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面對錯誤是否道歉，涉及到的可能是是非觀和個人品格。
但一個國家是否選擇對非正義行為道歉，尤其是那些已經過去的歷史性事件，就不僅僅只是民族性格或是單純的歷史認識問題了，這牽扯到的，是一個國家如何組織一群人的集體記憶，以及如何糾正一群人的價值觀。
這並不簡單。
1945年9月9日，中國戰區在南京接受侵華日軍的投降
同樣是二戰的發起者，面對戰爭罪孽，德國和日本就選擇兩條截然不同的應對道路：德國選擇直面歷史，為自己犯下的罪行道歉；日本則採取了選擇性失憶和抵賴。
日本對於二戰罪責模稜兩可的態度，一直是橫亙日本和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國家之間的一道巨大隔閡。
一邊是不容篡改的歷史事實，一邊是日本回避歷史的具體行為，我們難免憤怒。憤怒容易灼傷自己，在等待真正的道歉到來之前，我們不妨試著思考一下——
日本人為什麼不道歉？
什麼是真正的道歉？
在我們看來，在道歉這件事情上，日本完全不合格。
但很諷刺的是，有學者研究發現，日本實際上是世界上發起道歉、上演贖罪戲碼次數最多的國家之一。
對中國，日本也確實道歉過，而且不止一次。
1972年，在周恩來和當時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面的第一次歡迎晚宴上，田中就對日本在二戰中的錯誤表示了深切的反省之意。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發表了村山講話：“我國在不久的過去一段時期，國策有錯誤，走了戰爭的道路，使國民陷入存亡的危機，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為了避免未來有錯誤，我謙虛地對待毫無疑問的這一歷史事實，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盧溝橋，也對二戰表示了深刻的反省。
從1970年代到1990年代，日本先後為二戰向中國道歉了將近二十次。但大家依舊覺得日本沒有表現出充分的懺悔，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很多行為和這些道歉是矛盾分裂的，讓人覺得雖然道歉了，但沒有任何悔恨的意思。
比如，在承認自己二戰的侵略行徑後，供奉戰犯、參拜靖國神社、修改侵略歷史的行為都在繼續進行著，這些視歉意為兒戲的行徑，很難讓人和真誠的歉意聯繫起來。
語言學教授埃德溫·巴蒂斯特拉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國家道歉。在他看來，真正的國家道歉，與政府在外交中表示“遺憾”有很大的區別，表達“遺憾”更多是一種形式上的聲明，很多時候，這種“遺憾”甚至是不真誠的虛假之言。
就像前面列舉的日本幾次道歉，日本更多是表示對歷史的反省，或把道歉對象泛化為“亞洲各國人民”，這種空洞的外交辭令，不管是在情感還是理性層面，都很難被視作一次嚴肅的真正道歉。
巴蒂斯特拉認為，在真正的國家道歉中，一個國家首先要做的，是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對他人造成的巨大傷害，真誠地譴責自身錯誤導致的罪行；然後，國家需要重新審定錯誤的決策、行動和價值觀，明晰傷害影響的範圍和個人。
這些，日本的道歉都沒有做到。
國家信仰的崩塌
日本為什麼做不到真誠地道歉，反而要一再地篡改歷史？
學者橋本明子在《漫長的戰敗》這本書中，就探討了日本是如何建構自己的戰敗創傷記憶的，給我們理解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新角度——日本壓制、忽略或者重新闡釋有罪和可恥的歷史，其實是源於一種自我保護的衝動，而這種衝動通常會勝過承認相關歷史的意願。
《漫長的戰敗》| [美] 橋本明子 著理想國出品 | 2019年8月出版
這是什麼意思？
日本既是戰爭的發動者，也是戰爭的失敗者，這雙重身份讓日本在戰後面臨著嚴重的危機。首先面臨的，就是國家信仰的崩塌。
在日本人的認知中，天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二戰就是在天皇訓諭之下進行的，天皇要求國民奮戰到底，寧死不屈，做好“一億玉碎”的準備，而日本士兵就真的在近乎盲目的忠誠和頑固中去執行天皇的命令。
由於官方禁止投降，日本派往他國的士兵們，只有一小波被俘虜，剩下有的死於絕望的自殺式衝鋒，有的餓死在戰場，有的為了不當俘虜甚至殺掉受傷的戰友。可當這些被俘擄的士兵回國，聽到的卻是天皇在廣播裡用孱弱的聲音要求國民進行“一億總懺悔”，就像當初要求全日本“玉碎”一樣不容置疑。
他們對天皇的信仰，在這一瞬間，崩塌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民眾在路邊收聽裕仁天皇《停戰詔書》錄音廣播
天皇走下神壇、國家神話被擊碎後，日本人才認清，自己並不是神的子民，戰時的犧牲也毫無意義。為國家盡責、對天皇盡忠這些曾經根植於日本民族血脈中的品質被動搖了，只能讓他們不斷迴避著侵略歷史。
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內，日本充滿了不信任、被欺騙以及頹喪的情緒。士兵指責政府，普通民眾指責士兵，政府否認歷史、推卸責任，道德秩序的海嘯席捲全國。
1945年日本敗戰後，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就這樣說道：“我作為一個已經死了的人，除可憐的日本傳統美以外，再也不想寫一行字了。我不相信戰後的世態與風俗，不相信現實的東西。”
不僅如此，伴隨著信任危機而來的還有一系列社會問題。戰爭遺孤、男女比例失衡、傷兵撫卹、通貨膨脹、投機商人等問題，都從方方面面考驗著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建立的那一套社會制度和脆弱人心。
從戰爭發起者到“戰爭受害者”
面對信任危機和社會動盪，日本為了自我保護，迫切需要重新建立國家認同。
和德國在戰後選擇反思歷史罪責不同，日本選擇了另一條道路——把自己轉化為戰爭的受害者。
為了應對“屈辱的戰敗”，為了調和認知與內心的矛盾，日本人對歷史進行了選擇性記憶，很多人把自己視為英勇對抗西方的受害者和犧牲者，而不是加害者。
《罪孽的報應》| [荷] 伊恩·布魯瑪 著理想國出品 | 2018年1月出版
就像歷史學家伊恩·布魯瑪研究日本戰後史發現的那樣：“日本人就算要討論戰爭，通常是指和美國的戰爭。許多對侵華戰爭持強烈保留態度的日本人，在1941年聽到日本進攻美國後，心中都洋溢著愛國主義自豪感。對南京大屠殺心懷愧疚，絕不意味對偷襲珍珠港也抱有同樣的罪惡感。德國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記納粹和屠猶歷史；反觀日本青年，他們想到的只有廣島和長崎——興許還有南京，不過僅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學校老師和新聞記者的開導之後。”
除了把自己轉化成“反西方”的英勇抗爭者，日本還在國內方方面面建構起受害者的神話。
比如，如何面對戰爭中的犧牲。將戰爭中的亡者塑造為“烈士”，其實是各個國家都會採取的方式。但日本不滿足於此，他們的國家敘事，把二戰描繪成一場英雄劇——士兵們是為了國家的生死存亡而戰，雖然不願意，但還是勇敢去戰鬥。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士兵被塑造成無辜的，是為國家利益而戰，而最終誰該為戰爭承擔罪責這個更重要的問題，都在故事中消弭於無形。
再比如，如何在教科書中教育和塑造下一代人的國族認同。伊恩·布魯瑪對比德國和日本教科書後發現，德國明確規定了教學材料“不應阻礙學生形成自己的主見”，而日本教科書則在文部省的監管下，選擇淡化和隱瞞日軍的野蠻罪行。
日本歷史教科書
其實，日本內部是有不同聲音的，比如日本的教師群體及公會，就堅持歷史教育應該確保教師教授真相和兒童學習真相的權利，只是最終都不得不讓位於所謂的國家利益，讓位於政府主導的集體記憶。
日本通過不斷地篡改和美化歷史，來平衡歷史和國家認同之間的矛盾，從而夾縫中建構出一種符合國家發展方向的“集體認同”。就像橋本明子在《漫長的戰敗》說的：“這種將士兵銘記為受害者的方式，讓很多日本人避免了直面親人在戰爭中死得毫無意義這個問題，而且在不攪擾他們對自身黑暗歷史保持無視的狀態的同時，也免去了他們承認自己在支持戰爭的問題上應該負有的責任。”
不道歉的背後，是政治的不成熟
其實，日本承認戰爭罪行困難體現出更本質的問題，是日本政治的不成熟。
以國家名義道歉是一件重大的事情，這意味著一個國家轉變自己的價值觀，真誠地譴責自己曾經犯下的罪惡。但這種轉變究竟是源於內生的反省，還是外部的強迫，結果會有極大的不同，德國和日本就是這麼兩種不同的情形。
1970年12月7日，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紀念碑前下跪
德國戰後的政體重建，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國人自己主導的，所以通過廣泛而積極的憲政討論，得以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而日本則是在美國的主導下，被強加了一套民主體系，這個過程中缺乏政治辯論，也阻礙了日本人走向政治成熟。
布魯瑪還指出了重要的一點，美國為了更好地控制日本，把天皇作為一個棋子保留了下來，結果就是“因為天皇對發生的一切均負有正式責任，而通過免除他的罪責，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可以說，兩國戰後不同的政府制度及其形成過程，阻礙了日本政治成熟的進程，也使得日本社會在對待國家罪行的思考上嚴重滯後於德國。
在國家新觀念的引導下，德國公眾獨立思考，也直接加強了德國政府的政治效益。相反，日本社會卻始終難以形成對歷史過失的反思和最大共識，結果就是對內對外，日本都無法贏得信任和尊重。
對內日本依舊面臨信任危機，戰後國家象徵和國家身份的重塑都很難稱得上成功。《漫長的戰敗》中提到，當被問及是否相信政治領導者時，只有23%的日本人相信他們的政治領導人，在全世界135個做過調查的國家中，排名第127位。
對外部世界來說，否認歷史，並不能彌合二戰以後日本和各國之間的裂隙。而且，全球記憶文化發展到今天，日本這種單一的國家建構已經無法自持，篡改和否定歷史也不再是一條行之有效的國家建構之路。歷史失憶，不僅無法讓日本擺脫道德的僵局，更會讓日本在國際政治中陷入更大的被動。
其實，當我們討論和日本的歷史積怨的時候，除了單純的譴責，也許我們還可以從中學會如何更好地辨別善惡，如何更好地認識歷史的非正義，甚至我們可以期待更多，比如個人在政治上的成熟，以及道德上的成長。
回到那個關鍵問題，一個國家在什麼時候會以國家的名義道歉？
那一定是當這個國家願意正視歷史，希望以道歉的方式與受害者和解，希望帶領這個國家所有人走向更好的未來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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