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邵天紅

須磨彌吉郎，1927-1937年，任職於日本駐華使館，從事情報工作。

這些年，隨著中國藝術品市場行情迭漲，作為龍頭的齊白石作品的真偽問題難免尖銳，但“須磨彌吉郎舊藏”似乎處身事外。明確為這一來源的齊白石作品，常讓人大膽出手，甚至追高。這位被譽為國際最重要齊氏作品收藏家的須磨彌吉郎何許人也？他與齊白石有著怎樣的關係？令人好奇。

愛好出收藏

須磨彌吉郎（1892-1970，以下簡稱須磨），號升龍山人，室號梅花草堂。當28歲的齊白石在家鄉學畫炭條人像時，須磨在日本秋田縣出生。他家學深厚，小學時跟隨祖父古仲清廉學習篆刻；大學時代，在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選修戲劇和繪畫。須磨能寫會畫。1954年最後一次訪問中國時，他曾用畫筆記錄下北京、香港等地的風光。

但是，藝術只是須磨的業餘愛好。他主修法律，就讀於日本舊制五大法學院之一的中央大學。法學是該校各學部之首。中央大學曾培育出眾多政治、經濟界領袖，如內閣總理大臣海部俊樹等。1919年，須磨畢業，通過高等考試外交專業，以外務省事務官的身份任職條約局。這之前，齊白石在陳師曾的支持下，開始了衰年變法。

此後，他先後被派駐英國、德國、中國、美國及西班牙等地。1927年至1937年，須磨在中國工作近十一年，先後任日本駐北京公使館二等書記官、日本駐廣東領事、日本駐南京大使館一等書記官等職。

1939年，須磨轉赴偽滿洲國，後升任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他曾作為外務省新聞發言人，每週三次接待外國媒體。當時，有媒體稱，“任何與日本有關的信息都出自須磨口中”。日本人中，他是被報紙頭條引用最多的人。媒體評價他思維敏捷，表達精準，深得各國媒體的喜愛。他不遺餘力地證明，日本是世界上最明智、最有耐心的國家。

日本戰敗後，須磨被指控為甲級戰犯嫌疑人，後於1948年獲釋，1951年解除戰犯指控。1953年及1955年，他兩次當選日本眾議院議員，併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日本國內委員會的主席。

西班牙畫家Daniel Vazquez Diaz繪須磨舞劍，長崎博物館藏。

作為駐華多年的外交人員，須磨對中國國情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認為，試圖在滿洲“建立帝國政府庇護的政權”的陸軍計劃尚可，但“讓滿洲獨立，使其與中國完全脫離的思想絕對是必須糾正”“即使能夠在滿洲地區建立一個像‘伊拉克’、巴拿馬這樣的政權，日本需要因此五年、十年，不，永遠與中國的國民運動鬥爭……日本因此可能失去每年高達7億日元的對外貿易，這豈不與自掘墳墓的愚蠢政策相似？”由是，須磨特別重視與中國親日派的來往，汪兆銘、唐有壬都與他有不錯的私交。

藝術與外交的迭加，塑造了一位個性獨特鮮明的外交官。美國國務院曾這樣向其國務卿描述須磨：須磨有別於傳統的日本外交官；他精通英文、德文、中文，健談而坦率，魁梧強健，熱衷劍術與棒球，熱愛舞臺表演，並曾撰寫舞臺劇。他不飲酒，但很好客。他邀請各國外交官參與的晚宴在外交圈頗負盛名。美國人也沒有忘記提到：他是公認的中國藝術鑑賞家。

須磨是日本最著名的齊白石作品收藏家。據日本學者西上實統計，其所藏齊白石總量一百件有餘，在私人收藏中頗具規模。就齊白石收藏而言，這甚至也是今日不少中國企業孜孜以求的收藏理想。

上世紀40年代中期，伴隨著日本在二戰中的頹勢，身在西班牙的須磨對日本和自己的前途充滿了憂慮。工作之餘，他開始根據手頭的照片、筆記，撰寫《齊璜白石翁》等藏品錄，以排解不安之感。

但須磨的藏品不僅於齊白石。

據其記錄，除齊白石外，他還藏有黃賓虹作品5件、徐悲鴻作品18件、張大千作品27件、溥儒作品24件、劉海粟作品8件等等。在齊白石的影響下，須磨對姚華也頗為推崇，藏其作品30件。另藏有近代畫家蘇仁山作品62件、虛谷作品28件，並分別為他們撰寫了專論。須磨憑藉回憶記錄下的中國近現代繪畫藏品，涉及書畫家50餘位，藏品逾400件。

其回憶錄中，須磨另有關於中國古代書畫及陶瓷金石之專冊，如《清朝錄第一 石濤 至 兩峰》《古陶金石 明青花》《梅花草堂往來 宋朝軸類》等等。因內容尚未得見，故須磨是否曾藏有這些類別的作品，有待考察。但曾有媒體報道稱，須磨是中國瓷器和石造像領域的專家，其藏品在東亞廣受讚譽。由此推測，須磨的藏品當不僅限於近現代中國書畫。

1999、2000年，須磨之子須磨未千秋先後贈予京都國立博物館945件其父的藏品；同時，博物館向其購入須磨收藏品26件。除上述者，陳師曾、于右任、吳昌碩等人的作品亦在其間。其藏品規模之大，涵蓋之廣，實在令人驚歎。

1940年至1946年間，須磨任日本駐西班牙公使。幾年間，他入藏西班牙藝術品1760餘件，其中不乏畢卡索等名家之作。須磨尤其熱衷著名畫家馬里亞諾?福圖尼的作品。在馬德里時，須磨曾藏有超過200件福圖尼的作品。在西班牙藝術收藏領域，須磨的藏品被公認為西班牙以外地區最佳收藏之一。1962年，西班牙政府從須磨手中購入16世紀油畫《葛列格里、塞巴斯蒂安與蒂索三聖徒》，現藏馬德里普拉多國立美術館。遵其遺願，須磨所藏78件西班牙藝術品贈予日本長崎地區。如今，經由其他贈予及購入，長崎博物館藏有須磨收藏品500件。東亞地區，該館的西班牙藝術收藏規模最大，“須磨藏品”是其核心。這批藏品中，既有15世紀的宗教題材繪畫、16世紀皇室貴族題材作品，亦有19至20世紀近現代作品。

須磨的收藏多鈐有其印章，山形“升龍山人”陰文印最為常見，其他印包括“升龍山人”陽文方形印、“須磨彌吉郎”陽文圓形印、“升龍書畫”陰文方形印、“須磨”陽文長方形印等等。

社交出品質

須磨與眾多藝術家的往來，成就了其藏品在當今市場的認可度。

須磨藏品中有一件劉海粟為其所作人物肖像，表現了須磨舞劍之姿，題跋“力拔山兮氣蓋世。須磨先生舞劍。海粟寫。”觀之似能想見席間舞劍、作畫之場面，好不熱鬧。長崎博物館亦藏有一件西班牙油畫家為其畫的持劍像。

齊白石《宋法大山水》，京都國立博物館館藏。

須磨與齊白石的往來，無疑是其收藏的有利佐證與加分項目。據須磨在《齊璜白石翁》等書中所記，1928年，須磨分別於7月2日、8月5日、8月15日三次拜訪齊白石，每次自白石老人處獲得作品一件，分別為《菜類圖》（大幅）、《杏花》及《雞群圖》。次年正月間，須磨邀請齊白石至家中敘談。後來，須磨調離北京，但他仍不時拜訪白石老人。如1930年11月，他自白石老人處得《芭蕉》一幅；1933年11月，他自南京去北京，在齊白石處求得《仿宋山水》。

面對心儀的作品，須磨如虔誠的信徒。《仿宋山水》，須磨亦名之《松籟皓屋人聲迥》。據他記載，“這幅畫是齊白石為夏壽田創作的。後來，齊白石想按宋法畫山水，但一直不成功，便希望夏壽田返還此畫。齊白石想到我有一幅《松堂旭日圖》，也想要我把那幅畫還給他，但想到我在金陵，便放棄了。齊白石將夏壽田非常心儀的《大幅蓮花圖》給了後者，才成功取回這幅畫。……我向齊白石詢問是否成功複寫了這幅山水畫。如果成功了，我也想要。（齊）坦言，畫了六幅，都不行，最終放棄了山水畫……此幅是我再三乞求而來，也是山人割愛送我的作品。” 於此，須磨生動描述了齊白石畫山水之不易。一幅齊白石給人又親自要回的作品，竟被須磨求得，也可見其收藏功夫之深，孜孜求畫之態躍然紙上。

須磨於1960年其所藏《齊白石展》現場，其所觀之畫為齊白石的《仿宋山水》。

除卻求畫，須磨也會將別處買來的畫，交與白石老人評判。前述《松堂旭日圖》，為須磨自畫展所得。同年，他在西四牌樓一小店買到了類似的畫稿，就拿去給齊白石看。白石老人說，這是《松堂旭日圖》的草稿之一，“本來扔掉的，被僕人揀去賣了”。齊白石還戲言，“如果這是贗品的話，我也想自己買回來研究。”這種坦率的溝通，想必對須磨的鑑定眼力，大有裨益，是對其收藏的促進。

在與畫家的往來中，須磨尋得了購藏作品的線索。1933年冬，須磨從齊白石口中聽聞了一件事：“壬戌年即民國十一年是我畫山水佳作之最後一年，草堂（須磨彌吉郎齋號梅花草堂）藏《松堂旭日圖》，此《仿宋山水》也是，以及今生最精心之《宋法大山水》也是，卻因當時貧困至極，無法歸還一叫靜翰齋的裱畫店裡欠下的已歷時五六年的三百元債款，不得已被抵債，據說以高價賣給了外國人。”

齊白石《松堂旭日圖》，京都國立博物館館藏。這是須磨入藏最早的齊白石作品之一。

說者或許無意，聽者十分有心。次年11月，南京榮寶齋的店主登門，給須磨帶了一幅山水畫。裝裱粗糙，但畫面豐富的趣味性、豪放的構圖與筆觸，以及如宋畫般悠遠的意境，立時震撼了須磨。他很快想起了白石老人關於《宋法大山水》的講述。他按捺住心中的激動，想找藉口砍價，故意問此畫真假。不料榮寶齋店主講出了借債三百元的故事，還出示了相關文書。真可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購得《宋法大山水》，須磨興奮不已。因其裝裱粗糙，本該立即去重新裝裱。但因太過喜歡，須磨一次次欣賞。這樣沉迷三四天，才戀戀不捨地交給榮寶齋重裱。然而，裝裱的時間竟顯得如此漫長，以致重新裝裱過程中，他又去欣賞了幾次。誰能想到，一位以強硬幹脆姿態著稱的外交官，在一幅中國畫面前，竟展現出少女戀愛般的沉醉與憨態。

畫家之外，須磨與中國政界、商界的“朋友”也常有書畫往來。1931年8月，須磨與汪兆銘、孫科、蕭佛成等廣東國民政府要員為簽訂“日中同盟”案共同奔走。期間，須磨製作了《須磨帖》，內有高奇峰為其繪《升龍墨意圖》等畫作，亦附有上述國民黨要員的題和詩。想必這批政客在探討時局之餘，也曾揮毫潑墨，“雅集”一番。1935年3月，時局更為焦灼之時，汪兆銘還曾將徐悲鴻《千里馬》贈予須磨，後者評此畫為“博物館及上座中至名畫垂屬”。

須磨筆下的《相伴看山圖》入藏過程，也頗具傳奇性。被派駐西班牙後，須磨去德國旅行，偶然聽到柏林一家中國美術品店在賣荷蘭等地轉移來的好東西，包括齊白石的作品。次日，他趕去店裡，竟與自己以前推薦德國公使陶德曼買下的畫作重逢，仿若他鄉遇故知，並深感與白石老人極為有緣，立即購入。此畫即《相伴看山圖》。須磨向外交官們推廣齊白石，不料竟能以這種方式回饋了自己。

京都國立博物館現藏齊白石水墨花鳥冊頁，共十開，畫面構圖頗簡，但題詩頗多，有八大山人意味。此冊頁本是齊白石為妻子陳春君所繪，後為“友人得去”，並“攜來拓印”。“友人”死後幾年，冊頁由須磨獲得。他將這段經由寫下，深感與白石老人“之不淺緣”。

除卻得自畫家本人與友人，須磨藏品的來源還有靠譜的書畫店，榮寶齋便是其一。榮寶齋為齊白石售畫時間最久，且齊白石與之交情甚好，貨真價實。僅1935-1936年間，須磨從榮寶齋購得齊白石字畫達14幅之多。

另一大來源為豹文齋。豹文齋創始人佟常林，師從袁克文結拜兄弟趙鶴舫。袁克文，袁世凱次子，字“豹岑”，其名與字即為“豹文齋”名之由來。他也是其股東之一。豹文齋所經營之古玩字畫，皆檔次頗高。袁克文1931年去世後，豹文齋主要由佟常林經營。其後，他與胡佩衡在琉璃廠共同開設了“豹文齋”畫店，由胡佩衡出任經理。眾所周知，胡佩衡與齊白石私交甚密，曾多次在其主編的《湖社月刊》中發表齊白石的作品，併為其出版了第一本詩集與畫集，推廣不餘遺力。與一般友人的待遇不同，胡佩衡訂畫，齊白石有求必應。

在須磨的記述中，也有些出處語焉不詳，如“燕京西單牌樓一小肆”“燕京西四牌樓小店”“頭髮衚衕一古玩店”“北京獲得”等。此種來源似不能成為藏品品質的保障。這些作品是否都經過齊白石評鑑，也不得而知。但這類作品佔比較小，在須磨所記錄下的六十三幅藏品中，僅有不到十幅屬於此類來源。總體來看，他與藝術家的往來，與友人的互動，為他的收藏保駕護航。

學養生境界

在收藏的五十餘位中國近現代藝術家中，須磨最青睞齊白石。

當時，許多日本人喜愛齊白石作品。朱省齋先生在《齊白石作品在日本》一文中曾寫道，“凡是愛好藝術的日本人士到過北京的，無不以獲得一紙半幅齊氏的筆跡為快為榮的”。須磨更稱齊白石是當代“國畫第一人”，認為齊白石這一派必將在中國繪畫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記。作品之外，須磨也欣賞白石老人的人格，傾慕之心溢於言表：“我對他的多次造訪至今仍記憶猶新，他和他的繪畫將永遠活在我心中。”由是，須磨圍繞齊白石建立了他的中國藝術藏品體系。即使有百餘幅的收藏規模，須磨還是後悔，當年沒有更多地購入齊氏作品。

據京都國立博物館官網及所出展覽圖錄統計，須磨未千秋捐贈齊白石作品30件：以花鳥畫為主（20件套），另有山水畫8件，人物及文房清供類題材各1件；形式以立軸為主，僅含冊頁一套。此外，一套十開花鳥冊頁雖未標註“須磨未千秋捐贈”，但其上有須磨題簽。另有齊白石與雪庵瑞光合作之《漁村夕陽圖》，亦為須磨未千秋捐贈。故京都國立博物館館藏中，確證為須磨舊藏齊白石作品共32件。

齊白石《蕉葉圖》，京都國立博物館館藏。此作有須磨上款，罕見。

所藏《芭蕉圖》，有白石老人題“升龍山人清鑑。畫齊璜。”上款，是須磨舊藏中，為數不多的帶有其上款的齊白石作品。

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拍賣市場上流通的須磨舊藏齊白石20餘件。其中逾一半為花鳥畫，其次是山水，還有人物及文房清供類題材；按裝裱形式分，以立軸為主，亦有少量冊頁和扇面。

另有作品既非博物館館藏，亦似未見諸國內拍賣市場。1953年至1960年間，須磨曾多次在日本及美國舉辦《須磨收藏齊白石作品展》，藏品亦參與過香港相關展覽。部分展覽圖錄中，可見此類作品。2012年，京都國立博物館《中國近代繪畫與日本》中展出的《大雞小雞圖》《鐵柺仙圖》亦屬此類。據不完全統計，可歸於此類作品的數量當在37件以上。

自須磨對齊白石作品的甄選收藏，可窺見其收藏的一大特點：收藏之於他，亦是“創作”。

須磨的藏品大多經過悉心整理與保存，配以函套及他本人書寫的題簽。他還為一些精品配上成段的點評，多幅評價為同類中之“白眉” （白眉即傑出者），鍾愛之心溢於言表。藏家與作品之間的這種互動，無疑是對作品的再“創作”。

他的藏品大多經過精挑細選。在已知花鳥畫藏品中，齊白石頗具代表性的“蝦”，僅有幾隻出現在冊頁中；部分藏品展現出八大山人的冷峻風格，如京都國立博物館藏《白花清鳥圖》；常見的繪畫題材，則多體現出蒼勁樸雅之感，構圖新穎別緻。去年，中國嘉德曾拍賣須磨舊藏《多子》圖：石榴豐潤飽滿，用色蒼雅；枝幹入金石味，勁意瀟灑；畫面點綴紅豔石榴花兩朵、翩躚蜜蜂兩隻，生機盎然。石榴題材的齊畫中，或單繪石榴，或配以壽桃、葡萄、荔枝等吉祥果實。《多子》卻畫一叢斜出的蘭花，清新雅緻，構圖松而不散，可謂別開生面。

齊白石作品《多子》，國內重要機構收藏。此作趣味豐富，別開生面。

《放牛》屬齊氏花鳥畫中別具趣味的一類。盛放的桃花枝下，板凳上繪一捆牛韁。脫韁的牛與貪玩的牛倌早已不知蹤影，引人遐想。既得形似，亦深得中國文人畫之趣，不只畫面留白，故事、意境亦留白，構思精妙令人不禁莞爾。弦外之聲，餘音繞樑，與《蛙聲十里出山泉》有異曲同工之妙。

《百稱》繪上嬉戲的老鼠，平民味十足，別具趣味；《月明圖》繪一輪圓月當空，構圖現代，意境悠悠。須磨亦藏數件齊白石繪人物畫，鍾馗、鐵柺李皆粗放生動，《人物寫生》題材少見，以《耳食》最為妙趣橫生。

須磨的判斷並非人云亦云，亦不緊隨市場。儘管在齊畫藏品規模上看，須磨藏品中以花鳥畫居多，實則他對白石老人的山水、人物評價更高。1928年4月，北京的日本人俱樂部舉辦齊白石個人展覽。參展作品約兩百件，題材以受市場青睞的花鳥為主。初到北京四個月的須磨，心儀的卻是一幅書法、一幅山水：《漢隸對聯》與《松堂旭日圖》。《漢隸對聯》是此展唯一一幅書法作品。

或許受兒時篆刻教育的影響，須磨深諳書法之美。這幅《漢隸對聯》經常被掛在家中欣賞。夜深晚歸時，他還常與家人品評討論這幅書法作品。須磨在其所寫《齊璜白石翁》一書中言，此作有別於呆板的隸書和篆書，其工整的結構、圓潤靈動的筆劃十分精妙，更有一份莊重感。須磨曾多次希望齊白石再賜書法作品：“每次和他見面，都想讓他為我寫幅字，不知道說了多少次。他也只是笑笑說寫不出來了。”故而，須磨說自己齊白石的作品雖多，此作非常寶貴。

與幾乎被搶購一空的花卉作品相比，《松堂旭日圖》的市場反應顯得有些落寞。須磨卻被這幅尺幅不大、鮮有人問津的山水驚呆了：構圖簡單，筆觸如小童般稚拙，卻充滿鮮活感。十多年後，須磨仍在感慨，得到這件作品是多麼幸運！這兩幅或許是須磨入藏的最早一批齊白石作品。（據龐耐在展覽圖冊《齊白石》中記述，須磨第一次“發現”齊白石之美，是在1927年北京的一次展覽中，須磨將展出的四幅齊白石作品全部購入。但在須磨著《齊璜白石翁》中未見提到是次展覽或這四件藏品。）

此後，須磨曾數次購入齊白石的山水精品。《齊璜白石翁》一書中，這些山水畫的購入過程與賞評，佔據了不小的篇幅。而有關花鳥畫多隻是寥寥幾筆，有些只提到購入年份和地點。

其藏齊氏山水畫年份最早的作品或為20世紀初作《借山圖》八題，最晚或為1934年所作《水連天》，以二十年代的作品最多，前後跨越三十年。這與齊白石山水創作的盛期相合。

早年，齊白石臨《芥子園畫譜》及胡沁園藏品，山水畫體現四王風格，細碎秀弱；後學石濤、朱耷及金農，冷逸粗放。四處遊歷，六出六歸之後，山水畫於寫生中，加入濃郁的個人感受及新穎構圖，簡練而富於生活氣息。

齊白石《借山圖》冊頁八開。須磨題跋中寫道，此冊為“山翁親持贈草堂”，意即齊白石親自給他的。

五十二開《借山圖》是六出六歸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徐悲鴻贊其“具備萬物，指揮若定，及其既變，妙造自然”。須磨藏《借山圖》僅八開，但每開皆題詩句。其中一開題“初過小孤山畫其圖後二十年，乙丑補題新句，白石山翁”。乙丑為1925年，前推二十年是1905年。但齊白石在《自述》中說，《借山圖》作於1910年。由此看來，“20年”“1910年”或都為大約之數。須磨所藏《借山圖》冊頁約作於1905-1910年之間。據須磨自題跋中言，此帖為“山翁親持贈草堂”。

須磨所藏都能在北京畫院藏二十二開《借山圖》中找到同題材作品。除“洞庭君山”一頁略有微調，餘者構圖如出一轍。有趣的是“獨秀山”“竹霞洞”“小孤山”三開與北京畫院所藏風格相近，另外幾開與齊白石1927年作《自臨借山圖冊》近似，更為粗放簡練。或許正如郎紹君先生所言，此階段的齊白石山水整體風格並不統一。但這八開冊頁展現出齊白石山水風格的巨大變革。須磨對其認識也很深入，“翁作中山水罕、特，若此逸品不數點出……品次此帖為首帖”。後有人特意想買，須磨怎麼也不肯轉手。

齊白石《山水》冊頁十開。此冊是拍賣中目前所見須磨舊藏齊白石作品成交價最高者。

1922年的《山水》冊頁十開，是對這一風格的延續。危巖聳立如“小孤山”“獨秀山”，但在遠景加繪民居、竹林、遠山襯托，構圖在保持獨特新穎的同時，較《借山圖》更加豐富多變。筆墨豪放蒼潤，充滿力量，色彩豐富大膽。須磨贊其曰：“白石翁畫山水最罕而佳也，此冊又翁山水中之白眉也。”

同年作品《宋法大山水》繪構圖繁密的全景式山水，是齊白石較少繪製的風格。此作近六尺整紙，尺幅巨大，前景柳林河流，中後景滿繪崇山峻嶺，氣勢如北宋山水，極其宏大；方折線條勾勒山石，不作過多皴擦，將山石肌理簡化抽象，不加設色，僅以深淺墨色展現質感與結構，厚重蒼勁。齊白石曾為曹錕作相似作品，但前者更為簡練抽象。故宮博物院藏《桂林山》為同類畫法，交代了此類山水構思的出處即為桂林山水。須磨在《齊璜白石翁》中寫道，齊白石自稱《宋法大山水》為今生最精心之山水作。其尺幅之大，構圖之繁密，繪製之詳盡，確為齊白石罕見之作。

齊白石衰年變法主要在大寫意花鳥方面。自其花鳥畫在日本一炮而紅，國內也開始追捧。白石之山水畫也融入金石筆法和濃烈色彩，但他所追求的筆墨不重視出處規範，濃郁的生活鄉土氣息、簡括雄健的風格，與當時國內畫壇流行的或清逸冷峻、或閒靜淡遠、文人氣息十足、且追求傳統筆墨的風尚大相徑庭。故其山水畫賞識者寥寥。白石老人自己坦言，“吾畫山水，時流誹之，故餘幾絕筆”。即使在1950年代齊白石逝世後，傅抱石、李可染等山水畫家多熱情稱讚其花鳥蟲魚，卻極少談及其山水畫創作。

日本友人如森田君也曾告訴須磨，齊白石草蟲類作品更好，但須磨卻對白石山水情有獨鍾。原因之一，或許是物以稀為貴。多次拜訪齊白石後，須磨曾這樣寫道，“齊白石在極度集中的時候，能夠順利畫出山水畫，但他經常苦於無法進入狀態”；動物和花卉類的作品不但畫著容易，還容易出手。這種藝術家對市場的本能反應，讓須磨感到花鳥畫“重複較多，說是陷入風格主義之中，也不為過”；而山水和人物才展現出齊白石藝術的精髓。當有人問起須磨，為什麼在1928年展覽中選購了山水和書法，他答曰，花鳥畫多，需要靜靜篩選。顯然，須磨熱衷於齊白石的作品，但並非全盤追捧；他所選的作品不只討喜好看，更要別具一格，要展現出畫者的獨特與才華。

另一層緣由或許與日本畫壇的風氣有關。明治維新後，日本引入西方科技與理念，繪畫領域也“充斥著西洋畫風之洪流，相較於此，中國現代畫壇則是在中國式的微風中緩緩變動著”（須磨）。兒時的篆刻教育、大學時的繪畫教育，讓須磨既能領悟傳統中國書畫之美，亦能將當代藝術置於全球視野之中。讓他眼前一亮的，便是齊白石的山水：“他的山水畫，在運用接近原色色彩的這一點上，具有印象派的作風，但骨子裡卻未捨棄宋元畫風，是如假包換的中國作品，被外國人讚譽為東方塞尚。”塞尚因對印象派的推進與對立體派的啟發，被譽為西方“現代藝術之父”。“東方塞尚”無疑是對齊白石的極高評價。兩者的相似之處或許在於，使傳統的筆觸，讓位於色彩和構成，從表現客觀自然，更多地轉為表達藝術家的感受與永恆的存在，表達“藝術的真實”。

對藝術家作品的甄選，無疑也是一種創作。經由蒐集、整理，須磨將點連成線。而藝術史論的構建，使線織出了一張“當代”藝術之網。在《現代國畫分野展望》一書中，須磨將當時的中國畫壇分為四個流派：

一、以齊白石、溥儒為代表的“純國畫派”（北京等北方地區）；

二、以徐悲鴻、劉海粟為代表的“洋畫派”（南京、上海等地區）；

三、以高劍父、高奇峰、趙少昂為代表的“中間派”（以廣東為中心，吸引了眾多新型畫家的地區）；

四、以潘天壽、張大千、黃賓虹為代表的“超然派”（此類無法歸入其他三派。他們遵守中國傳統畫風，但也受到了現代風格的影響。他們大多生活超然）。

這種分類方法有其內在邏輯，與今日國內藝術史所分有異有同。有趣的是，他列舉了一些如今不甚知名的畫家，如張萬里、蒙樹培等，可見其涉獵之廣；知名書畫家如吳昌碩等卻未見提及（《中國書畫在日本》一書中認為，吳昌碩因去世較早，而未被列入）。

今日回看，無論是畫家遴選，還是分類詮釋，這四派分類並非無懈可擊，正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但又有多少收藏家，能對同時代的藝術家有如此廣博之涉獵、學術之領悟？既做收藏，也做學術探討；既能沉浸於藏品，又能跳出來旁觀，是收藏的另一種境界。學術體系的建立無疑又對其收藏起到了指導性作用。收藏與學術，互為因果，互有裨益。藏家，藉由學養、眼光及理論建立，也在進行藝術史的“創作”。

前述收藏目錄，雖為事後回憶，難免在細節上與事實有出入，但其詳細記錄了眾多藏品購入的時間、地點、前後緣由及他個人的評判，與收藏有關的所有資料，如請柬、明信片、展覽場刊、展覽海報，甚至連嘉賓簽到簿、剪報、賀年卡、照片，須磨都細心保存，最終與作品一起捐給了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家珍藏藝術的同時，也在保存一段歷史。親歷者將歷史豐富的細節鋪陳開來，為後來者提供豐富的研究素材，是對歷史的堅守，也是對藝術的“創作”。

正是這“收藏即是創作”的信念，使須磨在藏品錄的編纂過程中，自國家前途的憂慮之外，感到了一絲喜悅。

須磨的幾本近現代繪畫藏品編目，寫就於日本戰敗前夕。獨在異鄉為異客，前途未知而渺茫。須磨在回憶這些作品收藏過程時，體味到藝術家藉由作品而存續的精神，意識到藏家在“再創作”時融入的心血與思考。生命有涯，政治生命亦短暫，在藝術中投入的生命卻將藉由作品，得以打破時間空間的阻隔，以達到某種永生。藝術不能改變他的命運，卻能改變他的心境。

藝術成了他的出路。藝術於他，與政治或許有關，但更是政治之外的桃花源，是心靈的解脫，是生活在別處的希望。

較為可考的來源，由熱愛驅動，藉由收藏而“創作”，為須磨的藏品帶來了極高的市場認可度。

2005年，蘇富比香港春季拍賣曾上拍須磨舊藏齊白石畫作《與佛有因》。該作曾於1960年分別在日本東京、美國三藩市及紐約展出，並多次出版。該畫有關佛教，但並未如常繪以諸色佛像，而以拂塵、木魚為表像，構圖簡潔而富於層次感，不經意處見用心，題材罕見。當年以高於估價近五倍的516萬港幣高價成交。

前述《山水》冊頁十開，於去年在北京保利春季拍賣上拍。儘管在《齊璜白石翁》中，須磨並未提及此本冊頁，但其囊函上有其本人題簽，“白石翁癸酉冬示之於餘，壬戌所作也”，並經多次展覽、著錄。壬戌為1922年，癸酉即1933年。十開冊頁構圖皆別具特色，運筆大膽拙放，氣象開闊，題詩筆鋒勁朗，畫山水，亦寫家國山河，畫書皆佳。此套冊頁先於2012年中國嘉德香港秋季拍賣亮相，成交價4600萬港幣；2018年保利再次上拍，成交價5635萬元人民幣，為暫見須磨舊藏中成交價最高之作。

藝術方永恆

然而，硬幣總有兩面。作為日本外交官的須磨，顯然不是不問家國事的藝術家。他或許熱愛中國和西班牙藝術，但他捍衛的始終是日本的利益。隨著中日戰事進程，他的角色愈發重要與微妙。

眾多中國親日派中，須磨與唐有壬私交甚好。須磨曾這樣寫道，“在華十年，結識了許多中國友人，但沒有人像他一樣親密。他充滿了人情味。”這個“他”便是唐有壬。1935年12月20日，須磨從榮寶齋買下了齊白石的《碧雲寺夢遊圖》。買畫當晚，唐有壬在去上海前來訪。在須磨書房裡，唐有壬看到了這幅畫，欣賞良久，問須磨，齊白石還能有此佳作呀？賞完畫，唐有壬似也無甚要事，只表達了自己對須磨的擔憂，說局勢會愈發不利於後者的工作。不料，四天後，唐有壬在上海遇刺身亡。須磨曾不無動情地寫道，“唐有壬和我都不是神仙，當然無法預料有壬在四天後死於槍殺”“我不止一次地想起有壬君，在寫這篇白石作品文章的時候，也不由想起他”。唐有壬曾任國民黨外交部次長、交通部次長，與蔣介石、汪精衛均好，但私通日寇。1935年，被中華青年抗日鋤奸團暗殺。

美國情報人員認為，1935年底唐有壬被刺殺身亡後，須磨轉而利用另一位國民黨高官——黃浚。

黃浚（1890-1937）出身書香門第，四歲識字，七歲作詩，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一些文章中提到他與須磨是早稻田大學同班同學），回國後就職於民國北京政府，後進入南京國民政府工作。汪兆銘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時，選黃浚做秘書。黃浚後升任機要秘書，地位僅次於秘書長。

1935年，須磨自黃浚手中，收藏了齊白石所作《魚苗長圖》。這是須磨少數自私人藏家手中得到的作品。

日軍步步深入，直至1937年7月7日製造“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8月初，面對危急形勢，蔣介石召開高層會議，公佈絕密計劃，欲封鎖江陰要塞，切斷日本駐滬海軍與上中游海軍的聯繫，再逐一殲滅，勝算頗高。會議保密級別很高，與會人數極少。不料會議結束第二日，長江中上游多地的日本軍艦、商船已開往下游，日本僑民也逐漸撤離。大規模打擊日本海軍及海軍陸戰隊的計劃徹底失敗。蔣介石意識到情報洩露嚴重。此後，廣德秘密機場被轟炸、英國大使許閣森汽車被炸案，及中央軍校刺殺案，讓機要秘書黃浚的漢奸身份漸漸浮出水面。而這一切都與須磨有關。

抓捕黃浚的過程頗為曲折。查案過程中，外事組截獲了一封須磨命黃浚加緊刺探國民政府情報的密信。於是，國民政府軍委會外事組假借須磨口吻，偽造了一封密信，以須磨將予以嘉獎為名，讓黃浚於第二日召集間諜集團所有成員。密信以黃浚、須磨慣用的方式傳遞。同時，外事組收穫了黃浚意欲傳給須磨的機密情報。

次日，該集團被一網打盡。1937年8月，黃浚及其子黃晟等十八人全部被槍決。此案被稱為抗日戰爭爆發後告破的中日第一大間諜案。

黃浚的背後主使便是須磨。後者因擅長情報蒐集，在日本外務省有“須磨情報”之說。1937年，須磨被調往美國任使館參事。鑑於此前在情報方面的“出色”表現，華盛頓當局意欲嚴密監視他的行動，謹防他“重操舊業”。

須磨作為日本在中國的代言人之一，頗為強硬。他多次敦促國民黨，給予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更多權力，解決敵日情緒與對親日派的暗殺活動。後因蔣介石不合作，他積極支持汪兆銘組建政府，並在1939年宣稱“蔣介石政權將在三個月內垮臺”。或許因為善於周旋，在上海外交界，他有“轉椅外交官”之稱。

須磨被審訊過程摘要首頁

1945年底，須磨在第四次逮捕中被捕，因其1933年至1937年間在中國的活動，被定為甲級戰犯嫌疑人。1948年，在審訊完重要甲級嫌犯後，國際檢察局首席檢察官約瑟夫?季南向華盛頓提出，釋放包括須磨在內的20位在押日本嫌犯。外界猜測，季南認為其主要任務是審訊重要甲級嫌犯。此項任務完成後，他擔心後續審訊虎頭蛇尾、費用高、耗時長，並認為應組成新的審判庭，故提出釋放請求。亦有人推測，當時，美蘇已進入冷戰狀態，皆無心繼續審判。無論原因為何，須磨不久獲釋，後解除了戰犯指控。但毫無疑問，他曾在中國所作之事、所起到的作用，當為中國人民所仇視。

抗日戰爭期間，白石老人對日本官員的態度非常堅決，以“白石老人心病復發，停止見客”“畫不賣與官家，竊恐不詳”等理由，拒絕接待，拳拳愛國之心可證。須磨這位強硬派外交官，經由親日派培植與情報蒐集，“成功”影響了中日對戰的前期進程，當正是齊白石所深惡之流。或許因為彼時的“戰爭”尚在幕後，可能不廣為人知，才有了這段國仇家恨外的藝術之交，並得以存續至新中國誕生。

1954年，日本各黨派人士受邀於中國國慶日來華參觀。須磨的朋友們認為，鑑於其曾在“中國‘橫行’了十一年，無論如何，再不能踏上中國的土地一步”。不料，須磨成功受邀。藉此機會，他拜訪了老友梅蘭芳，也想再度拜訪齊白石。此時的齊白石年逾九旬，常謝絕客人的訪問。須磨徑自來到齊白石老人家門口，再三懇請下，守門老翁才去通報。白石老人竟樂意相見。須磨稱讚其山水畫，並表示想請齊白石再割愛一些。白石老人說，自己也想保存些作品。如果一定要，就給了自己72歲時的創作《水連天》，並贈姚華所繪《四君子圖》。

2018年年末，為慶祝《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四十週年，東京國立博物館推出《中國畫家齊白石》展，展品中既有北京畫院所藏齊白石作品，亦有館藏須磨舊藏。2019年1月30日，此展於京都國立博物館再次展出。念及須磨的身份，展覽的由頭顯得有些諷刺。這卻似乎印證了須磨所想：藝術之花的盛放，可以穿越時空，超越諸多人事、政事。國恨家仇決不能忘卻。藝術，或許可以溝通、彌合分歧與創傷；藝術，促成了一段段跨越階級、跨越國界、跨越時間的友誼與佳話。

（作者邵天紅，201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獲英語語言文學與經濟學雙學位，2013年畢業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獲藝術史碩士，現從事文物與藝術品鑑賞與市場研究；文章在《北京晚報》《典藏》雜誌等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