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改革开放的热潮期。在来自时代变换和经济改革的双重压力之下，我国的每一个角落中，每时每刻都发生着不计其数的悲欢离合、爱恨波折，社会与时代的悲剧性色彩极为浓郁。

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长期任教的谢飞，在80年代赴美国学习电影理论时接触到悲剧理论之后，目睹了社会现状，心中开始慢慢出现想要拍摄一部悲剧电影的想法。

然而当时普遍的传统看法是“中国社会无悲剧”。其根本症结在于，从古至今，我们对于悲剧的关注重点，始终放在了“英雄主义”的“超越性”上面，而没能正视悲剧所应该具有的情感共鸣性，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太过绝对于伟大，而非悲情。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因为一次极其偶然的机会，谢飞遇到了关注这种时代更迭中小人物们的命运的现实主义作家刘恒的《黑的雪》小说，并请其担纲编剧，与当时年仅25岁的

姜文一起，在1989年，拍摄了电影《本命年》，并先后斩获第13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4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姜文用这部电影，替我们说出了，在时代的飞快发展中，我们最难以表达的失落。

他在北京胡同里拐弯行进，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孤独地摸索着回家的路。

影片一开头，是北京灰蒙蒙的寒冬。

姜文饰演的青年李慧泉，背着行李从黑暗的地铁站一步一步走上楼梯。头顶上是阴沉的天空，越发显得低垂逼仄。在成群结队的人群中，他的背影显得那么孤独又倔强。

在曲折的胡同小巷子里，他转过一个又一个弯，背影时不时从遮蔽的建筑物中消失又出现，冰冷的镜头直指他住的方向，冷漠地旁观着他在回家的路上摸索前行。

随着平缓的镜头，我们慢慢知道了李慧泉的身份。原来三年前，讲义气的他答应了从小到大的玩伴叉子，一起去找叉子的情敌报复，结果由于叉子不小心失手杀了人，他受到连累，被判在监狱强制劳动三年。

三年的时间，足够一个社会在被隔绝开的人的眼中变得面目全非。当李慧泉终于从监狱出来，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青梅竹马的罗小芬已经嫁人，另一个发小瘪子也被车撞死了，而叉子还在监狱中。

当他想要去自己母亲上班的厂子接班时，却被厂子里的老大爷告知，厂子早就已经倒闭了。

“你回来的不是时候啊。”老大爷的这句话，可能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真实写照。

没有亲人朋友，也没有工作，他跟这个社会会突然变得毫不相干。这个在改革开放大浪潮飞速向前奔驰的时代，已经变得让他无所适从。

在热心肠的罗大妈的鼓励和社区警察的帮助下，他开始摆摊卖衣服，重新振作起来，一步一步努力着去融入这个社会。

那个最浮躁的八十年代，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兴奋，他却在时代的变换中走投无路。

在摆摊的过程中，他遇到了刷子，这个多年前曾一起玩过的伙伴。

现在的刷子衣装革履，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形象。同时还带着特有的小市民形象，爱贪小便宜，缺乏追求，倒也没做什么大坏事，总是给人一种小混子的感觉。

可是这一切，李慧泉都不在乎。

在这个无处安放的社会和时代，他太需要哪怕一点点能够抓住自己的东西，比如说罗大妈的关心，再比如说刷子的靠近，至少这些能够让他感觉到自己是存在在这个社会上的。

然后，他认识了倒爷崔永利，和那个让他初次感受到悸动的歌手赵雅秋。

赵雅秋由于容貌出众，经常受到小混混的骚扰，李慧泉自告奋勇，每晚送她回家。在一个灯光柔和的夜晚，两人边走边聊，李慧泉坦诚地将自己曾经蹲过监狱的事情如实相告。

从那以后，赵雅秋慢慢与他疏远了。而且随着名气渐大和见过的灯红酒绿越来越多，赵雅秋也从当初那个羞涩的小姑娘，变成了衣着大胆、贪图享受的交谊花。当李慧秋终于鼓起勇气，用自己所有的积蓄给她买了一串金链子并送给她时，赵雅秋在朦胧的灯光下笑得一脸莫名。

“你怎么跟我爸爸一样！”

她的脸庞越发美艳动人，李慧泉捏着手上的金链子，心里知道，她真的离自己越来越远了。不，是自己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了。

这种被社会抛弃的孤独感始终追踪着他，他在给狱中的叉子的信中写道，“你要多干活少说话多交朋友，咱们这样的人就要多交朋友”，可是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是真的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刷子跟他交朋友，只是想骗他的钱；崔永利跟他交朋友，只是想利用他；赵雅秋倒是没有利用他，却亲手斩断了他对这个社会的唯一一点念想。

身边的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都活得得心应手。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紧跟着时代快步前行的兴奋，而他在这个世界上却真正地成了独自一人。

所以当他上了出租车，司机问他去哪里的时候，他说，“哪儿热闹去哪儿吧”。随后掏出了墨镜，将眼睛里所有的情绪都藏匿。

墨镜底下滑过的那一行泪，是所有成年人悄无声息崩溃时忍无可忍流露的脆弱。

李慧泉的悲剧在于，在被时代抛弃的路上，他自始至终没有找到自己活着的价值。

当自己在这个世界无处可去，那就，“哪儿热闹去哪儿吧”。

司机把他带到了一个庙会。人们在台下时不时哈哈大笑，他看着台上根本说不上来哪儿好的戏码，沉默了很久，突然大声笑了起来。

不合时宜的笑声，让周围的人把目光都投向了他。人们看着异类一样的目光像是锋利的刀，兵不血刃，却让他千疮百孔。他默默地退出了人群，却在场外的一棵树下遇到了抢劫的两个小青年。

在李慧泉24岁这一年冬天，仿佛宿命已经提前做好了隐喻，过去他和叉子不小心杀了人的场景再次轮回，只是这一次的受害者，变成了他。

庙会正好散场，观众们涌了出来，李慧泉捂着身上的伤口，缓慢地行走在与他背向而行的人群中。

直到人群散尽，他终于踉跄着倒地，萧瑟的晚风吹起一地纸屑，打在他身上，又从他身上飘过，像这个时代所有难以表达的悲剧，潦草散场。

《本命年》这部电影，从李慧泉这样一个青年的角度出发，客观又冷漠地反映了处于社会变革时期青年个体劳动者的心态。

他们曾经习惯了在艰苦却安逸的环境中成长、生活，却被时代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迅速更迭裹挟着前进，脸上渐渐开始带着希望满满的兴奋，或者茫然的空洞。

所有八九十年代的标志性符号，我们都能从影片中找到。文艺青年，暗恋的高中生，投机取巧的商人，无所事事的混混，跟着时代踉跄前进一脸兴奋的世人。

编剧兼原著作者刘恒曾说，文学一旦丧失攻击性，也将同时失去诱惑。《本命年》最让人敬佩的一点，在于它始终保持着客观和理智，没有任何夸大和渲染，却让人们感受到了凛冽如刀的攻击性。

在原著《黑的雪》中，刘恒这样写道，“人的命运就像天上飘落的雪花，它们原本都是洁白无暇，但落在何处却不能自由选择。有的落在僻静的地方，保持了原先的纯净。有的却任人踩踏，染上了污秽”。

无论是社会，时代，还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成长，唯一不同的是，被社会和时代的滚滚洪流裹挟前行的人们，就像争先恐后落下的雪花，落在何处，如何自处，都决定了每一份命运的结局都将截然不同。

影片的最后，有人问他是谁，有人回答说，“一个观众，他走了。不是醉鬼，就是神经病”。

在被裹挟着往前走的时代，那些退场的，可不正是那些“没能跟上时代”的观众。如何在时代的巨轮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也成了始终盘旋在电影中的一个话题，并在二十多年过去了的今天，依旧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