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被高估的民國學術

葛劍雄:被高估的民國學術

當社會上出現民國教材熱時,有記者問我:為什麼民國時的大師會編小學教材?我告訴他,那時編教材不需要哪個政府主管部門批准,只要有出版社就行,編教材的收入一般遠高於學術著作,如果能編出一種印數高、通用時間長的教材,編者等於開發了穩定的財源,何樂而不為?至於大師,這是現在對這些編者的稱號,當初編教材時,他們還不具備這樣高的身份,甚至還只是初入職場的年輕人。

近年來,隨著民國熱的升溫,一批民國範兒的故事流傳日廣,更成為影視作品的新寵。與此同時,一批民國的學術大師如出土文物般現身,或者被媒體重新加冕。於是在公眾和年輕人的心目中,民國成了大師眾多、高峰林立的黃金時代。

不過稍加分析,就不難發現,這種黃金時代的呈現,並不是學術界的共識,大多是出於媒體、網絡、公眾,或者是沒有確切出處的史料、人云亦云的傳聞。關注的並非他們的學術成就,而是他們的政治立場、社會影響,甚至風流韻事。例如,一講到民國學術言必稱陳寅恪,但很多人並不知道陳寅恪究竟作過哪些方面的研究。稱吳宓為大師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行的教授,只是同情他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或對他單相思的故事感興趣。稱頌徐志摩、林徽因,只是因為看了《人間四月天》,或知道有太太客廳。

其實,民國期間的學術水平如何,他們有哪些貢獻,還是得由相關的學術界作出評價,並不取決於他們的社會知名度,更不能戲說。影視創作可以用民國人物為對象,戲說一下也無妨,但他們的真實歷史和學術地位不能戲說。

那麼,今天應該怎樣看民國期間的學術呢?

毫無疑問,這是中國學術史上重要的篇章,是傳統向現代轉化的關鍵時期,也是現代學術體系創建的階段,各個學科都產生了奠基者和創始人,並造就了一批學貫中西、融會古今的大師。

從晚清開始,西方學科被引進中國,到民國期間形成了學科體系,建立了專門的教學和研究機構。就是人文學科和中國傳統的學問,也採用了西方的規範。

民國時間的文科水平如何,如果用現代學科體系來衡量,顯然還處於初級階段。至於傑出個人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天才獲得了發揮的機遇,與整體水平沒有必然聯繫。

今天,民國的學術往往會被高估。因為每門學科幾乎都是從那時發軔或成長的,今天該學科的專業人員,除了直接從國外引進的,一般都是由當初的創始人和奠基者一代一代教出來、傳下來的,這些創始人、奠基者自然具有無可爭辯的、崇高的地位。

歷次政治運動更加劇了這樣的高估和偏見。有的學科被中止或禁止,形成了二三十年的空缺,以至到了改革開放後這門學科恢復,還只是民國時期的成果獨領風騷。當然,一些人對民國學術的評價、對民國學人的頌揚是出於一種逆反心態。以此來顯現、批判今天學術界的亂象,表達他們對目前普遍存在的學術垃圾、學術泡沫、學術腐敗的不滿。就像贊揚民國時的小學課本編得多好,就是為了對比今天的課本編得多差一樣,應該促使我們反思,而不是一味壓制這種另類批評。

當然,輿論與公眾出現這樣的偏差,學術界本身也負有一定的責任。由於學術界往往脫離公眾,或者不重視社會影響,對一些胡編亂造的史實不屑、不願公開糾正,以至積非成是,形成常識。

例如,在季羨林先生的晚年,社會上無不將國學大師當成他的代名詞。但大家都明白他的主要學術貢獻並不是國學,季先生主要研究的是印度學和梵文。但誰都不好意思向公眾捅破這一層紙。當我在報紙上發表質疑季先生國學大師的身份時,好心的朋友勸我應該給老人留點面子。我說:正因為我尊敬季老,才要在他生前糾正他身不由己的被誤導,而不是在他身後批評。所幸不久,季老公開表明了他不是國學大師,要求摘掉這頂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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