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面对错误是否道歉，涉及到的可能是是非观和个人品格。
但一个国家是否选择对非正义行为道歉，尤其是那些已经过去的历史性事件，就不仅仅只是民族性格或是单纯的历史认识问题了，这牵扯到的，是一个国家如何组织一群人的集体记忆，以及如何纠正一群人的价值观。
这并不简单。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在南京接受侵华日军的投降
同样是二战的发起者，面对战争罪孽，德国和日本就选择两条截然不同的应对道路：德国选择直面历史，为自己犯下的罪行道歉；日本则采取了选择性失忆和抵赖。
日本对于二战罪责模棱两可的态度，一直是横亘日本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之间的一道巨大隔阂。
一边是不容篡改的历史事实，一边是日本回避历史的具体行为，我们难免愤怒。愤怒容易灼伤自己，在等待真正的道歉到来之前，我们不妨试着思考一下——
日本人为什么不道歉？
什么是真正的道歉？
在我们看来，在道歉这件事情上，日本完全不合格。
但很讽刺的是，有学者研究发现，日本实际上是世界上发起道歉、上演赎罪戏码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对中国，日本也确实道歉过，而且不止一次。
1972年，在周恩来和当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面的第一次欢迎晚宴上，田中就对日本在二战中的错误表示了深切的反省之意。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村山讲话：“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卢沟桥，也对二战表示了深刻的反省。
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日本先后为二战向中国道歉了将近二十次。但大家依旧觉得日本没有表现出充分的忏悔，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很多行为和这些道歉是矛盾分裂的，让人觉得虽然道歉了，但没有任何悔恨的意思。
比如，在承认自己二战的侵略行径后，供奉战犯、参拜靖国神社、修改侵略历史的行为都在继续进行着，这些视歉意为儿戏的行径，很难让人和真诚的歉意联系起来。
语言学教授埃德温·巴蒂斯特拉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国家道歉。在他看来，真正的国家道歉，与政府在外交中表示“遗憾”有很大的区别，表达“遗憾”更多是一种形式上的声明，很多时候，这种“遗憾”甚至是不真诚的虚假之言。
就像前面列举的日本几次道歉，日本更多是表示对历史的反省，或把道歉对象泛化为“亚洲各国人民”，这种空洞的外交辞令，不管是在情感还是理性层面，都很难被视作一次严肃的真正道歉。
巴蒂斯特拉认为，在真正的国家道歉中，一个国家首先要做的，是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巨大伤害，真诚地谴责自身错误导致的罪行；然后，国家需要重新审定错误的决策、行动和价值观，明晰伤害影响的范围和个人。
这些，日本的道歉都没有做到。
国家信仰的崩塌
日本为什么做不到真诚地道歉，反而要一再地篡改历史？
学者桥本明子在《漫长的战败》这本书中，就探讨了日本是如何建构自己的战败创伤记忆的，给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角度——日本压制、忽略或者重新阐释有罪和可耻的历史，其实是源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冲动，而这种冲动通常会胜过承认相关历史的意愿。
《漫长的战败》| [美] 桥本明子 著理想国出品 | 2019年8月出版
这是什么意思？
日本既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是战争的失败者，这双重身份让日本在战后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首先面临的，就是国家信仰的崩塌。
在日本人的认知中，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二战就是在天皇训谕之下进行的，天皇要求国民奋战到底，宁死不屈，做好“一亿玉碎”的准备，而日本士兵就真的在近乎盲目的忠诚和顽固中去执行天皇的命令。
由于官方禁止投降，日本派往他国的士兵们，只有一小波被俘虏，剩下有的死于绝望的自杀式冲锋，有的饿死在战场，有的为了不当俘虏甚至杀掉受伤的战友。可当这些被俘掳的士兵回国，听到的却是天皇在广播里用孱弱的声音要求国民进行“一亿总忏悔”，就像当初要求全日本“玉碎”一样不容置疑。
他们对天皇的信仰，在这一瞬间，崩塌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民众在路边收听裕仁天皇《停战诏书》录音广播
天皇走下神坛、国家神话被击碎后，日本人才认清，自己并不是神的子民，战时的牺牲也毫无意义。为国家尽责、对天皇尽忠这些曾经根植于日本民族血脉中的品质被动摇了，只能让他们不断回避着侵略历史。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充满了不信任、被欺骗以及颓丧的情绪。士兵指责政府，普通民众指责士兵，政府否认历史、推卸责任，道德秩序的海啸席卷全国。
1945年日本败战后，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就这样说道：“我作为一个已经死了的人，除可怜的日本传统美以外，再也不想写一行字了。我不相信战后的世态与风俗，不相信现实的东西。”
不仅如此，伴随着信任危机而来的还有一系列社会问题。战争遗孤、男女比例失衡、伤兵抚恤、通货膨胀、投机商人等问题，都从方方面面考验着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建立的那一套社会制度和脆弱人心。
从战争发起者到“战争受害者”
面对信任危机和社会动荡，日本为了自我保护，迫切需要重新建立国家认同。
和德国在战后选择反思历史罪责不同，日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把自己转化为战争的受害者。
为了应对“屈辱的战败”，为了调和认知与内心的矛盾，日本人对历史进行了选择性记忆，很多人把自己视为英勇对抗西方的受害者和牺牲者，而不是加害者。
《罪孽的报应》| [荷] 伊恩·布鲁玛 著理想国出品 | 2018年1月出版
就像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研究日本战后史发现的那样：“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是指和美国的战争。许多对侵华战争持强烈保留态度的日本人，在1941年听到日本进攻美国后，心中都洋溢着爱国主义自豪感。对南京大屠杀心怀愧疚，绝不意味对偷袭珍珠港也抱有同样的罪恶感。德国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记纳粹和屠犹历史；反观日本青年，他们想到的只有广岛和长崎——兴许还有南京，不过仅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学校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开导之后。”
除了把自己转化成“反西方”的英勇抗争者，日本还在国内方方面面建构起受害者的神话。
比如，如何面对战争中的牺牲。将战争中的亡者塑造为“烈士”，其实是各个国家都会采取的方式。但日本不满足于此，他们的国家叙事，把二战描绘成一场英雄剧——士兵们是为了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战，虽然不愿意，但还是勇敢去战斗。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士兵被塑造成无辜的，是为国家利益而战，而最终谁该为战争承担罪责这个更重要的问题，都在故事中消弭于无形。
再比如，如何在教科书中教育和塑造下一代人的国族认同。伊恩·布鲁玛对比德国和日本教科书后发现，德国明确规定了教学材料“不应阻碍学生形成自己的主见”，而日本教科书则在文部省的监管下，选择淡化和隐瞒日军的野蛮罪行。
日本历史教科书
其实，日本内部是有不同声音的，比如日本的教师群体及公会，就坚持历史教育应该确保教师教授真相和儿童学习真相的权利，只是最终都不得不让位于所谓的国家利益，让位于政府主导的集体记忆。
日本通过不断地篡改和美化历史，来平衡历史和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从而夹缝中建构出一种符合国家发展方向的“集体认同”。就像桥本明子在《漫长的战败》说的：“这种将士兵铭记为受害者的方式，让很多日本人避免了直面亲人在战争中死得毫无意义这个问题，而且在不搅扰他们对自身黑暗历史保持无视的状态的同时，也免去了他们承认自己在支持战争的问题上应该负有的责任。”
不道歉的背后，是政治的不成熟
其实，日本承认战争罪行困难体现出更本质的问题，是日本政治的不成熟。
以国家名义道歉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这意味着一个国家转变自己的价值观，真诚地谴责自己曾经犯下的罪恶。但这种转变究竟是源于内生的反省，还是外部的强迫，结果会有极大的不同，德国和日本就是这么两种不同的情形。
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纪念碑前下跪
德国战后的政体重建，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人自己主导的，所以通过广泛而积极的宪政讨论，得以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而日本则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被强加了一套民主体系，这个过程中缺乏政治辩论，也阻碍了日本人走向政治成熟。
布鲁玛还指出了重要的一点，美国为了更好地控制日本，把天皇作为一个棋子保留了下来，结果就是“因为天皇对发生的一切均负有正式责任，而通过免除他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可以说，两国战后不同的政府制度及其形成过程，阻碍了日本政治成熟的进程，也使得日本社会在对待国家罪行的思考上严重滞后于德国。
在国家新观念的引导下，德国公众独立思考，也直接加强了德国政府的政治效益。相反，日本社会却始终难以形成对历史过失的反思和最大共识，结果就是对内对外，日本都无法赢得信任和尊重。
对内日本依旧面临信任危机，战后国家象征和国家身份的重塑都很难称得上成功。《漫长的战败》中提到，当被问及是否相信政治领导者时，只有23%的日本人相信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在全世界135个做过调查的国家中，排名第127位。
对外部世界来说，否认历史，并不能弥合二战以后日本和各国之间的裂隙。而且，全球记忆文化发展到今天，日本这种单一的国家建构已经无法自持，篡改和否定历史也不再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国家建构之路。历史失忆，不仅无法让日本摆脱道德的僵局，更会让日本在国际政治中陷入更大的被动。
其实，当我们讨论和日本的历史积怨的时候，除了单纯的谴责，也许我们还可以从中学会如何更好地辨别善恶，如何更好地认识历史的非正义，甚至我们可以期待更多，比如个人在政治上的成熟，以及道德上的成长。
回到那个关键问题，一个国家在什么时候会以国家的名义道歉？
那一定是当这个国家愿意正视历史，希望以道歉的方式与受害者和解，希望带领这个国家所有人走向更好的未来的时候。
閱讀更多 精雕細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