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DNA裡的“二元對立邏輯”

中國人從小就習慣給人貼上“好人”和“壞人”的標籤，我們這一代可能感觸更深。小時候看電影不多，一看電影便要問爸爸媽媽，這是好人還是壞人？後來發現我們這代人最幸福，因為好人壞人一看就知道。

如今很多年輕人依然帶有“非黑即白”“非對即錯”的邏輯觀。可事實上，人性是極其複雜的，沒有純粹的“好”也沒有純粹的“壞”。每個人心中都並存著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這取決於周圍的環境、制度和人激活了你的哪一面。有事一個人是大家公認的“好人”，但或許在其他情況下，人性中的“壞”也會釋放出來。

遺留在中國人DNA中的二元對立邏輯，讓我們對很多事物的判斷都是危險的。打破這種簡單對立的思維，是一個真正的基礎，全社會都應該在這個基礎上前行。

教育很重要，教育不是讓人性“變好”，而是約束人性中的負面慾望、揚善棄惡；法律也很重要，法律不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而是最低的道德底線，它不能讓你變成好人，但是它要求你杜絕壞的行為—搶劫、偷東西、殺人是不行的；此外還有環境，如果一個社會環境充滿善意和安寧，人們和諧相處，人性中的善就會更多地被激活。

我們倡導道德、公益和愛，期待更多的響應，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滿世界去尋找“好人”，而是要思考：如何用好的教育、好的法律、好的制度、好的環境等，把人們心中原本就存在的善意激發出來。

摔倒的老人為什麼訛詐救他的人？

老人摔倒被扶，為什麼一瞬間反而要抓住對方說：“你撞了我！”因為這個老人是“壞人”嗎？

倒退二十年，如果大街上兩輛汽車追尾，司機肯定下車就打。為什麼呢？不打不行！誰打輸了誰賠錢。可是現在，誰還會為了追尾大打出手？經常是把車靠邊一停，互相遞根菸，把保險號一抄就完了。

對比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後，會讓人產生一種錯覺：中國人很講禮節，道德水準提升了。可是，為什麼中國人撞車後的道德水準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呢？因為有“交通強制險”的介入。所有汽車必須買保險，一旦發生事故，不必再用暴力的手段爭取權益，於是在這個問題上，人性裡“善”的一面流露出來。

摔倒的老人為什麼訛詐救他的人？因為大部分老人沒有醫療保險，他摔倒在地不能動彈的時候，最大的痛苦還不是來自肉體——中國的父母心疼孩子啊，腦子裡蹦出來的第一個想法是，孩子要給自己掏錢治傷，少則幾千多則上萬，他扛不住。在這之前，他可能行了一輩子的善，但是這一瞬間都不存在了，他像抓救命稻草一樣抓住了扶他起來的人。如果中國的老人都有醫療、養老保險，還會發生這麼多起訛詐事件嗎？

因此，涉及道德的問題，不應追問人們“有沒有道德”，更應該思考的是，我們的社會環境、相關的法律制度，是否進步到了讓人們“可以展現道德”的時候。中國人不缺德，缺的就是讓“德”展現出來的制度保障與大環境。我認為，此時此刻的中國，還沒有到達這個階段。所有糟糕事件的發生，都是在強迫我們去設法提高基礎保障和社會綜合配套設施。

我從來不願聽到人們站在道德的立場上談論道德。那沒有意義。

中國有句古話“貧賤夫妻百事哀”。古人為什麼總結出這句話呢？因為這才是生活的真相。不管你愛得多麼驚心動魄，如果生活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沒地方住、沒食物吃，矛盾就會逐漸地從小到中，從中到大，最終毀掉愛情。所謂“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道德也是同理。

基於剛才談到的“人性”和“道德”因素，此刻要想快速推動社會進步，誰又有權去抱怨別人呢？當下最常見的情形，就是所有人都在抱怨。領導在抱怨，群眾也在抱怨，富人在抱怨，窮人也在抱怨唯獨沒有人抱怨並改變自己，這是中國此時此刻最大的問題。

中國人不缺德，可是缺啥？

中國人有兩張道德面孔，一張面對熟人，一張面對陌生人。這兩張面孔反差巨大，我們自己，就彷彿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族群。

面對熟人時，我們大多有禮貌，懂得謙讓，不僅不自私，反而很無私，朋友為搶著買單能打起來。面對熟人時，我們善解人意，尊老愛幼，言語溫和，願意忍讓，甚至犧牲小我。

如果從對待熟人的這張道德面孔來看，中國人絕對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感的民族。可惜，在面對陌生人時，我們的道德面孔是另外一張。我們開始變得自私，愛佔各種便宜，排隊加塞，開車亂併線，隨地吐痰亂扔垃圾，情緒急躁，永遠顯得不耐煩。那個面對熟人朋友時可愛的中國人哪裡去了？

這兩張面孔清晰地告訴我們，雖然中國城市中的高層建築數量世界第一，彷彿已很現代化的樣子，但實質上，我們才剛剛從小村莊走出不久。

長期的農耕文明下，中國人的生活半徑很小，一畝三分地兒，鄉里鄉親，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一生大多生活在熟人社會中。於是，讓熟人朋友認可自己，是必須的生存之道。但是，封閉的生活方式終於被慢慢改變，我們一步一步走出土地走出鄉村走到陌生人中間，熟人的面孔變少了，約束也彷彿沒了。

記得有一天在飛機上，兩個朋友聊天，其中一個談到剛才自己登機時的不文明行為，面無愧色地說：怕啥，又沒人認識咱！

等我們學會把陌生人也當熟人看待時，才算真正走進現代社會中。而這，又需要多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