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中最感念的先生恐怕有三位：寿镜吾先生、藤野严九郎先生和章太炎先生。三人中，他从章太炎学习的时间最短，先生晚年编弟子名录甚至未将他列入；但鲁迅始终尊太炎为师。
1936年6月，太炎先生逝世，其时鲁迅已病入膏肓；10月，他连写两文纪念，认为太炎先生从事民族革命时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对此，太炎的后人章念驰评论：“一个人在生命最后时刻，能把自己最后的光与热献给一个人，这个人对他来讲是何等重要。”的确，当“鲁迅”还未横空出世，周树人还在黑暗中摸索时，章太炎先生成为了他斗争精神最重要的启蒙者。
“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
1902年，二十一岁的周树人留学日本。1903年他写下《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离乡去国，爱国之心愈发炽热。如何去爱？能为风雨如磐的国家做什么？他尝试学医；当意识到疗救国民精神更重要，他毅然弃医从文。可是，他想与人合办文学杂志《新生》，杂志还未诞生便因合作者的放弃而流产；他与弟弟周作人译介外国小说，编成《域外小说集》，读者却寥寥可数。 一石未如他们所希冀的激起千层浪，反而沉入水底，无声无息。
一个人的力量，果真如此微弱？
当“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那一刻，青年周树人的眼睛一定亮了起来。因为这位人送绰号“章疯子”、比他大十二岁的浙江同乡，正是凭着一己之力震动了全中国。
1903年，三十一岁的章太炎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大力宣扬民族革命。同时，他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申明以革命驱逐满人、争取民族独立的立场；文中最有名的，则是他骂光绪皇帝的八个字——“载湉小丑，不辨菽麦”。
如此自然为清廷所不容；然当时清廷无法直接拘捕他，只能命当地县令做代表，将章太炎等告到会审公廨，由会审委员及英国领事裁决。太炎求之不得，当庭与之辩论，一时间名扬天下。 可想而知，无论审判结果如何，清廷都已经输了，因为他们居然已不能理所当然地对“大逆不道者”治罪，而只能与之做平等辩论。清廷之不堪一击从此为天下知，革命党人士气大涨。
章太炎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三年艰苦牢狱生活和时刻面临的生命危险。然而他毫不后悔，他在狱中给邹容写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州。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当听说另一位反清义士沈禹希被捕，在狱中被杖杀时，他悲愤作诗，诗的最后两句是——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周树人在日本读到这些诗，非常感动，一生没有忘记，在他去世前所写的纪念章太炎的文章中，原封不动地抄录了这两首诗。
“我爱看这《民报》”
周树人没有想到，1906年11月，章太炎出狱后来到日本东京，应孙中山之邀主持《民报》，发表了大量文章，继续宣传民族革命。
心目中的英雄，忽然与自己在同一个城市。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民报》上章太炎的文章。在这些文字中，他愈发感到太炎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战斗者，他不光在为民族革命战斗，更在为反对一切虚伪、黑暗而战。
他与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这是关于主义的斗争；他与“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蓝公武斗争，这是关于学术的斗争；他与《苏报》一案中积极向清廷献策、出卖同志的吴稚晖斗争，这是关于人品的斗争……笔力之健，锋芒之盛，令对手几无还手余地。
周树人去世前回忆，说他爱读这些文章，全都剪下来珍重收藏，因为太炎先生的战斗文字“所向披靡，令人神旺（注：原文为“旺”而非“往”——笔者）”。
遥想一个世纪前，年轻的周树人君捧读太炎文章时眼中的笑意——他们都是极聪明的人，天生就能够毫不费力地看穿一切虚伪矫饰——或许周树人还更聪明些。 章太炎向周树人展示了一个战斗者、一支笔力量的极限，后者的心中因此种下了战斗的种子。
然而，周树人还是没有想到，他和太炎先生竟然还可以更亲近一些——在一室之内，亲自聆听教诲。
章太炎自1906年到东京，主持《民报》之余便开始讲学。他是经学大师俞樾的弟子，学养深厚；他相信传播国粹能够增进人们的爱国热肠，开课讲学自然义不容辞。无论是零散演讲，还是每周两次的定期讲学，他都不辞辛苦，全力以赴。
1908年，在几个朋友的请求下，太炎先生欣然为许寿裳、钱玄同、周氏兄弟、朱希祖、朱宗莱、龚宝铨、钱家治八人开了一个小班，每周日上午8点到12点，讲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地点就在《民报》社。 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语言文字为一国最具特色的传统。
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尤需有人将这国粹传承下去。
清晨的阳光洒进这一间简陋的和室，周树人、朋友们、太炎先生围着一张小桌席地而坐。太炎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起一小撮胡须，一口余杭口音，笑眯眯地开讲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
讲解之中，不时旁征博引，兼谈论时事，4个小时的时间过得飞快。
眼前的章太炎，哪里是印象中金刚怒目的革命者？用周作人的话说，分明是一尊慈眉善目的“哈喇菩萨”。
一个真正的战士，内心必定有赤诚的爱。章太炎对民族、对国学的爱，对青年人的爱、对学生的爱，使周树人感佩。
“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周树人对于国学本有根底：他出身书香世家，又受多年严格的私塾教育，熟悉经史，能作很好的旧体诗、文言文。此外，他更爱“楚辞和温李的诗，六朝的文”。他东京房间的抽屉里，满满的外文书中，还有一本《离骚》。
他很爱《离骚》，认为是杰作；“寄意寒星荃不察”的感慨，正与屈原同一胸怀。
周树人所爱的古典文学作品，大多寄寓良深而文辞难解。古文字学是古典文学的基石，清楚字的源流演变，有助于理解古典文学的原貌。因此这次听讲《说文解字》，周树人抱着极认真的态度前往。
这次学习使他“从根本上认识了汉字……眼界大开，其用处与发见了外国文学相似”。 他此后的一生中，虽以白话文写作，并且提倡进行汉字改革，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古文字学的严谨研究。
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周树人花了很大的精力整理古碑、古籍，他临摹碑帖文字，也研究篆印文字，在《南齐跋》中，他对古代“隋”字的考证，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几种错误说法。
他一生持续购买古文字学专著和帖拓，并一再对友人谈起，希望能够撰写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其后虽未能如愿，却以一篇长文《门外文谈》简述了中国古文字的源流发展以及当前的汉字改革应该走向何方。
以古文字学的研究为基础，他又辑录了《文士传》、《众家文章记录》、《后汉书》、《晋书》等多种古籍；精心校刊了《嵇康集》；后来更进一步研究整个古典文学，写成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
有意思的是，周树人后来是这样回忆这段经历的：
“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的确，章太炎最震动周树人的，还并非渊博的学识，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战斗精神。
“并世无第二人”
1912年，周树人进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做部员，不久随政府到北京，任教育部部员、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独自住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里。
其时袁世凯欲窃国，周树人目睹人人自危，以恬淡无争标榜以求自保，与辛亥革命后所见的绍兴情况相印证，不由得对于民族革命的成果大为失望。而昔日在东京办杂志的失败、翻译小说的无人问津，又令他深感个人能力的有限—— “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昔日誓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青年、现在的教育部职员周树人的一天是这样的：“上午九十点钟起床，梳洗后直接去部里办公，到黄昏时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碑，看佛经，读墓志，常常要到半夜一两点钟。”
如此一过就是好几年。三十出头的周树人给自己取了一个号，“俟堂”。“俟”是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死—— “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就在此时，周树人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又见面了。
人称“章疯子”的太炎先生，又干了一件震动朝野、大快人心的事。1913年7月，孙中山、黄兴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往日本避难。其时袁世凯气焰正盛，“携雷霆万钧之势”。 而章太炎偏要在此时入京——他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决心，希望借共和党之力遏制袁世凯。
然甫一进京，他便遭软禁。太炎屡次要求面见袁世凯，袁都不理。1914年初，袁世凯解散国会。太炎意欲强行离京，结果在车站被拦下。 他激愤难当，竟日在寓所墙壁上大书“死”字，并手书“章太炎之墓”交人保存。
5月，袁世凯改内阁制为总统制，窃国在即，而万众齐喑，无人敢言。
7月的一个清晨，太炎先生身穿蓝布长袍，手执羽扇，以袁世凯为笼络他所颁的“勋二位”章（相当于二等勋章，仅次于建国元勋的“勋一位”）为扇坠，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要求面见袁世凯。
袁世凯不见，太炎在招待室历数袁世凯罪状，放声痛骂。傍晚，袁不得不派人将他骗出门，软禁于他处。直到两年后袁世凯身亡，太炎才重获自由。
太炎的战斗精神给对现实绝望的周树人以震撼，他这样写道——“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软禁期间，太炎先生在京弟子多往探望，周树人自然更不例外。他多次前去，有时至晚方回。
“活在战斗者的心中”
1918年5月，周树人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署名“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句子是：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如果说章太炎是为民族独立而战，那么鲁迅就是为民族精神自新而战。他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贫弱麻木的国民精神，犀利、坚决的风格与太炎先生相比有过之无不及。此后，他“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太炎先生的战斗也并未停止。1927年起，他批评国民党，遭到两次通缉；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他不断谴责当局，筹建“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创办第十九伤兵医院，冒着炮火北上见张学良呼吁抗日，并在北京、青岛、苏州、上海公开讲学，宣传抗日； 晚年更在苏州成立“章氏国学讲习会”，积极讲学，要“保国学于一线”，亲自上课直到生命最后一天。
鲁迅与章太炎自北京一别再未谋面。然而他始终关注着自己的老师。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他对章太炎晚年与军阀来往颇为不满，1934年，他在《趋时与复古》里不无失望地说：
“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太炎先生）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
时过境迁，1936年太炎先生去世，国民党予以“国葬”，宣传他为国学大师，对于太炎先生一生的战斗却缄口不提。鲁迅对太炎先生纵有些微不满，却也绝不认同此种盖棺论定，这不认同简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于他强撑病体，于病中回顾先生生平，作慷慨文字：
“（太炎先生）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此语分量极重，掷地作金石声。而鲁迅还要强调：
“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
鲁迅依然言犹未尽。就在生前最后两天，他连拿一张纸的力气都没有了，却还要再为太炎写一篇文章——《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在里头提到先生早年如何与出卖同志、虚情矫饰的吴稚晖笔战，如何令吴三十年后犹怨毒非常。他惋惜太炎手定的《章氏丛书》里没有收录这些文字，他说，太炎恐怕自污其著述，但 “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
今日读者在了解鲁迅生平、文章后，再读他这段文字，必能感受到，他不仅是在纪念太炎先生，更是在回顾自己生命的根本价值并昭示来者——战斗。在无数次绝望、彷徨、求索之后，被启蒙者确定了自己与启蒙者的精神联系：
唯有与专制、虚伪、邪恶做百折不挠的战斗，才能为民族点燃希望的火炬。正如章念驰所说，“这样评价也是鲁迅先生自我心情的写照， 他以英雄许人，也以英雄自许。”
一代鸿儒章太炎的最得意弟子也怕只有非鲁迅莫属了……
閱讀更多 世界毛教協會首任會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