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孚無疑是魏晉嬗代之際一個話題性十足的人物，作為司馬家族最為長壽的一人，年過鮐背在九十三歲的高齡辭世，他經歷了漢末到晉初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在《晉書·司馬孚傳》裡，他是一個

心念曹魏，與世無爭的謙謙長者形象。他為曹髦之死慟哭不已，他拜別曹奐時淚涕俱下，放言自己一生“大魏純臣”；然而我們又看到司馬孚幾乎參與了司馬氏亡魏成晉過程中的每一個重大事件，是僅次於司馬懿本人的關鍵性人物。

有人指斥司馬孚惺惺作態，虛偽至極；也有人讚揚他於動盪的時局中守君臣之節。事過千年，今天我們到底應該怎樣看待司馬孚這種看似極其矛盾的表現呢？魏晉之際，社會動盪、權力爭衡達到了白熱化。士族這個群體必然面臨“當世冠冕”現實利益與“名垂竹帛”名節大義的艱難選擇，司馬孚的表現其實極具典型性。今天筆者就來以司馬孚為代表，和大家一起通過回顧魏晉之際這段特殊的歷史，一窺中古士族在那個特殊的轉型時期所面臨的艱難選擇。

一、司馬孚的雙面人生

（一）司馬家族利益的堅定捍衛者

司馬孚早年的活動，並沒有後期那麼“出彩”。司馬孚曾經做過曹植的文學掾，這段經歷其實比較耐人尋味，司馬懿當時已經受命輔佐曹丕。

司馬氏兩兄弟分別出仕曹魏兩個儲君人選，恐怕不能單純地視為一種巧合，這也許和後來司馬孚的某些表現顯示出了或多或少的承繼性。曹植恃才傲物，為人放蕩不羈，不把一般人放在眼裡。《晉書》說“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司馬孚在輔佐曹植的時候，也沒少和曹植髮生衝突，不過這裡令人意外的是，高傲的曹植竟然還經常向司馬孚認錯道歉。關於這一點，《晉書》中沒有解釋其中的緣由，但是至少看得出司馬孚確有過人之處。

然而司馬孚更為過人的，是他果斷離開曹植，改而輔佐曹丕。關於司馬孚離開曹植的具體原因，史書中同樣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只是聯繫起後來曹植身邊的丁儀，丁庾兄弟幾乎被滅門的下場，司馬孚和司馬懿同“遷太子中庶子”，可謂笑到了最後，這恐怕同樣不能用運氣來解釋。共同輔佐曹丕上位，這大概算得上是司馬孚和司馬懿兄弟倆第一次“合作”。

司馬氏兩兄弟的再次“聯袂表演”，就是高平陵之變的時候了。司馬孚和司馬師共同擔負起這次政變中最為關鍵的使命——佔領司馬門。而當時司馬昭的任務不過是通過司馬門監視郭太后，兩相比較，司馬孚之任尤重於司馬昭。應該說，司馬孚是司馬氏奪取曹魏中央軍政大權的最大功臣之一。在司馬氏隨後的魏晉嬗代之路上，司馬孚幾乎參與了每一個重大事件，多次幫助司馬氏安然度過一次次危機，成為亡魏成晉的關鍵性人物之一。

司馬懿死後，司馬師立足未穩又遭遇了東關慘敗，政治威望大大受損。這個時候司馬孚挺身而出，率領二十萬大軍在新城擊潰了不可一世的諸葛恪，由此穩定了局面，鞏固了司馬師的執政地位；正元二年（255年）七月，蜀漢姜借趁司馬師病亡的時機北伐，取得了洮西大捷，大破雍州刺史王經，關右震動。

《三國志·鄧艾傳》：

“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

曹魏的隴右和關中形勢一度十分危急，這個時候又是司馬孚出鎮關中，都統諸軍，最終得以挫敗姜維，穩定了局勢；司馬炎接受禪讓之初，司馬孚出任太宰，假黃鉞，以大都督身份都督中外諸軍事，起到了安撫人心，穩定局勢的作用。

由此觀之，司馬孚為司馬氏奪取曹魏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以曹魏的角度來看，顯然屬於“助紂為虐”的人物。然而司馬孚身上戲劇性的一面也正在於此，雖然有以上種種，司馬孚在史書中的形象卻是“大魏忠臣”。

（二）“大魏純臣”司馬孚

魏甘露五年（260年），高貴鄉公曹髦被司馬昭手下成濟“抽戈犯順”弒殺。百官沒有一人敢去赴喪，唯有司馬孚“挺身而出”，“孚枕屍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給了司馬昭一個大大的難堪。然而不僅如此，更讓司馬昭下不來臺的是，

司馬孚一再要求“奏推主者”，意思就是要求追究主謀。

曹髦死後，郭太后曾經下詔令斥責曹髦的這一舉動。

《三國志·高貴鄉公本紀》載《追貶高貴鄉公令》：

“此兒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內外鹹知此兒所行。”

其實根據史料來看，郭太后對曹髦的行動，事先應該是知道的。曹髦剛剛倒在血泊之中，郭太后就出來下此令，在裡面大肆詆譭曹髦。也許郭太后有自己難言的苦衷，但是這樣做確實有些“不厚道”。特別是裡面所說的“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討好司馬昭的意味也太露骨了一點。郭太后把曹髦比作漢廢帝劉賀，簡直不知所云。難怪乎有人評價說這是“此令欲蓋彌彰，天下後世耳目豈能盡掩邪？適以增其醜耳。”相比起郭太后這種落井下石毫無節操的表現，司馬孚“與群公上表，乞以王禮葬”要求以王禮安葬曹髦的舉動，確實算得上是大大的忠臣了。

後逢廢立之際，司馬孚也“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不敢逼。”不僅如此，司馬炎受禪的時候，魏帝曹奐被廢為陳留王安置到金鏞城，司馬孚淚別曹奐“執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勝。”並且說“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應該說，《晉書·司馬孚傳》裡的這段記載，有著極強的畫面感。當群臣皆山呼萬歲，祝賀司馬炎登基為帝的時刻，司馬孚這個舉動顯得如此地刺眼和格格不入。

司馬孚臨死前曾經有遺令“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槨，斂以時服。”

司馬孚薨於晉泰始八年，此時距離司馬炎篡魏稱帝已經過去了整整六年了，司馬孚作為西晉的安平王也整整六年了。司馬孚依然堅持自己魏臣的身份，實在讓人唏噓不已。

那麼，司馬孚身上這種言行嚴重的不一致，甚至具有戲劇性般的衝突，其原因到底何在呢？或許我們能從他“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的遺言中找到答案。

（三）解讀司馬孚的矛盾和選擇

在漢末到晉初短短的百年時間裡，經歷了漢魏和魏晉兩次嬗代。漢末風雨如晦，雲詭波譎，士族群體經過兩次“黨錮之禍”，特別是第二次黨錮之禍，對於家族利益和君臣大義的認識正在悄然發生改變。《三國演義》以黃巾之亂作為開篇，也許源於羅貫中把“黃巾起義”視為漢末天下大亂的首要因素。京都大學的教授金文京認為把“黨錮之禍”作為《三國演義》的開篇更為合適，顯示出了學者對於東漢政權滅亡的深層次思考。其實，歐陽修在《朋黨論》中也有過相關的論述：“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而近者有學者林劍鳴先生在其著作《秦漢史》中也有相似的看法：“在黃巾起義的時候，東漢的統治者才想到解除黨錮以抗拒人民的打擊，這對於挽救東漢的滅亡，已經無濟於事了。”

為什麼經歷了兩次黨錮之禍以後，再解放士人已經無濟於事了？除了為時已晚之外，士人對東漢政權的失望，選擇保全自身家族利益而遠離政局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更為嚴重的是，還有部分黨人並不願意就這樣退出歷史舞臺，又不願意為東漢政權服務，他們做出了依附先後崛起的各地軍閥，為他們出謀劃策，或者乾脆自己就佔據州郡，直接成為割據勢力。

在“當世冠冕”的現實利益面前，士族群體對於“名垂竹帛”的“君臣大義”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紛紛做出了自己的不同選擇。這種選擇的過程當然是充滿矛盾和糾結的。作為這種情況的延續，魏晉時代在士人群體中被反覆熱烈討論的“君父先後”之辯，正是這種個人家族利益和君臣名節的衝突被不斷擺在士人面前所導致的時代難題。魏晉之際的社會複雜性，權力爭奪的激烈程度，漢代儒學中的忠孝之論已經無法有效應對這種社會現實的挑戰和衝擊，對君主國家的忠與保全家族利益代表下的孝，究竟應該孰先孰後，在那個時代，還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司馬孚的矛盾，也許就正來自於這樣一道沒有“標準答案”的選擇題。

況且，司馬孚作為司馬氏家族的一員，其家族本身就是魏晉嬗代的主角，他本人又是在曹丕太子時期的曹魏開國元勳，他的身份就更加具有兩面性。家族“當世冠冕”的利益和名垂竹帛的“君臣大義”衝突在他身上，就表現得更為激烈。《晉書》極力把司馬孚塑造成一個超脫的政治隱逸者，然而，司馬孚卻又無法真正超脫。司馬氏在高平陵之後的所作所為，一旦為人所挫敗，整個司馬氏家族必然是覆巢之下無完卵。所以我們才看到每每在司馬氏出現危機的關鍵時刻，司馬孚都挺身而出擔當重任，義無反顧地站出來維護司馬氏。另外一方面，司馬孚的各種“大魏忠臣”姿態，卻又如他所說“不周不伊”，沒有盡到魏室臣子的義務，確實也是一種深深的自責；而所謂“不夷不惠”，則又表明自己問心無愧

，並不想效法漢末黨人那種剛烈的抗爭方式，在時代的大潮面前，他能做到的也就是“不屈其意，不累其身”而已了。

司馬孚終究是時代的一份子，“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田餘慶先生曾經用曹操這句詩來總結曹操的一生，說他就是那隻“無枝可依”的烏鵲，終究要投向時代的羅網。其實在筆者看來，司馬孚的雙面人生歸根結底也是如此。

然而必須在魏晉鼎革這個激盪時代中做出“當世冠冕”和“名垂竹帛”選擇的，又何止是司馬孚呢？

二、魏晉之際士族的矛盾與選擇

高平陵之變是決定曹馬命運的關鍵性時間，但這並不代表司馬氏就一舉定鼎，高枕無憂了。在這之後的十六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對於曹馬兩家而言，都還是險象環生的危局。士族群體在這個過程中，都和司馬孚一樣面臨曹馬之間的選擇。如果說司馬孚作為司馬氏家族的一員，是沒得選擇的話，其他士族不同的選擇就造成了其家族命運的沉浮與升降。

很多歷史愛好者，甚至是歷史學家在回顧歷史的時候，都常常陷入一種“上帝視角”。因為今天的我們早已知道諸多歷史事件的結果，所以常常陷入一種根據結果來判斷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的誤區，還藉此來解釋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然而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和當事人，自然還籠罩在歷史的迷霧之中，對他們來說，一切不是歷史，而是不可預知的未來。曹魏的士族群體只能站在正始十年向後看，現實利益，身後名節，甚至個人感情等等，影響他們考量的因素實在太多太蕪雜。亡魏成晉過程中曹馬集團的對抗，士族群體的選擇向我們證明了這一點：太原孫氏、晉陽王氏叛曹親馬；太原令狐氏和祁縣王氏則選擇了和司馬氏對抗；太原郭氏一開始徘徊於曹馬之間觀望，最後一改親曹的立場，選擇投入司馬氏的懷抱。

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而值得一說的，就是太原郭氏動態的政治傾向，以及他們最後的選擇。

在以外對郭淮的認識裡，一般都把作為司馬懿在關中的老部下的他，視為司馬氏的支持者。事實上，這可能正是犯了筆者前文所提到的“上帝視角”的錯誤。以郭淮本人而論，只能說他算不上是曹爽的死黨。郭淮自曹操迎漢獻帝於許昌之後，就一直效命於曹氏政權，從這個角度講，他至少應該不會立即擁戴司馬氏。所以司馬懿在高平陵之變後，

馬上任命了陳泰作為雍州刺史，其目的不言而喻。隨後，因為姜維再次北伐，隴右形勢緊張，司馬懿趁此機會任命司馬昭駐守長安，公開的理由是增援前線，其實所有人都知道這倒不如說是防範郭淮。司馬昭為“安西將軍、 持節，屯關中，為諸軍節度”，儘管司馬昭並沒有都督的名號，名義上也只是臨時性地屯守，然而毫無疑問地有都督的事實。

司馬懿對郭淮難以完全信任，和郭淮在這個階段親曹的政治傾向以及他與王凌有姻親關係有關。

《世說新語·方正》: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淮妻，太尉王淩之妹，坐淩事，當並誅，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戎裝，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 “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

這則記載顯示了郭淮在關中的巨大影響，郭淮在雍涼統領軍政三十餘年，軍功卓著根基深厚，而且實力強大，其公然阻截司馬氏“執行公務”的行為，既是一種公開挑釁，又暗示其有能力和司馬氏進行武力對抗。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太原郭氏在高平陵之後最初的幾年中，其政治傾向尚不明朗，至少不能說是親馬反曹。兩百多年以後，郭淮之弟郭亮的七世孫郭祚在和北魏孝文帝說起郭淮的時候曾說：“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

在郭淮後人的眼裡，郭淮的政治態度是沒有任何疑問的，也就是親曹的。另外還有一件小事值得注意，郭淮死後的第三年，在諸葛誕淮南起兵的前夕，郭淮之弟郭配把女兒郭槐嫁給了司馬昭的心腹賈充。郭配此舉目的明確，顯然是要極力扭轉其兄長郭淮曾經在政治傾向上的搖擺態度可能對家族造成的消極影響，通過聯姻賈充以表明對司馬氏的忠心。

唐長孺先生在《士族的形成和升降》一文中曾經指出，士族的升降和當世冠冕息息相關。然而我們同時還看到，何種選擇才能獲得“當世冠冕”有時候尚難確定，況且選擇本身還帶有道德和利益之辯對於士人心靈的拷問，這就進一步增加了選擇的難度。太原郭氏騎牆良久，最終艱難選擇了可以讓家族獲得最大社會聲望和政治利益的司馬氏；以王沈和王昶為代表的晉陽王氏也是見風使舵，這兩人之前都是曹爽黨羽，但是高平陵之變後很快就背叛了曹氏，特別是王沈更以告發曹髦的行動而獲得司馬昭的青睞。王氏罔顧政治道德，不在乎與曹氏曾經的“君臣大義”，而選擇“當世冠冕”，雖然揹負了政治道德淪喪，戀家而忘國的罵名而為後人所不齒，但是其家族卻從此日益繁榮。與這兩個例子相反的則是太原令狐氏，他們選擇忠守曹魏，隨著司馬氏的逐漸走強，令狐家族也成為曹魏政權的殉葬品。

縱觀這些有代表性的大姓家族的選擇，我們看到了魏晉之際士人群體在“當世冠冕”和“名垂竹帛”之間選擇的艱難，這種艱難來自於君臣大義和家族利益的相互頡頏，又加上選擇本身又還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這就進一步增加了選擇本身的難度。而這種選擇的艱難，衝突之激烈，在司馬孚身上表現的又尤其明顯。

結論

有人斥責司馬孚是“戲精”，惺惺作態極盡虛偽；也有人讚揚肯定他在亂世風雲中的臣節和大義；其實這些看法都多少有些標籤化和平面化。筆者覺得想要了解一個特定時代中的複雜人物，只有先深刻了解這個時代和這個時代中的群體，或許才能反過來更深刻地去理解某個特殊的人物。魏晉嬗代之際，上承東漢末年清議之風，士人尚懷餘烈；下接兩晉士族社會以家族利益為先的思潮

，是一個社會思想和行為模式都在激烈碰撞的轉型時期。

在這個時期，士人群體被時代大潮所裹挾，不得不面臨“當世冠冕”和“名垂竹帛”的兩難選擇，顯得遲疑躊躇和充滿矛盾。而這種情況，在作為司馬氏家族一員的司馬孚身上，表現得尤其艱難和牴牾，以致於呈現出了戲劇化的效果，其實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