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讀書更能做事
傅斯年辦事能力強，學問也非一般人可比。他的著作《周東封與殷遺民》，幫胡適解決了一個大難題。
胡適《中國哲學史》提到古代服喪三年這個問題。胡適的困惑在於，孔子與弟子宰我對這個問題看法不一。宰我認為一年就夠了，孔子卻說：“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孔子之後一百年，滕文公繼位，孟子勸他，說服喪應三年，但滕國士大夫不同意，主張一年：“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他們的看法與孔子相異，誰對誰錯？
傅斯年的文章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說，當時周統治中國，老百姓多為殷之遺民；上層階級均用周禮，老百姓用殷禮。而孔子曾說：“丘，殷人也。”殷朝雖亡，但其後七百年，統治者與下層百姓習俗不同。孔子用殷禮，堅持服喪三年，沒錯；士大夫們用周禮，說一年就夠了，也沒錯。
胡適告訴我們，兩千多年來，是傅斯年首次用這個觀念來解釋《論語•先進》篇。這章的原文是：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傅斯年的解釋如下：
野人即是農夫，非如後人用之以對“斯文”而言；君子指卿大夫階級，即統治階級。先進後進，自是先到後到之義。禮樂是泛指文化，不專就玉帛鐘鼓而言。名詞既定，試翻譯作現在的話如下：
“那些先到了開化的程度的，是鄉下人；那些後到了開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問我何所取，則我是站在先開化的鄉下人一邊的。”
先開化的鄉下人自然是殷遺民，後開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的宗姓婚姻了。
胡適激賞傅斯年的解釋，說：“我以為對這幾句話解釋得通才配讀經；如果解釋不通，不配讀經！”
傅斯年這篇文章解決了胡適心中懸而未決的問題。根據這一觀點，胡適後來寫了篇長達5萬字的論文《說儒》。
（傅斯年與胡適合影）
把才子氣洗乾淨
1941年王叔岷考取中研院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報到當天見到傅斯年，便呈上詩文請傅所長指教。傅斯年問他打算研究何書，王叔岷答：“《莊子》。”傅斯年嚴肅地說：“研究《莊子》當從校勘訓詁入手，才切實。”接著，傅斯年翻翻王叔岷的詩文，補充一句：“要把才子氣洗乾淨，三年之內不許發文章。”這句話如同當頭棒喝，讓王叔岷意識到，在史語所，只能堅守書齋，痛下功夫。
幾年下來，王叔岷遵循師訓，以校勘訓詁為基礎，博覽群書，廣輯資料，終摸到學術門徑。1944年8月，王叔岷完成了《莊子校釋》一書，博得傅斯年的讚許。
1946年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長，百事纏身，但卻影印了日本高山寺舊鈔卷子本《莊子》七卷，讓夫人回南京時帶給王叔岷。收到這七卷珍貴的《莊子》，王叔岷如獲至寶，急忙趕寫《莊子校釋補遺》。傅斯年百忙中依舊牽掛弟子的著述，王叔岷感戴不已，只能埋頭用功，以學問精進作為回報。
傅斯年擔心王叔岷是學術界新人，著作或被冷落，兩次提出要為《莊子校釋》寫序，王叔岷卻一再婉拒老師的好意。他想，自己的書理應文責自負，不必老師揄揚；另外，倘自己的書錯誤較多，恐連累老師。傅斯年理解尊重弟子的選擇，但仍熱心把這部書介紹給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對有真才實學的年輕人，傅斯年總是青睞有加。
嚴耕望大學畢業後工作不如意，想找個地方能繼續讀書，就給傅斯年寄去一份剛完成的論文。傅斯年很快回信，答應了嚴耕望想進史語所的要求，說，按論文程度，可為助理研究員，但按資歷只能為助理員。嚴耕望大喜過望，他本來就是想找一個能讀書的地方，對職稱毫不在意。報到後，傅斯年想把嚴耕望留在身邊當秘書，嚴耕望考慮自己拙於做行政工作，就拒絕了。傅斯年不以為忤：“那麼你就先到李莊史語所去，雖然正式的任命要等待所務會議通過，但應該沒有問題，你先去報到也沒關係。”
事後回憶此事，嚴耕望覺得自己太直率了。第一次見面就不聽單位主管的安排。多虧傅斯年度量大，才把自己的“不聽話”不當回事。
嚴耕望在史語所工作後，薪水低，家中常入不敷出。傅斯年便送他一筆錢，說是教育部審查論文的審查費，後來又親自拿著嚴耕望太太的履歷，為她找了份工作。
傅斯年去世後，嚴耕望回憶恩師對自己的關照，難掩激動之情：“其實他那時極忙，來訪的政要客人絡繹不絕，但仍記掛我這個小職員的生活，實在令人銘感不能忘。當時他拿著內子的履歷表走出史語所大門的步履姿態，至今仍常常浮現在我的眼前，這刻走筆至此，不禁涕淚交零，不能成字。”
傅斯年重原則講規矩，想走他的後門不可能。但對有真本領的年輕人，他也會破格錄用。
王利器大學畢業後，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在重慶招生，他拿著自己的獲獎論文《風俗通義校注》去報名。不久接到昆明的一個通知，要他去重慶參加考試。當時通訊不暢，等他收到通知，考試期限已過。但他不死心仍趕過去想補考。辦公人員告訴他卷子已送到史語所傅斯年那裡。王利器又趕至史語所。傅斯年同意讓他單獨考。那天敵機頻繁轟炸，王利器不停地躲警報，一個上午沒答完幾道題。中午吃飯時，傅斯年對他說：“你回去吧，敵機瘋狂轟炸，很危險，不要再考了，你早就取了，還準備給你中英庚款獎學金。你去昆明還是去李莊，由你選擇。昆明有老師；李莊，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那裡，有書讀。”王利器決定去李莊。後來在傅斯年等老師的指導下，王利器完成了長達三百萬字的論文《呂氏春秋比義》，奠定了在學術界的地位。
對於史語所裡的年輕人，傅斯年像愛護弟子一樣愛護他們。為了留住人才，傅斯年不惜和自己的好友、教育部長蔣夢麟鬧翻。原來，曾任浙江大學秘書長的劉大白想把史語所的徐中舒挖走，傅斯年說服徐中舒留任，將浙江大學給徐的聘書退回。當時劉大白是教育部常務次長，根本不買傅斯年的賬，讓浙大給徐中舒排了下學期的課，可傅斯年就是不放人。於是劉大白拉著教育部長蔣夢麟一道電令傅斯年：“迅予放行，勿再留難。”傅斯年一連回了兩封信，駁回對方的要求，最終留住了徐中舒。
如果不是特別愛才，傅斯年恐怕沒必要和老友蔣夢麟翻臉吧，也不會和教育部次長鬥氣了。
傅斯年脾氣就是這樣，為了人才，誰都敢得罪！
（嚴耕望）
高標準嚴要求
傅斯年創辦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就是為好學肯幹的年輕人提供一個讀書、研究的場所。當然，他要求這些年輕人能夠運用新工具、新觀念來評述新歷史。
凡具備“新工具”、“新觀念”的年輕人，傅斯年一概錄用；不符合標準的，則拒之門外。羅文幹曾推薦歷史學家吳廷燮去史語所，傅斯年未接收，就因為此人雖也有學問，但沒有“新工具”、“新觀念”，不合標準。
對於所內的年輕人，傅斯年要求非常嚴格，不管是誰，都得在圖書館坐三年冷板凳，然後才能發表文章。在所內遇到年輕人，傅斯年會問他研究目標、研究計劃，追問不休。後來年輕人見了他會躲得很遠。有時他出外公幹，年輕人便鬆口氣，但“胖貓”一旦回來，“小耗子”們就不敢偷懶了。
一次，一位助理研究員在外面散步時間較長，第二天傅斯年讓別人出門曬太陽，卻不許那位助理研究員去。他說：“你昨天曬過了。”
在他的嚴格要求下，史語所很多年輕人，後來都成了優秀的學者，在歷史學、人類學、語言學領域取得傑出成就。
傅斯年領導史語所的辦法說來簡單，就是定下規矩，嚴格執行。
傅斯年執掌臺大不過兩年時間，卻讓一所三流大學成為臺灣最好的大學。
傅斯年認為，學校好不好、糟不糟，只是一句話——人才集中不集中。剛上任，他首先整頓教師隊伍，聘用教師以才學為標準，各種請託，一律敬謝不敏。在學校會議上，他公開表態：“這半年以來，我對於請教授，大有來者拒之，不來者寤寐求之之勢。這是我為忠於職守應盡的責任，凡資格相合，而為臺大目前所需要者，則教育部長之介紹信與自我介紹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無效。”
他主持的第一屆教務會議就制定並通過了《臺灣大學教員聘任及升級標準》，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教員新任及升級根據學術成就、貢獻（見於著作或發明者）及年資、教學成績為準”。另外，傅斯年不允任何高官在臺大獲教授職位。
對於招生，傅斯年的要求也極為嚴格。他公開發表文章，宣佈招生辦法：“這次辦理考試，在關防上必須嚴之又嚴，在標準上必須絕對依據原則，毫無例外。由前一說，出題者雖有多人，但最後決定用何一題，只有校長與教務長知道，這是任何人事前無從揣到的。印題目時，當把印工和職員全部關在樓上，斷絕交通，四圍以臺北市警察看守，僅有校長與教務長可以自由出入。考題僅在考試前數點鐘付印，考試未完，監守不撤。……錄取標準決定之前，不拆密封，故無人能知任何人之分數及其錄取與否。”同時他也表明，絕不營私舞弊：“假如我以任何理由，答應一個考試不及格或未經考試的進來，即是我對於一切經考試不及格而進不來或不考試而進不來者加以極不公道之待遇，這對於大學校長一職，實在有虧職守了。奉告至親好友千萬不要向我談錄取學生事，只要把簡章買來細細地看，照樣地辦，一切全憑本領了。我毫無通融例外之辦法，如果有人查出我有例外通融之辦法，應由政府或社會予以最嚴厲之制裁。”
正是靠一系列規章制度，和對這些規章制度的嚴格執行，傅斯年才杜絕了許多弊端，扭轉了不良的教風與學風，臺灣大學這才脫胎換骨，面貌一新。
臺灣大學現有“傅園”、“傅斯年大廳”、“傅鍾”，人們以此來紀念傅斯年，只因他對臺大的貢獻實在太大了。
兩個善意的謊言
傅斯年對下屬對學生要求確實嚴，但這種嚴恰恰出自一種深切的愛。
史語所在李莊時，條件艱苦，所內員工甚至無錢買肉，常吃素。一次傅斯年在重慶籌得一筆小款，附一封信帶至史語所分給員工，要求職位低人口多的家庭多分一點。職位高的人便表示不滿。而傅斯年在附信中已預先感慨：“你們分得這筆錢後，有人一定大吃，有人一定大罵。其實傅斯年是想公平分配的，但僧多粥少，為之奈何？”
臺大校訓出自傅斯年之手，是：“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傅斯年最重視一個人的人品，故列“敦品”為第一，而他本人在這方面也是無可挑剔的。
傅斯年和政治圈接近，但不染一絲一毫官僚氣息，廉潔正派，疾惡如仇。臺大只有校長和總務長才有車，傅太太上下班都坐公交車，從不搭校長的順風車。那位總務長太太不幸去世，他就去追一位護土小姐，節假日常帶她去郊外兜風，傅斯年知道後就警告他：“你要知道，汽油是人民的血汗。”
傅斯年任臺大校長，薪水不算高，家累又重，手頭頗為拮据。去世前三天，他想去吃一頓烤肉，曾向夫人提起，但因囊中羞澀作罷。傅太太談起此事，忍不住落淚。
傅斯年脾氣大，性子急，人稱“傅大炮”，對學生卻有一顆菩薩心。
他接手臺大時，臺大校舍不夠，很多學生不得不住在校醫院的病房。傅斯年想方設法在短期內籌集一筆資金，在不到一年時間解決了八千多名學生的住宿問題。他曾對部下說：“我們辦學，應該先替學生解決困難，使他們有安定的求學環境，然後再要求他們用心勤學。如果我們不先替他們解決困難，不讓他們有求學的安定環境，而只要求他們用功讀書，那是不近人情的。”
在臺大，一校之長的傅斯年常常去學生宿舍看學生吃飯，見有學生伙食太差，便搖頭嘆氣，設法資助。
1950年12月的一個冬夜。傅斯年埋頭趕稿。妻子催他早點休息，他說：“我正為董作賓主編的《大陸雜誌》趕文章。想掙點稿費買幾尺布、一捆棉花，讓你為我縫一條棉褲。”
幾天後，傅斯年竟因病去世。當傅斯年的弟子和好友前來悼念時，傅太太含淚向他們說了這件事：“那晚他熬夜，若不是他說要換稿費買棉褲，我也不會任他辛勞。”一旁的董作賓忙掏出一沓錢說：“這就是那筆稿費。傅先生囑託我把這筆錢交給您。先生跟我講了，自從你嫁了他，沒過上舒心的日子，這篇文章的稿費，是要留給你補貼家用的。做棉褲之說，只是先生的託詞。”這時，一個學生站起來，也拿出一疊錢說：“不，這才是先生最後的稿費。”原來，這是個貧困生，交不起學費，傅斯年就資助了他一筆錢，學生不肯收，傅斯年說：“這是我剛收到的稿費，還不知道怎麼花了。”
這件事，顯示了傅斯年人品之高尚，也表明他會辦事。他撒了兩個善意的謊，前一個謊安慰了妻子，後一個謊讓學生心安。
“師者，父母心”，意思是當老師的心情和做父母的一樣。大學校長傅斯年，對學生就有一顆這樣的“父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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