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邵天红

须磨弥吉郎，1927-1937年，任职于日本驻华使馆，从事情报工作。

这些年，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行情迭涨，作为龙头的齐白石作品的真伪问题难免尖锐，但“须磨弥吉郎旧藏”似乎处身事外。明确为这一来源的齐白石作品，常让人大胆出手，甚至追高。这位被誉为国际最重要齐氏作品收藏家的须磨弥吉郎何许人也？他与齐白石有着怎样的关系？令人好奇。

爱好出收藏

须磨弥吉郎（1892-1970，以下简称须磨），号升龙山人，室号梅花草堂。当28岁的齐白石在家乡学画炭条人像时，须磨在日本秋田县出生。他家学深厚，小学时跟随祖父古仲清廉学习篆刻；大学时代，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选修戏剧和绘画。须磨能写会画。1954年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他曾用画笔记录下北京、香港等地的风光。

但是，艺术只是须磨的业余爱好。他主修法律，就读于日本旧制五大法学院之一的中央大学。法学是该校各学部之首。中央大学曾培育出众多政治、经济界领袖，如内阁总理大臣海部俊树等。1919年，须磨毕业，通过高等考试外交专业，以外务省事务官的身份任职条约局。这之前，齐白石在陈师曾的支持下，开始了衰年变法。

此后，他先后被派驻英国、德国、中国、美国及西班牙等地。1927年至1937年，须磨在中国工作近十一年，先后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二等书记官、日本驻广东领事、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等职。

1939年，须磨转赴伪满洲国，后升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他曾作为外务省新闻发言人，每周三次接待外国媒体。当时，有媒体称，“任何与日本有关的信息都出自须磨口中”。日本人中，他是被报纸头条引用最多的人。媒体评价他思维敏捷，表达精准，深得各国媒体的喜爱。他不遗余力地证明，日本是世界上最明智、最有耐心的国家。

日本战败后，须磨被指控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后于1948年获释，1951年解除战犯指控。1953年及1955年，他两次当选日本众议院议员，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国内委员会的主席。

西班牙画家Daniel Vazquez Diaz绘须磨舞剑，长崎博物馆藏。

作为驻华多年的外交人员，须磨对中国国情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试图在满洲“建立帝国政府庇护的政权”的陆军计划尚可，但“让满洲独立，使其与中国完全脱离的思想绝对是必须纠正”“即使能够在满洲地区建立一个像‘伊拉克’、巴拿马这样的政权，日本需要因此五年、十年，不，永远与中国的国民运动斗争……日本因此可能失去每年高达7亿日元的对外贸易，这岂不与自掘坟墓的愚蠢政策相似？”由是，须磨特别重视与中国亲日派的来往，汪兆铭、唐有壬都与他有不错的私交。

艺术与外交的迭加，塑造了一位个性独特鲜明的外交官。美国国务院曾这样向其国务卿描述须磨：须磨有别于传统的日本外交官；他精通英文、德文、中文，健谈而坦率，魁梧强健，热衷剑术与棒球，热爱舞台表演，并曾撰写舞台剧。他不饮酒，但很好客。他邀请各国外交官参与的晚宴在外交圈颇负盛名。美国人也没有忘记提到：他是公认的中国艺术鉴赏家。

须磨是日本最著名的齐白石作品收藏家。据日本学者西上实统计，其所藏齐白石总量一百件有余，在私人收藏中颇具规模。就齐白石收藏而言，这甚至也是今日不少中国企业孜孜以求的收藏理想。

上世纪40年代中期，伴随着日本在二战中的颓势，身在西班牙的须磨对日本和自己的前途充满了忧虑。工作之余，他开始根据手头的照片、笔记，撰写《齐璜白石翁》等藏品录，以排解不安之感。

但须磨的藏品不仅于齐白石。

据其记录，除齐白石外，他还藏有黄宾虹作品5件、徐悲鸿作品18件、张大千作品27件、溥儒作品24件、刘海粟作品8件等等。在齐白石的影响下，须磨对姚华也颇为推崇，藏其作品30件。另藏有近代画家苏仁山作品62件、虚谷作品28件，并分别为他们撰写了专论。须磨凭借回忆记录下的中国近现代绘画藏品，涉及书画家50余位，藏品逾400件。

其回忆录中，须磨另有关于中国古代书画及陶瓷金石之专册，如《清朝录第一 石涛 至 两峰》《古陶金石 明青花》《梅花草堂往来 宋朝轴类》等等。因内容尚未得见，故须磨是否曾藏有这些类别的作品，有待考察。但曾有媒体报道称，须磨是中国瓷器和石造像领域的专家，其藏品在东亚广受赞誉。由此推测，须磨的藏品当不仅限于近现代中国书画。

1999、2000年，须磨之子须磨未千秋先后赠予京都国立博物馆945件其父的藏品；同时，博物馆向其购入须磨收藏品26件。除上述者，陈师曾、于右任、吴昌硕等人的作品亦在其间。其藏品规模之大，涵盖之广，实在令人惊叹。

1940年至1946年间，须磨任日本驻西班牙公使。几年间，他入藏西班牙艺术品1760余件，其中不乏毕卡索等名家之作。须磨尤其热衷著名画家马里亚诺?福图尼的作品。在马德里时，须磨曾藏有超过200件福图尼的作品。在西班牙艺术收藏领域，须磨的藏品被公认为西班牙以外地区最佳收藏之一。1962年，西班牙政府从须磨手中购入16世纪油画《葛列格里、塞巴斯蒂安与蒂索三圣徒》，现藏马德里普拉多国立美术馆。遵其遗愿，须磨所藏78件西班牙艺术品赠予日本长崎地区。如今，经由其他赠予及购入，长崎博物馆藏有须磨收藏品500件。东亚地区，该馆的西班牙艺术收藏规模最大，“须磨藏品”是其核心。这批藏品中，既有15世纪的宗教题材绘画、16世纪皇室贵族题材作品，亦有19至20世纪近现代作品。

须磨的收藏多钤有其印章，山形“升龙山人”阴文印最为常见，其他印包括“升龙山人”阳文方形印、“须磨弥吉郎”阳文圆形印、“升龙书画”阴文方形印、“须磨”阳文长方形印等等。

社交出品质

须磨与众多艺术家的往来，成就了其藏品在当今市场的认可度。

须磨藏品中有一件刘海粟为其所作人物肖像，表现了须磨舞剑之姿，题跋“力拔山兮气盖世。须磨先生舞剑。海粟写。”观之似能想见席间舞剑、作画之场面，好不热闹。长崎博物馆亦藏有一件西班牙油画家为其画的持剑像。

齐白石《宋法大山水》，京都国立博物馆馆藏。

须磨与齐白石的往来，无疑是其收藏的有利佐证与加分项目。据须磨在《齐璜白石翁》等书中所记，1928年，须磨分别于7月2日、8月5日、8月15日三次拜访齐白石，每次自白石老人处获得作品一件，分别为《菜类图》（大幅）、《杏花》及《鸡群图》。次年正月间，须磨邀请齐白石至家中叙谈。后来，须磨调离北京，但他仍不时拜访白石老人。如1930年11月，他自白石老人处得《芭蕉》一幅；1933年11月，他自南京去北京，在齐白石处求得《仿宋山水》。

面对心仪的作品，须磨如虔诚的信徒。《仿宋山水》，须磨亦名之《松籁皓屋人声迥》。据他记载，“这幅画是齐白石为夏寿田创作的。后来，齐白石想按宋法画山水，但一直不成功，便希望夏寿田返还此画。齐白石想到我有一幅《松堂旭日图》，也想要我把那幅画还给他，但想到我在金陵，便放弃了。齐白石将夏寿田非常心仪的《大幅莲花图》给了后者，才成功取回这幅画。……我向齐白石询问是否成功复写了这幅山水画。如果成功了，我也想要。（齐）坦言，画了六幅，都不行，最终放弃了山水画……此幅是我再三乞求而来，也是山人割爱送我的作品。” 于此，须磨生动描述了齐白石画山水之不易。一幅齐白石给人又亲自要回的作品，竟被须磨求得，也可见其收藏功夫之深，孜孜求画之态跃然纸上。

须磨于1960年其所藏《齐白石展》现场，其所观之画为齐白石的《仿宋山水》。

除却求画，须磨也会将别处买来的画，交与白石老人评判。前述《松堂旭日图》，为须磨自画展所得。同年，他在西四牌楼一小店买到了类似的画稿，就拿去给齐白石看。白石老人说，这是《松堂旭日图》的草稿之一，“本来扔掉的，被仆人拣去卖了”。齐白石还戏言，“如果这是赝品的话，我也想自己买回来研究。”这种坦率的沟通，想必对须磨的鉴定眼力，大有裨益，是对其收藏的促进。

在与画家的往来中，须磨寻得了购藏作品的线索。1933年冬，须磨从齐白石口中听闻了一件事：“壬戌年即民国十一年是我画山水佳作之最后一年，草堂（须磨弥吉郎斋号梅花草堂）藏《松堂旭日图》，此《仿宋山水》也是，以及今生最精心之《宋法大山水》也是，却因当时贫困至极，无法归还一叫静翰斋的裱画店里欠下的已历时五六年的三百元债款，不得已被抵债，据说以高价卖给了外国人。”

齐白石《松堂旭日图》，京都国立博物馆馆藏。这是须磨入藏最早的齐白石作品之一。

说者或许无意，听者十分有心。次年11月，南京荣宝斋的店主登门，给须磨带了一幅山水画。装裱粗糙，但画面丰富的趣味性、豪放的构图与笔触，以及如宋画般悠远的意境，立时震撼了须磨。他很快想起了白石老人关于《宋法大山水》的讲述。他按捺住心中的激动，想找借口砍价，故意问此画真假。不料荣宝斋店主讲出了借债三百元的故事，还出示了相关文书。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购得《宋法大山水》，须磨兴奋不已。因其装裱粗糙，本该立即去重新装裱。但因太过喜欢，须磨一次次欣赏。这样沉迷三四天，才恋恋不舍地交给荣宝斋重裱。然而，装裱的时间竟显得如此漫长，以致重新装裱过程中，他又去欣赏了几次。谁能想到，一位以强硬干脆姿态著称的外交官，在一幅中国画面前，竟展现出少女恋爱般的沉醉与憨态。

画家之外，须磨与中国政界、商界的“朋友”也常有书画往来。1931年8月，须磨与汪兆铭、孙科、萧佛成等广东国民政府要员为签订“日中同盟”案共同奔走。期间，须磨制作了《须磨帖》，内有高奇峰为其绘《升龙墨意图》等画作，亦附有上述国民党要员的题和诗。想必这批政客在探讨时局之余，也曾挥毫泼墨，“雅集”一番。1935年3月，时局更为焦灼之时，汪兆铭还曾将徐悲鸿《千里马》赠予须磨，后者评此画为“博物馆及上座中至名画垂属”。

须磨笔下的《相伴看山图》入藏过程，也颇具传奇性。被派驻西班牙后，须磨去德国旅行，偶然听到柏林一家中国美术品店在卖荷兰等地转移来的好东西，包括齐白石的作品。次日，他赶去店里，竟与自己以前推荐德国公使陶德曼买下的画作重逢，仿若他乡遇故知，并深感与白石老人极为有缘，立即购入。此画即《相伴看山图》。须磨向外交官们推广齐白石，不料竟能以这种方式回馈了自己。

京都国立博物馆现藏齐白石水墨花鸟册页，共十开，画面构图颇简，但题诗颇多，有八大山人意味。此册页本是齐白石为妻子陈春君所绘，后为“友人得去”，并“携来拓印”。“友人”死后几年，册页由须磨获得。他将这段经由写下，深感与白石老人“之不浅缘”。

除却得自画家本人与友人，须磨藏品的来源还有靠谱的书画店，荣宝斋便是其一。荣宝斋为齐白石售画时间最久，且齐白石与之交情甚好，货真价实。仅1935-1936年间，须磨从荣宝斋购得齐白石字画达14幅之多。

另一大来源为豹文斋。豹文斋创始人佟常林，师从袁克文结拜兄弟赵鹤舫。袁克文，袁世凯次子，字“豹岑”，其名与字即为“豹文斋”名之由来。他也是其股东之一。豹文斋所经营之古玩字画，皆档次颇高。袁克文1931年去世后，豹文斋主要由佟常林经营。其后，他与胡佩衡在琉璃厂共同开设了“豹文斋”画店，由胡佩衡出任经理。众所周知，胡佩衡与齐白石私交甚密，曾多次在其主编的《湖社月刊》中发表齐白石的作品，并为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与画集，推广不余遗力。与一般友人的待遇不同，胡佩衡订画，齐白石有求必应。

在须磨的记述中，也有些出处语焉不详，如“燕京西单牌楼一小肆”“燕京西四牌楼小店”“头发胡同一古玩店”“北京获得”等。此种来源似不能成为藏品品质的保障。这些作品是否都经过齐白石评鉴，也不得而知。但这类作品占比较小，在须磨所记录下的六十三幅藏品中，仅有不到十幅属于此类来源。总体来看，他与艺术家的往来，与友人的互动，为他的收藏保驾护航。

学养生境界

在收藏的五十余位中国近现代艺术家中，须磨最青睐齐白石。

当时，许多日本人喜爱齐白石作品。朱省斋先生在《齐白石作品在日本》一文中曾写道，“凡是爱好艺术的日本人士到过北京的，无不以获得一纸半幅齐氏的笔迹为快为荣的”。须磨更称齐白石是当代“国画第一人”，认为齐白石这一派必将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作品之外，须磨也欣赏白石老人的人格，倾慕之心溢于言表：“我对他的多次造访至今仍记忆犹新，他和他的绘画将永远活在我心中。”由是，须磨围绕齐白石建立了他的中国艺术藏品体系。即使有百余幅的收藏规模，须磨还是后悔，当年没有更多地购入齐氏作品。

据京都国立博物馆官网及所出展览图录统计，须磨未千秋捐赠齐白石作品30件：以花鸟画为主（20件套），另有山水画8件，人物及文房清供类题材各1件；形式以立轴为主，仅含册页一套。此外，一套十开花鸟册页虽未标注“须磨未千秋捐赠”，但其上有须磨题签。另有齐白石与雪庵瑞光合作之《渔村夕阳图》，亦为须磨未千秋捐赠。故京都国立博物馆馆藏中，确证为须磨旧藏齐白石作品共32件。

齐白石《蕉叶图》，京都国立博物馆馆藏。此作有须磨上款，罕见。

所藏《芭蕉图》，有白石老人题“升龙山人清鉴。画齐璜。”上款，是须磨旧藏中，为数不多的带有其上款的齐白石作品。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拍卖市场上流通的须磨旧藏齐白石20余件。其中逾一半为花鸟画，其次是山水，还有人物及文房清供类题材；按装裱形式分，以立轴为主，亦有少量册页和扇面。

另有作品既非博物馆馆藏，亦似未见诸国内拍卖市场。1953年至1960年间，须磨曾多次在日本及美国举办《须磨收藏齐白石作品展》，藏品亦参与过香港相关展览。部分展览图录中，可见此类作品。2012年，京都国立博物馆《中国近代绘画与日本》中展出的《大鸡小鸡图》《铁拐仙图》亦属此类。据不完全统计，可归于此类作品的数量当在37件以上。

自须磨对齐白石作品的甄选收藏，可窥见其收藏的一大特点：收藏之于他，亦是“创作”。

须磨的藏品大多经过悉心整理与保存，配以函套及他本人书写的题签。他还为一些精品配上成段的点评，多幅评价为同类中之“白眉” （白眉即杰出者），钟爱之心溢于言表。藏家与作品之间的这种互动，无疑是对作品的再“创作”。

他的藏品大多经过精挑细选。在已知花鸟画藏品中，齐白石颇具代表性的“虾”，仅有几只出现在册页中；部分藏品展现出八大山人的冷峻风格，如京都国立博物馆藏《白花清鸟图》；常见的绘画题材，则多体现出苍劲朴雅之感，构图新颖别致。去年，中国嘉德曾拍卖须磨旧藏《多子》图：石榴丰润饱满，用色苍雅；枝干入金石味，劲意潇洒；画面点缀红艳石榴花两朵、翩跹蜜蜂两只，生机盎然。石榴题材的齐画中，或单绘石榴，或配以寿桃、葡萄、荔枝等吉祥果实。《多子》却画一丛斜出的兰花，清新雅致，构图松而不散，可谓别开生面。

齐白石作品《多子》，国内重要机构收藏。此作趣味丰富，别开生面。

《放牛》属齐氏花鸟画中别具趣味的一类。盛放的桃花枝下，板凳上绘一捆牛缰。脱缰的牛与贪玩的牛倌早已不知踪影，引人遐想。既得形似，亦深得中国文人画之趣，不只画面留白，故事、意境亦留白，构思精妙令人不禁莞尔。弦外之声，余音绕梁，与《蛙声十里出山泉》有异曲同工之妙。

《百称》绘上嬉戏的老鼠，平民味十足，别具趣味；《月明图》绘一轮圆月当空，构图现代，意境悠悠。须磨亦藏数件齐白石绘人物画，钟馗、铁拐李皆粗放生动，《人物写生》题材少见，以《耳食》最为妙趣横生。

须磨的判断并非人云亦云，亦不紧随市场。尽管在齐画藏品规模上看，须磨藏品中以花鸟画居多，实则他对白石老人的山水、人物评价更高。1928年4月，北京的日本人俱乐部举办齐白石个人展览。参展作品约两百件，题材以受市场青睐的花鸟为主。初到北京四个月的须磨，心仪的却是一幅书法、一幅山水：《汉隶对联》与《松堂旭日图》。《汉隶对联》是此展唯一一幅书法作品。

或许受儿时篆刻教育的影响，须磨深谙书法之美。这幅《汉隶对联》经常被挂在家中欣赏。夜深晚归时，他还常与家人品评讨论这幅书法作品。须磨在其所写《齐璜白石翁》一书中言，此作有别于呆板的隶书和篆书，其工整的结构、圆润灵动的笔划十分精妙，更有一份庄重感。须磨曾多次希望齐白石再赐书法作品：“每次和他见面，都想让他为我写幅字，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他也只是笑笑说写不出来了。”故而，须磨说自己齐白石的作品虽多，此作非常宝贵。

与几乎被抢购一空的花卉作品相比，《松堂旭日图》的市场反应显得有些落寞。须磨却被这幅尺幅不大、鲜有人问津的山水惊呆了：构图简单，笔触如小童般稚拙，却充满鲜活感。十多年后，须磨仍在感慨，得到这件作品是多么幸运！这两幅或许是须磨入藏的最早一批齐白石作品。（据庞耐在展览图册《齐白石》中记述，须磨第一次“发现”齐白石之美，是在1927年北京的一次展览中，须磨将展出的四幅齐白石作品全部购入。但在须磨着《齐璜白石翁》中未见提到是次展览或这四件藏品。）

此后，须磨曾数次购入齐白石的山水精品。《齐璜白石翁》一书中，这些山水画的购入过程与赏评，占据了不小的篇幅。而有关花鸟画多只是寥寥几笔，有些只提到购入年份和地点。

其藏齐氏山水画年份最早的作品或为20世纪初作《借山图》八题，最晚或为1934年所作《水连天》，以二十年代的作品最多，前后跨越三十年。这与齐白石山水创作的盛期相合。

早年，齐白石临《芥子园画谱》及胡沁园藏品，山水画体现四王风格，细碎秀弱；后学石涛、朱耷及金农，冷逸粗放。四处游历，六出六归之后，山水画于写生中，加入浓郁的个人感受及新颖构图，简练而富于生活气息。

齐白石《借山图》册页八开。须磨题跋中写道，此册为“山翁亲持赠草堂”，意即齐白石亲自给他的。

五十二开《借山图》是六出六归后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徐悲鸿赞其“具备万物，指挥若定，及其既变，妙造自然”。须磨藏《借山图》仅八开，但每开皆题诗句。其中一开题“初过小孤山画其图后二十年，乙丑补题新句，白石山翁”。乙丑为1925年，前推二十年是1905年。但齐白石在《自述》中说，《借山图》作于1910年。由此看来，“20年”“1910年”或都为大约之数。须磨所藏《借山图》册页约作于1905-1910年之间。据须磨自题跋中言，此帖为“山翁亲持赠草堂”。

须磨所藏都能在北京画院藏二十二开《借山图》中找到同题材作品。除“洞庭君山”一页略有微调，余者构图如出一辙。有趣的是“独秀山”“竹霞洞”“小孤山”三开与北京画院所藏风格相近，另外几开与齐白石1927年作《自临借山图册》近似，更为粗放简练。或许正如郎绍君先生所言，此阶段的齐白石山水整体风格并不统一。但这八开册页展现出齐白石山水风格的巨大变革。须磨对其认识也很深入，“翁作中山水罕、特，若此逸品不数点出……品次此帖为首帖”。后有人特意想买，须磨怎么也不肯转手。

齐白石《山水》册页十开。此册是拍卖中目前所见须磨旧藏齐白石作品成交价最高者。

1922年的《山水》册页十开，是对这一风格的延续。危岩耸立如“小孤山”“独秀山”，但在远景加绘民居、竹林、远山衬托，构图在保持独特新颖的同时，较《借山图》更加丰富多变。笔墨豪放苍润，充满力量，色彩丰富大胆。须磨赞其曰：“白石翁画山水最罕而佳也，此册又翁山水中之白眉也。”

同年作品《宋法大山水》绘构图繁密的全景式山水，是齐白石较少绘制的风格。此作近六尺整纸，尺幅巨大，前景柳林河流，中后景满绘崇山峻岭，气势如北宋山水，极其宏大；方折线条勾勒山石，不作过多皴擦，将山石肌理简化抽象，不加设色，仅以深浅墨色展现质感与结构，厚重苍劲。齐白石曾为曹锟作相似作品，但前者更为简练抽象。故宫博物院藏《桂林山》为同类画法，交代了此类山水构思的出处即为桂林山水。须磨在《齐璜白石翁》中写道，齐白石自称《宋法大山水》为今生最精心之山水作。其尺幅之大，构图之繁密，绘制之详尽，确为齐白石罕见之作。

齐白石衰年变法主要在大写意花鸟方面。自其花鸟画在日本一炮而红，国内也开始追捧。白石之山水画也融入金石笔法和浓烈色彩，但他所追求的笔墨不重视出处规范，浓郁的生活乡土气息、简括雄健的风格，与当时国内画坛流行的或清逸冷峻、或闲静淡远、文人气息十足、且追求传统笔墨的风尚大相径庭。故其山水画赏识者寥寥。白石老人自己坦言，“吾画山水，时流诽之，故余几绝笔”。即使在1950年代齐白石逝世后，傅抱石、李可染等山水画家多热情称赞其花鸟虫鱼，却极少谈及其山水画创作。

日本友人如森田君也曾告诉须磨，齐白石草虫类作品更好，但须磨却对白石山水情有独钟。原因之一，或许是物以稀为贵。多次拜访齐白石后，须磨曾这样写道，“齐白石在极度集中的时候，能够顺利画出山水画，但他经常苦于无法进入状态”；动物和花卉类的作品不但画着容易，还容易出手。这种艺术家对市场的本能反应，让须磨感到花鸟画“重复较多，说是陷入风格主义之中，也不为过”；而山水和人物才展现出齐白石艺术的精髓。当有人问起须磨，为什么在1928年展览中选购了山水和书法，他答曰，花鸟画多，需要静静筛选。显然，须磨热衷于齐白石的作品，但并非全盘追捧；他所选的作品不只讨喜好看，更要别具一格，要展现出画者的独特与才华。

另一层缘由或许与日本画坛的风气有关。明治维新后，日本引入西方科技与理念，绘画领域也“充斥着西洋画风之洪流，相较于此，中国现代画坛则是在中国式的微风中缓缓变动着”（须磨）。儿时的篆刻教育、大学时的绘画教育，让须磨既能领悟传统中国书画之美，亦能将当代艺术置于全球视野之中。让他眼前一亮的，便是齐白石的山水：“他的山水画，在运用接近原色色彩的这一点上，具有印象派的作风，但骨子里却未舍弃宋元画风，是如假包换的中国作品，被外国人赞誉为东方塞尚。”塞尚因对印象派的推进与对立体派的启发，被誉为西方“现代艺术之父”。“东方塞尚”无疑是对齐白石的极高评价。两者的相似之处或许在于，使传统的笔触，让位于色彩和构成，从表现客观自然，更多地转为表达艺术家的感受与永恒的存在，表达“艺术的真实”。

对艺术家作品的甄选，无疑也是一种创作。经由搜集、整理，须磨将点连成线。而艺术史论的构建，使线织出了一张“当代”艺术之网。在《现代国画分野展望》一书中，须磨将当时的中国画坛分为四个流派：

一、以齐白石、溥儒为代表的“纯国画派”（北京等北方地区）；

二、以徐悲鸿、刘海粟为代表的“洋画派”（南京、上海等地区）；

三、以高剑父、高奇峰、赵少昂为代表的“中间派”（以广东为中心，吸引了众多新型画家的地区）；

四、以潘天寿、张大千、黄宾虹为代表的“超然派”（此类无法归入其他三派。他们遵守中国传统画风，但也受到了现代风格的影响。他们大多生活超然）。

这种分类方法有其内在逻辑，与今日国内艺术史所分有异有同。有趣的是，他列举了一些如今不甚知名的画家，如张万里、蒙树培等，可见其涉猎之广；知名书画家如吴昌硕等却未见提及（《中国书画在日本》一书中认为，吴昌硕因去世较早，而未被列入）。

今日回看，无论是画家遴选，还是分类诠释，这四派分类并非无懈可击，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又有多少收藏家，能对同时代的艺术家有如此广博之涉猎、学术之领悟？既做收藏，也做学术探讨；既能沉浸于藏品，又能跳出来旁观，是收藏的另一种境界。学术体系的建立无疑又对其收藏起到了指导性作用。收藏与学术，互为因果，互有裨益。藏家，借由学养、眼光及理论建立，也在进行艺术史的“创作”。

前述收藏目录，虽为事后回忆，难免在细节上与事实有出入，但其详细记录了众多藏品购入的时间、地点、前后缘由及他个人的评判，与收藏有关的所有资料，如请柬、明信片、展览场刊、展览海报，甚至连嘉宾签到簿、剪报、贺年卡、照片，须磨都细心保存，最终与作品一起捐给了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家珍藏艺术的同时，也在保存一段历史。亲历者将历史丰富的细节铺陈开来，为后来者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是对历史的坚守，也是对艺术的“创作”。

正是这“收藏即是创作”的信念，使须磨在藏品录的编纂过程中，自国家前途的忧虑之外，感到了一丝喜悦。

须磨的几本近现代绘画藏品编目，写就于日本战败前夕。独在异乡为异客，前途未知而渺茫。须磨在回忆这些作品收藏过程时，体味到艺术家借由作品而存续的精神，意识到藏家在“再创作”时融入的心血与思考。生命有涯，政治生命亦短暂，在艺术中投入的生命却将借由作品，得以打破时间空间的阻隔，以达到某种永生。艺术不能改变他的命运，却能改变他的心境。

艺术成了他的出路。艺术于他，与政治或许有关，但更是政治之外的桃花源，是心灵的解脱，是生活在别处的希望。

较为可考的来源，由热爱驱动，借由收藏而“创作”，为须磨的藏品带来了极高的市场认可度。

2005年，苏富比香港春季拍卖曾上拍须磨旧藏齐白石画作《与佛有因》。该作曾于1960年分别在日本东京、美国三藩市及纽约展出，并多次出版。该画有关佛教，但并未如常绘以诸色佛像，而以拂尘、木鱼为表像，构图简洁而富于层次感，不经意处见用心，题材罕见。当年以高于估价近五倍的516万港币高价成交。

前述《山水》册页十开，于去年在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上拍。尽管在《齐璜白石翁》中，须磨并未提及此本册页，但其囊函上有其本人题签，“白石翁癸酉冬示之于余，壬戌所作也”，并经多次展览、著录。壬戌为1922年，癸酉即1933年。十开册页构图皆别具特色，运笔大胆拙放，气象开阔，题诗笔锋劲朗，画山水，亦写家国山河，画书皆佳。此套册页先于2012年中国嘉德香港秋季拍卖亮相，成交价4600万港币；2018年保利再次上拍，成交价5635万元人民币，为暂见须磨旧藏中成交价最高之作。

艺术方永恒

然而，硬币总有两面。作为日本外交官的须磨，显然不是不问家国事的艺术家。他或许热爱中国和西班牙艺术，但他捍卫的始终是日本的利益。随着中日战事进程，他的角色愈发重要与微妙。

众多中国亲日派中，须磨与唐有壬私交甚好。须磨曾这样写道，“在华十年，结识了许多中国友人，但没有人像他一样亲密。他充满了人情味。”这个“他”便是唐有壬。1935年12月20日，须磨从荣宝斋买下了齐白石的《碧云寺梦游图》。买画当晚，唐有壬在去上海前来访。在须磨书房里，唐有壬看到了这幅画，欣赏良久，问须磨，齐白石还能有此佳作呀？赏完画，唐有壬似也无甚要事，只表达了自己对须磨的担忧，说局势会愈发不利于后者的工作。不料，四天后，唐有壬在上海遇刺身亡。须磨曾不无动情地写道，“唐有壬和我都不是神仙，当然无法预料有壬在四天后死于枪杀”“我不止一次地想起有壬君，在写这篇白石作品文章的时候，也不由想起他”。唐有壬曾任国民党外交部次长、交通部次长，与蒋介石、汪精卫均好，但私通日寇。1935年，被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暗杀。

美国情报人员认为，1935年底唐有壬被刺杀身亡后，须磨转而利用另一位国民党高官——黄浚。

黄浚（1890-1937）出身书香门第，四岁识字，七岁作诗，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一些文章中提到他与须磨是早稻田大学同班同学），回国后就职于民国北京政府，后进入南京国民政府工作。汪兆铭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时，选黄浚做秘书。黄浚后升任机要秘书，地位仅次于秘书长。

1935年，须磨自黄浚手中，收藏了齐白石所作《鱼苗长图》。这是须磨少数自私人藏家手中得到的作品。

日军步步深入，直至1937年7月7日制造“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初，面对危急形势，蒋介石召开高层会议，公布绝密计划，欲封锁江阴要塞，切断日本驻沪海军与上中游海军的联系，再逐一歼灭，胜算颇高。会议保密级别很高，与会人数极少。不料会议结束第二日，长江中上游多地的日本军舰、商船已开往下游，日本侨民也逐渐撤离。大规模打击日本海军及海军陆战队的计划彻底失败。蒋介石意识到情报泄露严重。此后，广德秘密机场被轰炸、英国大使许阁森汽车被炸案，及中央军校刺杀案，让机要秘书黄浚的汉奸身份渐渐浮出水面。而这一切都与须磨有关。

抓捕黄浚的过程颇为曲折。查案过程中，外事组截获了一封须磨命黄浚加紧刺探国民政府情报的密信。于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外事组假借须磨口吻，伪造了一封密信，以须磨将予以嘉奖为名，让黄浚于第二日召集间谍集团所有成员。密信以黄浚、须磨惯用的方式传递。同时，外事组收获了黄浚意欲传给须磨的机密情报。

次日，该集团被一网打尽。1937年8月，黄浚及其子黄晟等十八人全部被枪决。此案被称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告破的中日第一大间谍案。

黄浚的背后主使便是须磨。后者因擅长情报搜集，在日本外务省有“须磨情报”之说。1937年，须磨被调往美国任使馆参事。鉴于此前在情报方面的“出色”表现，华盛顿当局意欲严密监视他的行动，谨防他“重操旧业”。

须磨作为日本在中国的代言人之一，颇为强硬。他多次敦促国民党，给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更多权力，解决敌日情绪与对亲日派的暗杀活动。后因蒋介石不合作，他积极支持汪兆铭组建政府，并在1939年宣称“蒋介石政权将在三个月内垮台”。或许因为善于周旋，在上海外交界，他有“转椅外交官”之称。

须磨被审讯过程摘要首页

1945年底，须磨在第四次逮捕中被捕，因其1933年至1937年间在中国的活动，被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1948年，在审讯完重要甲级嫌犯后，国际检察局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向华盛顿提出，释放包括须磨在内的20位在押日本嫌犯。外界猜测，季南认为其主要任务是审讯重要甲级嫌犯。此项任务完成后，他担心后续审讯虎头蛇尾、费用高、耗时长，并认为应组成新的审判庭，故提出释放请求。亦有人推测，当时，美苏已进入冷战状态，皆无心继续审判。无论原因为何，须磨不久获释，后解除了战犯指控。但毫无疑问，他曾在中国所作之事、所起到的作用，当为中国人民所仇视。

抗日战争期间，白石老人对日本官员的态度非常坚决，以“白石老人心病复发，停止见客”“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详”等理由，拒绝接待，拳拳爱国之心可证。须磨这位强硬派外交官，经由亲日派培植与情报搜集，“成功”影响了中日对战的前期进程，当正是齐白石所深恶之流。或许因为彼时的“战争”尚在幕后，可能不广为人知，才有了这段国仇家恨外的艺术之交，并得以存续至新中国诞生。

1954年，日本各党派人士受邀于中国国庆日来华参观。须磨的朋友们认为，鉴于其曾在“中国‘横行’了十一年，无论如何，再不能踏上中国的土地一步”。不料，须磨成功受邀。借此机会，他拜访了老友梅兰芳，也想再度拜访齐白石。此时的齐白石年逾九旬，常谢绝客人的访问。须磨径自来到齐白石老人家门口，再三恳请下，守门老翁才去通报。白石老人竟乐意相见。须磨称赞其山水画，并表示想请齐白石再割爱一些。白石老人说，自己也想保存些作品。如果一定要，就给了自己72岁时的创作《水连天》，并赠姚华所绘《四君子图》。

2018年年末，为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四十周年，东京国立博物馆推出《中国画家齐白石》展，展品中既有北京画院所藏齐白石作品，亦有馆藏须磨旧藏。2019年1月30日，此展于京都国立博物馆再次展出。念及须磨的身份，展览的由头显得有些讽刺。这却似乎印证了须磨所想：艺术之花的盛放，可以穿越时空，超越诸多人事、政事。国恨家仇决不能忘却。艺术，或许可以沟通、弥合分歧与创伤；艺术，促成了一段段跨越阶级、跨越国界、跨越时间的友谊与佳话。

（作者邵天红，20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与经济学双学位，2013年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艺术史硕士，现从事文物与艺术品鉴赏与市场研究；文章在《北京晚报》《典藏》杂志等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