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合肥的遇到了心烦事：结婚4年来积攒下来的50多万块钱，全部被爱人张女士捐献一空。他说，他现在是十分痛苦。“小品里说‘钱在，人没了’是痛苦。我的痛苦是‘人在，钱没了’。”为了查清爱人都把这些钱都捐献到了哪里，苏先生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通过腾讯公益捐款是439209.41元，计13929笔；通过支付宝公益捐款是113782.07元，计3035笔。累计总捐款超过55万元。”
据苏先生介绍，妻子个头不高，容貌秀丽，是个娇小可爱的90后女生。他们是在2014年5月认识的。在双方父母的支持下，2015年3月举办了婚礼，2017年5月份宝宝出生。“之前，我爱人是做会计工作，由于经常在单位说有人要迫害她，和同事关系也始终弄不好，只好辞职在家。”
苏先生在一家IT企业工作，婚后，工资卡都交由爱人保管，因为工作忙以及对爱人的信任，对家庭的财务情况他很少过问。但是2019年元宵节的时候，岳父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医院，在办住院手续交钱的时候，爱人说家里的钱没了。“结婚后，除了我的工资会交给她外，两边父母偶尔也会给她些钱。这几年，应该积攒有几十万。当时听她说连几万块钱的住院费都拿不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懵掉了。”
在家人的追问下，张女士说出了真相。原来，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女士一直通过手机微信和支付宝向公益募捐项目进行捐款。经查，共向全国218家基金会捐款。“捐助最多的是帮助贫困地区儿童上学的‘希望工程一对一’项目，每人1000元，累计资助了110个孩子。单次捐款最多的一笔是2018年10月4日，通过支付宝公益给一个名为‘共塑乡村医疗’的公益项目，一次捐了8000块。”
当他知道事情真相后，整个人变得无所适从，想发火却又发不出来。“我老家是农村的，毕业后就留在了合肥工作。为了我上学和结婚，现在父母年过6旬还带病打工，一个弟弟还没有结婚。岳父母的身体也不好，两人每月退休金只3000块钱左右。本来想积攒点钱将来赡养两家的老人，以及供孩子上学，没想到现在生活一下变得拮据起来。”苏先生说，他直到现在还瞒着自己的父母，生怕两位老人接受不了现实而引发意外。
苏先生说，从结婚以来，两人生活非常节俭，再加上工作繁忙，几乎没有带爱人外出远游过，就是到宝宝出生后，也只是偶尔带着爱人和孩子在市周边散散心。直到爱人被被确诊为“有抑郁症”，他才感觉到爱人平时确有异常行为。“一天到晚抱着手机在看，也不说看的哪些内容，有时想借她手机用一下，说啥都不给。”
据了解，张女士2011年大学毕业，2012年接触公益募捐，大额频繁捐款是在生了孩子之后。“起初，我看到那些人比较可怜，所以就会捐钱。后来，心情不好和低落状态的时候，也会去捐，最多的时候，一分钟之内捐过4-5个项目。一开始没想太多，到最后竟然无法控制自己，最后，发现捐钱的数额大了以后，就不敢和家里人说这事了。”
苏先生觉得爱人是因为患了抑郁症后控制不住自己，才将家中的积蓄捐献一空。所以希望受捐赠的基金会给予同情和理解，并能将捐款退还给他们。“从2019年2月开始，我在工作之余，开始对爱人手机微信和支付宝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包括募捐的时间、公益项目名称、捐款金额和发起募捐项目的基金会等信息。整理完这些资料用了有2个月的时间，文件包括捐款记录和电子邮件截图达1.6G。”
苏先生说，他打印这个册子总共用了652页A4纸，而且是双面打印的。整理出来这些数据后，苏先生开始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与各家基金会联系，介绍自家真实情况，并希望能予以退还之前爱人捐献的款额。苏先生说，有的基金会了解到他的实际困难后，很快为其办理了退还捐款手续；也有的基金会在在项目执行结束的情况下，工作人员主动为其捐款……“到目前，已经退还的捐款有几万元左右。”
据一家基金会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象苏先生这样的情况极为少见，因为各家基金会在公益项目执行上的情况不同，所以要想全额退还捐款，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如果项目已经执行了，就意味着捐款已经拨付给了受助人，这个时候申请退还就比较难了。”
为此，苏先生也向法律人士进行了咨询，得到的结果是，建议他带着妻子到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做鉴定，看当事人的赠与行为是否超过当时的精神健康状况适应的民事活动范围。然后再根据这个结果来界定是否可以要求退回捐款。
“如果募捐项目已经执行了，无法退款，我也能理解和接受，虽然爱人是在抑郁症病态下捐款，那也是在做善事。”苏先生说，他爱人从检查出患病后，一直坚持服用医院开具的抗抑郁药物。通过这件事，深切感受到抑郁症病人对家庭的影响，希望有相关基金会和抑郁症医疗机构也能够给予专业指导和帮助，让他爱人和抑郁症病人群体能摆脱病痛困扰，早日回归社会开始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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