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上出现民国教材热时，有记者问我：为什么民国时的大师会编小学教材？我告诉他，那时编教材不需要哪个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只要有出版社就行，编教材的收入一般远高于学术著作，如果能编出一种印数高、通用时间长的教材，编者等于开发了稳定的财源，何乐而不为？至于大师，这是现在对这些编者的称号，当初编教材时，他们还不具备这样高的身份，甚至还只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
近年来，随着民国热的升温，一批民国范儿的故事流传日广，更成为影视作品的新宠。与此同时，一批民国的学术大师如出土文物般现身，或者被媒体重新加冕。于是在公众和年轻人的心目中，民国成了大师众多、高峰林立的黄金时代。
不过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种黄金时代的呈现，并不是学术界的共识，大多是出于媒体、网络、公众，或者是没有确切出处的史料、人云亦云的传闻。关注的并非他们的学术成就，而是他们的政治立场、社会影响，甚至风流韵事。例如，一讲到民国学术言必称陈寅恪，但很多人并不知道陈寅恪究竟作过哪些方面的研究。称吴宓为大师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行的教授，只是同情他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或对他单相思的故事感兴趣。称颂徐志摩、林徽因，只是因为看了《人间四月天》，或知道有太太客厅。
其实，民国期间的学术水平如何，他们有哪些贡献，还是得由相关的学术界作出评价，并不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知名度，更不能戏说。影视创作可以用民国人物为对象，戏说一下也无妨，但他们的真实历史和学术地位不能戏说。
那么，今天应该怎样看民国期间的学术呢?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篇章，是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关键时期，也是现代学术体系创建的阶段，各个学科都产生了奠基者和创始人，并造就了一批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大师。
从晚清开始，西方学科被引进中国，到民国期间形成了学科体系，建立了专门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就是人文学科和中国传统的学问，也采用了西方的规范。
民国时间的文科水平如何，如果用现代学科体系来衡量，显然还处于初级阶段。至于杰出个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天才获得了发挥的机遇，与整体水平没有必然联系。
今天，民国的学术往往会被高估。因为每门学科几乎都是从那时发轫或成长的，今天该学科的专业人员，除了直接从国外引进的，一般都是由当初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一代一代教出来、传下来的，这些创始人、奠基者自然具有无可争辩的、崇高的地位。
历次政治运动更加剧了这样的高估和偏见。有的学科被中止或禁止，形成了二三十年的空缺，以至到了改革开放后这门学科恢复，还只是民国时期的成果独领风骚。当然，一些人对民国学术的评价、对民国学人的颂扬是出于一种逆反心态。以此来显现、批判今天学术界的乱象，表达他们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学术垃圾、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的不满。就像赞扬民国时的小学课本编得多好，就是为了对比今天的课本编得多差一样，应该促使我们反思，而不是一味压制这种另类批评。
当然，舆论与公众出现这样的偏差，学术界本身也负有一定的责任。由于学术界往往脱离公众，或者不重视社会影响，对一些胡编乱造的史实不屑、不愿公开纠正，以至积非成是，形成常识。
例如，在季羡林先生的晚年，社会上无不将国学大师当成他的代名词。但大家都明白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并不是国学，季先生主要研究的是印度学和梵文。但谁都不好意思向公众捅破这一层纸。当我在报纸上发表质疑季先生国学大师的身份时，好心的朋友劝我应该给老人留点面子。我说：正因为我尊敬季老，才要在他生前纠正他身不由己的被误导，而不是在他身后批评。所幸不久，季老公开表明了他不是国学大师，要求摘掉这顶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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