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读书更能做事
傅斯年办事能力强，学问也非一般人可比。他的著作《周东封与殷遗民》，帮胡适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胡适《中国哲学史》提到古代服丧三年这个问题。胡适的困惑在于，孔子与弟子宰我对这个问题看法不一。宰我认为一年就够了，孔子却说：“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孔子之后一百年，滕文公继位，孟子劝他，说服丧应三年，但滕国士大夫不同意，主张一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他们的看法与孔子相异，谁对谁错？
傅斯年的文章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当时周统治中国，老百姓多为殷之遗民；上层阶级均用周礼，老百姓用殷礼。而孔子曾说：“丘，殷人也。”殷朝虽亡，但其后七百年，统治者与下层百姓习俗不同。孔子用殷礼，坚持服丧三年，没错；士大夫们用周礼，说一年就够了，也没错。
胡适告诉我们，两千多年来，是傅斯年首次用这个观念来解释《论语•先进》篇。这章的原文是：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傅斯年的解释如下：
野人即是农夫，非如后人用之以对“斯文”而言；君子指卿大夫阶级，即统治阶级。先进后进，自是先到后到之义。礼乐是泛指文化，不专就玉帛钟鼓而言。名词既定，试翻译作现在的话如下：
“那些先到了开化的程度的，是乡下人；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问我何所取，则我是站在先开化的乡下人一边的。”
先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殷遗民，后开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的宗姓婚姻了。
胡适激赏傅斯年的解释，说：“我以为对这几句话解释得通才配读经；如果解释不通，不配读经！”
傅斯年这篇文章解决了胡适心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根据这一观点，胡适后来写了篇长达5万字的论文《说儒》。
（傅斯年与胡适合影）
把才子气洗干净
1941年王叔岷考取中研院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报到当天见到傅斯年，便呈上诗文请傅所长指教。傅斯年问他打算研究何书，王叔岷答：“《庄子》。”傅斯年严肃地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接着，傅斯年翻翻王叔岷的诗文，补充一句：“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文章。”这句话如同当头棒喝，让王叔岷意识到，在史语所，只能坚守书斋，痛下功夫。
几年下来，王叔岷遵循师训，以校勘训诂为基础，博览群书，广辑资料，终摸到学术门径。1944年8月，王叔岷完成了《庄子校释》一书，博得傅斯年的赞许。
1946年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百事缠身，但却影印了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七卷，让夫人回南京时带给王叔岷。收到这七卷珍贵的《庄子》，王叔岷如获至宝，急忙赶写《庄子校释补遗》。傅斯年百忙中依旧牵挂弟子的著述，王叔岷感戴不已，只能埋头用功，以学问精进作为回报。
傅斯年担心王叔岷是学术界新人，著作或被冷落，两次提出要为《庄子校释》写序，王叔岷却一再婉拒老师的好意。他想，自己的书理应文责自负，不必老师揄扬；另外，倘自己的书错误较多，恐连累老师。傅斯年理解尊重弟子的选择，但仍热心把这部书介绍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对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傅斯年总是青睐有加。
严耕望大学毕业后工作不如意，想找个地方能继续读书，就给傅斯年寄去一份刚完成的论文。傅斯年很快回信，答应了严耕望想进史语所的要求，说，按论文程度，可为助理研究员，但按资历只能为助理员。严耕望大喜过望，他本来就是想找一个能读书的地方，对职称毫不在意。报到后，傅斯年想把严耕望留在身边当秘书，严耕望考虑自己拙于做行政工作，就拒绝了。傅斯年不以为忤：“那么你就先到李庄史语所去，虽然正式的任命要等待所务会议通过，但应该没有问题，你先去报到也没关系。”
事后回忆此事，严耕望觉得自己太直率了。第一次见面就不听单位主管的安排。多亏傅斯年度量大，才把自己的“不听话”不当回事。
严耕望在史语所工作后，薪水低，家中常入不敷出。傅斯年便送他一笔钱，说是教育部审查论文的审查费，后来又亲自拿着严耕望太太的履历，为她找了份工作。
傅斯年去世后，严耕望回忆恩师对自己的关照，难掩激动之情：“其实他那时极忙，来访的政要客人络绎不绝，但仍记挂我这个小职员的生活，实在令人铭感不能忘。当时他拿着内子的履历表走出史语所大门的步履姿态，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这刻走笔至此，不禁涕泪交零，不能成字。”
傅斯年重原则讲规矩，想走他的后门不可能。但对有真本领的年轻人，他也会破格录用。
王利器大学毕业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重庆招生，他拿着自己的获奖论文《风俗通义校注》去报名。不久接到昆明的一个通知，要他去重庆参加考试。当时通讯不畅，等他收到通知，考试期限已过。但他不死心仍赶过去想补考。办公人员告诉他卷子已送到史语所傅斯年那里。王利器又赶至史语所。傅斯年同意让他单独考。那天敌机频繁轰炸，王利器不停地躲警报，一个上午没答完几道题。中午吃饭时，傅斯年对他说：“你回去吧，敌机疯狂轰炸，很危险，不要再考了，你早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由你选择。昆明有老师；李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有书读。”王利器决定去李庄。后来在傅斯年等老师的指导下，王利器完成了长达三百万字的论文《吕氏春秋比义》，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
对于史语所里的年轻人，傅斯年像爱护弟子一样爱护他们。为了留住人才，傅斯年不惜和自己的好友、教育部长蒋梦麟闹翻。原来，曾任浙江大学秘书长的刘大白想把史语所的徐中舒挖走，傅斯年说服徐中舒留任，将浙江大学给徐的聘书退回。当时刘大白是教育部常务次长，根本不买傅斯年的账，让浙大给徐中舒排了下学期的课，可傅斯年就是不放人。于是刘大白拉着教育部长蒋梦麟一道电令傅斯年：“迅予放行，勿再留难。”傅斯年一连回了两封信，驳回对方的要求，最终留住了徐中舒。
如果不是特别爱才，傅斯年恐怕没必要和老友蒋梦麟翻脸吧，也不会和教育部次长斗气了。
傅斯年脾气就是这样，为了人才，谁都敢得罪！
（严耕望）
高标准严要求
傅斯年创办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为好学肯干的年轻人提供一个读书、研究的场所。当然，他要求这些年轻人能够运用新工具、新观念来评述新历史。
凡具备“新工具”、“新观念”的年轻人，傅斯年一概录用；不符合标准的，则拒之门外。罗文干曾推荐历史学家吴廷燮去史语所，傅斯年未接收，就因为此人虽也有学问，但没有“新工具”、“新观念”，不合标准。
对于所内的年轻人，傅斯年要求非常严格，不管是谁，都得在图书馆坐三年冷板凳，然后才能发表文章。在所内遇到年轻人，傅斯年会问他研究目标、研究计划，追问不休。后来年轻人见了他会躲得很远。有时他出外公干，年轻人便松口气，但“胖猫”一旦回来，“小耗子”们就不敢偷懒了。
一次，一位助理研究员在外面散步时间较长，第二天傅斯年让别人出门晒太阳，却不许那位助理研究员去。他说：“你昨天晒过了。”
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史语所很多年轻人，后来都成了优秀的学者，在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领域取得杰出成就。
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办法说来简单，就是定下规矩，严格执行。
傅斯年执掌台大不过两年时间，却让一所三流大学成为台湾最好的大学。
傅斯年认为，学校好不好、糟不糟，只是一句话——人才集中不集中。刚上任，他首先整顿教师队伍，聘用教师以才学为标准，各种请托，一律敬谢不敏。在学校会议上，他公开表态：“这半年以来，我对于请教授，大有来者拒之，不来者寤寐求之之势。这是我为忠于职守应尽的责任，凡资格相合，而为台大目前所需要者，则教育部长之介绍信与自我介绍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无效。”
他主持的第一届教务会议就制定并通过了《台湾大学教员聘任及升级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教员新任及升级根据学术成就、贡献（见于著作或发明者）及年资、教学成绩为准”。另外，傅斯年不允任何高官在台大获教授职位。
对于招生，傅斯年的要求也极为严格。他公开发表文章，宣布招生办法：“这次办理考试，在关防上必须严之又严，在标准上必须绝对依据原则，毫无例外。由前一说，出题者虽有多人，但最后决定用何一题，只有校长与教务长知道，这是任何人事前无从揣到的。印题目时，当把印工和职员全部关在楼上，断绝交通，四围以台北市警察看守，仅有校长与教务长可以自由出入。考题仅在考试前数点钟付印，考试未完，监守不撤。……录取标准决定之前，不拆密封，故无人能知任何人之分数及其录取与否。”同时他也表明，绝不营私舞弊：“假如我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进来，即是我对于一切经考试不及格而进不来或不考试而进不来者加以极不公道之待遇，这对于大学校长一职，实在有亏职守了。奉告至亲好友千万不要向我谈录取学生事，只要把简章买来细细地看，照样地办，一切全凭本领了。我毫无通融例外之办法，如果有人查出我有例外通融之办法，应由政府或社会予以最严厉之制裁。”
正是靠一系列规章制度，和对这些规章制度的严格执行，傅斯年才杜绝了许多弊端，扭转了不良的教风与学风，台湾大学这才脱胎换骨，面貌一新。
台湾大学现有“傅园”、“傅斯年大厅”、“傅钟”，人们以此来纪念傅斯年，只因他对台大的贡献实在太大了。
两个善意的谎言
傅斯年对下属对学生要求确实严，但这种严恰恰出自一种深切的爱。
史语所在李庄时，条件艰苦，所内员工甚至无钱买肉，常吃素。一次傅斯年在重庆筹得一笔小款，附一封信带至史语所分给员工，要求职位低人口多的家庭多分一点。职位高的人便表示不满。而傅斯年在附信中已预先感慨：“你们分得这笔钱后，有人一定大吃，有人一定大骂。其实傅斯年是想公平分配的，但僧多粥少，为之奈何？”
台大校训出自傅斯年之手，是：“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傅斯年最重视一个人的人品，故列“敦品”为第一，而他本人在这方面也是无可挑剔的。
傅斯年和政治圈接近，但不染一丝一毫官僚气息，廉洁正派，疾恶如仇。台大只有校长和总务长才有车，傅太太上下班都坐公交车，从不搭校长的顺风车。那位总务长太太不幸去世，他就去追一位护土小姐，节假日常带她去郊外兜风，傅斯年知道后就警告他：“你要知道，汽油是人民的血汗。”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薪水不算高，家累又重，手头颇为拮据。去世前三天，他想去吃一顿烤肉，曾向夫人提起，但因囊中羞涩作罢。傅太太谈起此事，忍不住落泪。
傅斯年脾气大，性子急，人称“傅大炮”，对学生却有一颗菩萨心。
他接手台大时，台大校舍不够，很多学生不得不住在校医院的病房。傅斯年想方设法在短期内筹集一笔资金，在不到一年时间解决了八千多名学生的住宿问题。他曾对部下说：“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求学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在台大，一校之长的傅斯年常常去学生宿舍看学生吃饭，见有学生伙食太差，便摇头叹气，设法资助。
1950年12月的一个冬夜。傅斯年埋头赶稿。妻子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我正为董作宾主编的《大陆杂志》赶文章。想挣点稿费买几尺布、一捆棉花，让你为我缝一条棉裤。”
几天后，傅斯年竟因病去世。当傅斯年的弟子和好友前来悼念时，傅太太含泪向他们说了这件事：“那晚他熬夜，若不是他说要换稿费买棉裤，我也不会任他辛劳。”一旁的董作宾忙掏出一沓钱说：“这就是那笔稿费。傅先生嘱托我把这笔钱交给您。先生跟我讲了，自从你嫁了他，没过上舒心的日子，这篇文章的稿费，是要留给你补贴家用的。做棉裤之说，只是先生的托词。”这时，一个学生站起来，也拿出一叠钱说：“不，这才是先生最后的稿费。”原来，这是个贫困生，交不起学费，傅斯年就资助了他一笔钱，学生不肯收，傅斯年说：“这是我刚收到的稿费，还不知道怎么花了。”
这件事，显示了傅斯年人品之高尚，也表明他会办事。他撒了两个善意的谎，前一个谎安慰了妻子，后一个谎让学生心安。
“师者，父母心”，意思是当老师的心情和做父母的一样。大学校长傅斯年，对学生就有一颗这样的“父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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