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皇太后七旬萬壽恩科，王傑中進士。殿試考卷呈送給乾隆帝時名列第三，乾隆帝仔細看了他的字跡，覺得好像是平日裡很熟悉的人寫的，因為王傑過去為尹繼善繕寫奏疏，曾經受到他的讚賞，就向人詢問他的人品，於是將王傑的名次提為狀元。等到新科進士晉見皇帝時，乾隆帝看到王傑風度穩重端莊，更為高興。又因為陝西自清朝開國以來從未出過狀元，這一年西部邊境的戰爭又取得了勝利，而新科狀元又恰是陝西人，於是乾隆帝召見王傑，當面賦詩以賀：“西人魁榜西平後，可識天心偃武時。”授翰林院修撰，入值南書房，屢次執掌考選文士，五次升遷至內閣學士。奉敕編纂《西清續鑑甲編》及《西清續鑑乙編》二書。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傑任刑部侍郎，又轉調吏部，擢升左都御史。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服母喪，就在家中被提升為兵部尚書。乾隆帝南巡，王傑赴行在謝恩，乾隆帝說：“你來很好。君臣久別，你應該知道朕掛念你。然而你是儒者，朕不想要將你奪情，可以回去終制。”服喪完畢後，還朝。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出任軍機大臣、上書房總師傅，教皇子顒琰讀書，嚴加教訓，並罰跪罰站。有一次乾隆碰見皇子被罰跪，即令站起，並說：“教者天子，不教者天子，君君臣臣乎！”王傑見狀答道：“教者堯舜，不教者桀紂，為師之道乎！”次年，拜東閣大學士，管理禮部。臺灣、廓爾喀先後平定，兩次在紫光閣繪像，加太子太保銜。
王傑在朝廷中樞十餘年，事有可否，未曾不將情節詳細陳奏。當時和珅秉政，政事大多擅自決定，其他文武百官大都隱忍不發，只有王傑認為不可以時，就與和珅據理力爭。乾隆帝對王傑瞭解深刻，和珅即使厭惡他，也不能把他趕出朝廷。王傑每當議政完畢，就默然獨坐。某日，和珅趁此時抓起王傑的手說：“狀元宰相手果然好。”王傑說：“這手雖然好，卻不會要錢。”和珅羞愧難當。
嘉慶元年（1796年），王傑以足疾請求免去軍機處、上書房及管理禮部事務，嘉慶帝批准。朝廷每有大事，嘉慶帝必定諮詢王傑，王傑也不時以事上聞。當時正逢白蓮教之亂，王傑上疏言事，主張實行懷柔政策，優待歸降變民，並認為民變的根源在於地方吏治黑暗、官逼民反造成。王傑主張用募兵的方法把鄉勇和變民改編為正式軍隊。嘉慶二年，再次召入軍機處，隨扈熱河。不久後，因腿疾，嘉慶帝下詔王傑不再入直軍機處，先行回京。嘉慶三年秋，白蓮教首領王三槐就擒，嘉慶帝封賞樞臣，說：“王傑現在雖未入直軍機，出兵時曾有贊畫之功，一併予以優敘。”嘉慶帝親政後，王傑主持了和珅一案的審理，查明瞭和珅貪汙納賄的種種罪狀。王傑作為首輔大臣，遇事能夠識大體顧大局，向皇帝進諫總是不遺餘力，嘉慶帝對他優待尊敬。嘉慶五年（1800年），王傑以年老衰病乞歸，嘉慶帝下詔挽留，特許拄杖入朝。嘉慶七年（1803年），王傑固請致仕，晉太子太傅銜，在籍享受俸祿。
嘉慶八年（1803年）春天，王傑告老歸鄉，臨行前上疏說：
“各地國庫虧空的弊端是從乾隆四十年以後開始的，各州各縣都在想方設法送禮，把國庫裡的錢財都用來拉攏關係巴結上司。他們的上級因此被抓住弱點受其控制，想要彌補國庫虧空，遙遙無期。後任的高級官員知道崇尚廉潔的操守，可是下屬有的州縣的境況仍然還很窘迫。由於各地的苦樂不很平均，他們中的好壞也分辨不清，應該尋求整頓的方法。按過去的體制，驛丞是專門管理驛站的，沒有什麼可以徵索的財物。自從決定歸屬各州縣裡之後，毫無限制的開銷，苛刻的攤派，使各級官員和百姓都困苦不堪。應該先清理整頓驛站，以便杜絕國庫的虧損。現在正是軍中諸事務完畢的時候，朝廷盡力尋求治理的辦法，再沒有比這兩個更大的了。請皇上考慮自行決斷，以便扭轉長期形成的不良局面。”
王傑所說的切中時弊，嘉慶帝接受了他的意見。賜給御製詩，以使他的行為顯得榮耀，其中有這樣的詩句：“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當時人都認為，這句詩足以概括王傑一生的成就。回鄉後，嘉慶帝每年按時給他的賞賜不斷，王傑每次上書，嘉慶帝都親自批奏回答，語氣就像對家裡人一樣。嘉慶九年（1804年），王傑與妻子程氏都正逢八十大壽，陝西巡撫方維甸攜帶嘉慶帝的賀詩，題匾和所賜珍寶登訪祝賀，王傑赴京答謝。嘉慶十年（1805年）正月，病逝於北京，享壽八十一歲、入祀賢良祠，諡號
文端。王傑身高不超過一般人，為人和藹可親，但操守剛正，侍奉兩代皇帝，都是憑藉忠誠正直獲得皇帝的信任。當他退休還沒走時，正值有個叫陳德的人在內宮驚動了皇帝御駕，他就急忙上朝謁見嘉慶帝建議說：“陳德只是個地位低微的廚子，哪裡敢隨便就蓄意謀反？這一定是有背後的大奸大惡之徒指使他仿效明朝張差之事，應該馬上清除這身邊左右的禍患。”到了嘉慶十八年（1813年）癸酉之變後，嘉慶帝想到王傑的這些話，特地對他進行了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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