱作“明受之變”，也叫“苗劉之變”——這場由兩個普通將領發動的叛亂兵變，從叛亂過程看，更像是一出蹩腳鬧劇：發起者聲望低、能力差、組織粗慥、訴求混亂，從開始到結束，前後不到一個月就草草收場，事敗身亡。
但就是這場看似不起眼的叛亂鬧劇，卻對宋高宗的對內、對外政策產生了深刻影響，並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南宋王朝的歷史走向。
下面我們就從這場叛亂的起因、過程入手，分析一下這場事變對宋高宗及南宋的歷史影響。
宋高宗趙構劇照
一、“明受之變”的背景和起因：洩怨憤、除權宦、分財產
南宋初年，宋高宗為躲避金軍追擊，頻頻南逃，期間對一直跟隨身邊的樞密院使、都統知王淵及宦官康履、藍珪等人及為寵信。1129年2月，金兵進攻時，王淵手握調兵大權，卻不思抵禦，鼓動高宗以巡視為名，一路出逃揚州、鎮江，杭州等地，隨行宦官康履等人一路作威作福，強佔民宅，甚至射鴨、觀潮為樂。
“帝在維揚，入內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為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續資治通鑑》）
出逃中，王淵主動要求斷後，卻用戰船偷運自己的私人財物，致使大將劉光世的數萬兵馬無船過江而失陷敵營，引起朝臣怨憤。王淵雖然為所欲為，但由於他和宦官勾結一氣，高宗只是免了他的樞密使之職，改任同籤書樞密院事，不久又令其掌管樞密院，並給予處理事務不必呈報皇帝的特權。
宦官形象圖
高宗對王淵和宦官的寵幸，引起了兩個人的極大不滿——跟從高宗負責保衛工作的扈從統制苗傅和威州刺史劉正彥。苗傅自恃功勞很大卻提升太慢，對王淵勾結宦官受寵重用十分怨恨；劉正彥雖是王淵提拔，但有招降平定叛將丁進之功，也覺得朝廷對他封賞太少，加之王淵又收繳了他的兵馬，心中更是不平。
面對王淵和宦官的恃寵得得勢，二人憤恨不平的說：“皇上顛沛流離至此，那些人居然還敢如此囂張！”“傅等切齒曰：‘汝輩使天下顛沛至此，猶敢爾耶！’”（《續資治通鑑》）
二人雖然只是中級將領，但掌握護衛兵權，而手握重兵的韓世忠、張俊、劉光世等大將都在前線禦敵，這給二人叛亂提供了機會。
於是就聯絡同僚王世修、王鈞甫、張逵等人說：“如果殺了王淵和康履等宦官，為國除害，朝廷定不會怪罪，我們就有好日子過了。並鼓動士兵說：“除掉王淵和那些宦官，分了他們的財產，我們都能致富。”“向張逵建議誘說諸軍，掠取王淵及諸內臣家，人人可以致富。”（《續資治通鑑》）
苗傅劇照
於是苗、劉等人決定以“清君側”為名，發兵誅殺寵臣王淵及康履等宦官。但調兵權由王淵負責，他們就向王淵謊報郊外有盜賊，請求允許出兵平賊。
看得出，苗、劉發動叛亂的初衷很矛盾：一是忠義性：不滿權臣、宦官受寵專權，不滿朝廷對金軍入侵一味妥協避逃；二是私利性：清除權臣奸佞，發洩自己不被重用的怨恨，並瓜分其財產。而朝廷大將帶兵在外、權臣寵宦專權不得人心、北方士兵人心思歸、為利所誘等因素，則為叛亂順利進行提供了可行良機。
二、“明受之變”的過程：籌謀差、訴求亂、時間短
1129年3月26日，是宋神宗忌日，百官祭祀後上朝。苗傅和劉正彥提前在城北橋下埋伏士兵，等王淵退朝，宣稱他交結宦官謀反，直接將其誅殺，並隨後包圍了宦官康履的住處，康履逃脫，士兵大肆捕殺宦官100多人。
高宗早已得知叛亂消息，登上城樓責問苗、劉叛亂原因。苗傅先是山呼跪拜，然後厲聲斥責高宗寵信宦官，賞罰不公，用人不當，自己勞苦功高卻得不到提拔，要求高宗誅除康履、藍珪、曾擇等宦官。並放言宦官不除，絕不退兵。
高宗無奈，從城樓將康履用繩索放下，叛軍當即將其斬殺。
宋高宗像
斬殺了王淵、康履後，兵變的目的基本達到。但苗、劉並不退兵，反而大聲喊道：“陛下的帝位來路不正，以後如果（徽、欽）二帝歸來，將何以自處？”“履既死，帝諭傅等歸寨。傅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略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續資治通鑑》）並要求隆祐太后一同聽政，高宗同意後，又進一步逼迫高宗遜位，立年僅三歲的皇太子趙旉為帝，並已士兵可能失控生變相威脅。為避免生亂，高宗主動答應禪位給太子趙旉，並當即下發罪己詔書，當晚遷移睿聖宮，苗、劉二人把持了朝政。
第二天，太后垂簾聽政，大赦天下。根據苗、劉的要求，很快將黃潛善、汪伯彥貶降外地，將藍珪、曾擇等宦官流放嶺南，曾擇剛動身，苗傅就下令將其誅殺。苗傅還大封親信，並將高宗幽禁監督，將年號改為“明受”（故稱明受之變）。
宰相朱勝非知道苗、劉二人能力不足，見識短淺，便巧妙周旋於叛軍和太后之間，一邊迷惑苗傅，一邊擇機派人傳令前來平叛。張浚、韓世忠、張俊、呂頤浩等在外地抗金的重臣武將接到大赦令後，知道朝廷發生了兵變，於是謀劃起兵勤王。
被封為安國夫人的韓世忠妻子梁紅玉
苗傅得知消息後，想扣押韓世忠的妻子梁紅玉和兒子作人質。朱勝非和太后密議後，建議苗傅派梁氏前去勸說、安撫韓世忠。苗傅不知是計，爽快地答應了。梁氏母子日夜兼程，一天就到達平江。
為了穩住苗、劉叛軍，張浚等人一邊故意寫信說苗、劉忠於朝廷，一邊派人和朱勝非聯繫，勸說苗、劉請高宗復位。勤王聯軍發兵後，苗、劉自知大勢已去，只好接受提議，於4月20日提議，率百官奏請趙構復位。
高宗復位後，故意任命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為淮西制置副使，讓他們離開朝廷。苗、劉二人怕朝廷追究其罪責，向高宗索要免死鐵券，高宗知道二人學識淺陋，在鐵券上寫著“除大逆外，餘皆不論”，苗、劉沒有多想，就帶著2000兵馬逃之夭夭。
當天，韓世忠等勤王軍隊進城，先將城內叛軍頭目斬殺，然後乘勝追擊苗、劉叛軍，將苗、劉等頭目全部擒獲斬殺。
南宋抗金名將韓世忠
“明受之變”的發動和平定都很順利，看起來更像一場鬧劇，這主要是因為叛亂的發起者苗、劉等人，聲望低，組織能力差，籌備倉促，缺乏具體規劃。從他們發動叛亂的初衷看，基本達到了除宦、洩憤的目的。
但隨著目標的順利達成，野心逐漸膨脹，訴求不斷變化，而他們的身份、地位、威望，特別是能力水平又不足以支撐他們的額外訴求。把持朝政期間，政令不通，遇到問題束手無策，缺乏有效應對策略，處處被朝廷牽著鼻子走，所以叛亂之初就註定了它的短命。
金兵屢屢南侵
三、“明受之變”的歷史影響：匡時弊、弱軍事、促議和
“明守之變”雖然像一場兵變鬧劇，而且持續時間很短，但卻對宋高宗以及其後的南宋朝廷產生了深遠影響，甚至改變了南宋的歷史走向。其中既有正面因素，也有負面影響。
從正面看——
一定程度上打擊了投降派勢力。叛亂者指斥朝廷重用投降派，部分將領遇敵不戰，使高宗意識到了朝廷對外侵實行妥協政策不得人心。其後，高宗迫於金軍的無休止入侵和社會上的抗金呼聲，重用張浚、韓世忠、岳飛等抗金將臣，全力抗擊外侵，取得幾次大勝，既震懾了金軍，又贏得了民心，穩固了政權。後期雖然還是以議和為主，但通過以戰求和，為議和增加了籌碼。
南宋抗金名將岳飛
抑制了宦官專權勢頭的復甦。宋朝對宦官勢力的抑制歷來比較成功。但從北宋末年起，至南宋初年，宦官勢力開始復甦，叛亂者的除宦訴求和行動，給朝廷敲響了警鐘。叛亂平息後，朝廷專門下詔，禁止宦官勾結軍官以及賄賂借貸、役使禁兵、干預朝政。
“丁巳，禁內侍交通主兵官及饋遺假貸、借役禁兵、干預朝政。”（《宋史》）並裁減宦官人數，明確宦官員額不得超過200人，這些措施，對抑制宦官專權，起到了積極作用。
促進了南宋政權的吏治改革。針對叛亂者指出的部分官員驕橫枉法、用人、賞罰不當等方面的政弊，統治者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全面實施仁宗時期的法律制度；賞賜標準提高，條例約束放寬；“舉行仁宗法度，應嘉祐條制與今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寬。”（《宋史》）
下詔允許朝廷內外官民直言進諫，郎官以上官員上書陳述朝政缺失；詔令職事官分別推舉所知人才；合併相關機構，精間機構人員，減少財政支出；下令撫卹為國捐軀者家庭，並且錄用他們的後代，等等。
南宋與金對峙地圖
從負面影響看——
進一步強化了朝廷重文抑武治國策略。兩個普通將領就能發動叛亂，逼迫皇帝遜位，使北宋以來皇帝不信任武將、推行重文抑武、以文治國的傳統再次在南宋得到延續和加強。經此事變，皇帝更加忌憚、不信任武將。這也是其後，在抗金形勢明顯好轉之機，朝廷屢屢撤兵，並收繳大將兵權的原因之一。而長期的重文抑武，勢必會削弱國家的軍事力量，導致南宋150年間，始終未能完成北伐大業、統一中原。
進一步強化了朝廷的對金妥協求和政策。這次叛亂雖然使朝廷意識到了妥協求和不得人心，其後加強了對金軍的抗擊，但叛軍對高宗皇位的正統性質疑，無疑擊中了高宗最敏感的神經。金國也看準了高宗的軟脅，多次揚言放回欽宗、另立新帝，以此要挾高宗。出於種種考慮，宋高宗在位期間，對金政策主要採取“以戰求和、以和為主”策略，不惜殺害抗金忠臣、向金稱臣納貢，維護自己的皇位。
（參考史料：《續資治通鑑》《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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