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焦慮當然會有。尤其在二三十歲的時候焦慮感更強。
今天我們身處一個事事“求快”的時代。評論要搶“沙發”，寄信要“特快專遞”，拍照要“立等可取”，坐車選擇高鐵，做事最好名利雙收，理財最好是一夜暴富，結婚有的還要現房現車……這似乎就是一個個客觀且真實的現代中國人的生活狀態。人們的心頭被一種求快怕慢的焦慮包圍著。
有人問我：“巖松，你是不是也會有焦慮？”其實，焦慮當然會有，尤其在二三十歲的時候焦慮感更強。現在也會焦慮，但更多的時候會勸解自己，努力去抑制焦慮，因為我發現焦慮並不起作用，焦慮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卻往往是一個糟糕的結果。
因此，現在依然會焦慮，但慢慢地學會跟自己對話了。比如，在我二三十歲的時候，跟別人聊天，腿經常會不由自主地抖動。可能很多人有這個習慣，下意識的。我是這幾年慢慢跟自己對話，現在我可以做到腿不動了。
其實這是心裡焦慮的一種外在的表現。
放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我們現在所感受到的焦慮是進步中的痛苦，而非退步當中的痛苦。因為我們是在經歷一個很特殊的時代——一個非常低水平的瓶頸被打破了，但是高水平新的平衡還沒有建立起來。我們焦慮的背後是有“求快和急功近利”的因素，但是這背後更深的背景是我們過去太慢了。
舉個我自己的例子。我的家鄉在內蒙古海拉爾，呼倫貝爾草原，那時候還歸黑龍江管。在我小時候，我能看到的報紙是三四天以前北京的報紙。因此當很多人問我，白老師你是不是從小就喜歡新聞，我說對我們那兒的人來說沒有“新聞”這個概念，因為我們讀到的報紙都是三四天前的，哪談得上是“新聞”。那時候到一趟北京需要幾十個小時，而且慢車偏多。沒有電話，要找朋友聚會完全憑運氣。比如你約了幾個朋友在哪兒見面，他要是沒在家，你就得在家門口等著，但是好在那時候人們的生活半徑很小，大多時候都能等得到。
總體來說，我們那時候處在一個低水平的平靜當中，但是改革開放迅速地來了。其實，1978年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也在焦慮著傳統的、非常低水平的慢。2007年我去日本瞭解到一個細節，鄧小平當年去坐新幹線的時候，當時日本人蹲在那兒給他介紹新幹線，鄧小平一直沒有接話，他的思緒已經完全飛走了，他在想自己的事情，突然間他說了一句：“我們現在很適合坐這個車。我們太慢了，我們走都不行，我們要跑。”
因此，中國的改革是以打破那種低水平的慢開始的。於是有了鄧小平的那句名言“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還有啟動中國改革的一個著名的標語叫“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被稱為“深圳速度”。
我曾做過一組節目叫“中國標語批判”，其中第一個就是這個。不是說它有什麼錯，而是它在過去30年是對的，但是這幾年我們要重新反思，它不一定成為我們永遠的標語，但是一定要記住，現在所有的問題都是進步中的問題。
閱讀更多 悅讀風雅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