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K拍攝的兩集紀錄片《敦煌莫高窟·美之全貌》於2008年播出。
“我們日本人之所以一聽到絲綢之路、敦煌、長安這些詞就激動不已，是因為這種文化至今仍強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關於日本人對敦煌的崇敬之情，有一個流傳頗廣的故事：
那是上世紀80年代，絲綢之路還坎坷難行的時候，有一位80多歲的日本老者一路顛簸來到敦煌，參觀完莫高窟後，還要去看久仰的玉門關——“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在日本，王之煥這首《涼州詞》可謂無人不曉。當這位老者來到玉門關時，面對殘垣破壁，不禁失聲大哭。
驚慌失措的導遊不知如何安慰這位老人。老人的慟哭，難道是因為長久以來保持的詩意想象的幻滅？抑或是喚起了一種鄉愁？
2009年9月10日，敦煌，莫高窟第331窟（初唐），抬頭可見八層桃心瓣蓮花紋藻井。/ 禤燦雄
這個故事在導遊圈口口相傳，具體出處已不可考，甚至故事的真偽也成謎。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很多日本人每年都要來敦煌朝聖。
“日本人走進洞窟，要脫鞋、打恭作揖，恭敬的態度，嚇我一跳。”這是時任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侯黎明上世紀80年代第一次隨日本參訪團踏進莫高窟的親身經歷。
莫高窟是中國的，日本人卻如此尊敬、膜拜它，對它的迷戀超過我們的想象，“好像看到老祖宗般，要弄清楚自己的根”。
畫風景油畫出身的侯黎明最初對敦煌是無感的，正是日本人的態度讓他意識到，自己的東西那麼好，因此和西方人談文化藝術時，“腰挺直一點，敦煌之美舉世聞名”。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
的一段公案
胡適在1931年9月14日的日記中，記下自己與學者陳垣的一段對話——
陳垣問胡適：“漢學正統此時在西京（即日本京都）呢，還在巴黎？”胡適答不上來。
兩人“相對嘆氣，盼望十年之後也許可以在北京了”，並認為“今日必須承認我不‘大’，方可有救”。
敦煌研究院學者尹雁在《日本敦煌學史》一文中認為，日本的敦煌學研究和中國幾乎同時起步，但日本學者有著自己的優勢，成績斐然：
和中國學者相比，他們有雄厚的資金支持，可以在世界各國蒐集相關資料；和歐美學者相比，他們漢學水平較高，在閱讀漢語文獻方面毫無障礙。
紀錄片《敦煌莫高窟·美之全貌》截圖。
上世紀50年代，中國學者們全力編寫的《敦煌資料》被日本學者池田溫比照原卷挑出300餘處錯訛，有中國學者因此在課堂上落淚；到了80年代初，據傳是日本學者藤枝晃所說的那句“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更是扎心。
正好就在大陸敦煌學剛剛重新起步的1981年，日本京都大學的藤枝晃教授應天津南開大學之邀，來南開舉辦敦煌學講習班，並油印發行了《敦煌學導論》……然而就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的敦煌學界流傳著一種說法，說藤枝晃在南開講演時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一說在京都)。”這話一經傳開，就使得許多充滿愛國主義熱情的中國學者十分不滿。學者榮新江在刊登於《歷史研究》2005年第4期的《中國敦煌學研究與國際視野》一文中記錄了這樁公案。
經過詢問在場的幾位中國學者，榮新江得出結論：“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出自藤枝晃，實為誤傳，“這話其實是請藤枝晃來講演的南開某位先生說的”。
“那時中國的敦煌學研究也確實還不如日本，所以即使是這樣說，也並不過分。”
榮新江此文發表後，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進寶撰文對這段公案進行了補充說明，明確指出，“南開某位先生”即時任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日本史專家吳廷璆教授，正是他邀請藤枝晃來南開做講演的。
敦煌壁畫裡的飛天形象。
劉進寶在文中回顧了吳廷璆說這番話的來龍去脈——
藤枝晃來訪前，吳廷璆接受《外國史知識》雜誌專訪，說道：“我們的年輕人一定要有志氣參與改變‘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的不正常狀態，要有志氣改變史學研究的落後狀況。”
藤枝晃來到南開演講，吳廷璆主持，他在介紹藤枝晃時再次提及此說，不過為了突出日本和藤枝晃，就改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了。
也就是說，吳廷璆這個說法，其實是感慨中國的敦煌學研究不如他人，冀望年輕學人們迎頭趕上。但這句話一出，再加上誤傳是日本學者說的，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敦煌學界可謂影響深遠。
榮新江認為，一方面它激勵中國學者在敦煌學研究上加倍努力，目的是要趕超日本；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一個副作用，那就是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中日兩國敦煌學界的交往，也阻礙了中國學者吸取他人的長處。
紀錄片《敦煌莫高窟·美之全貌》捕捉到的壁畫細節。
為此，1988年，聽說藤枝晃要來北京參加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學術研討會，會長季羨林先生特別提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的口號，以打消中日兩國學者之間的隔閡。
經過二十多年來的努力，中國學者在敦煌學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中國也成為世界敦煌學的一箇中心。
因此，當2000年池田溫指出“現在專門從事敦煌吐魯番研究的日本學者，對於敦煌當地的事情甚至比中國本土的學者更富有廣博的知識”時，中國學人已經能以平常心處之。
“無論從歷史、現實或是藝術角度來看，日本人都表現得比中國人更愛敦煌”
在《井上靖和他想象的“敦煌”》一文中，學者王姣這樣寫道。
《敦煌》於1959年開始在《群像》雜誌連載，是井上靖西域小說的代表作之一。對於井上靖而言，西域是“未知、夢、迷、冒險之類的東西”，他是根據相關史實和想象寫下《敦煌》的。
直到1977年，他才有機會來到敦煌，“我終於回到了我書中所熟悉的地方，重登自己好幾部小說的舞臺”（見《我的西域紀行》）。
井上靖將故事背景設置在宋代，宋仁宗天聖四年（1026）春，男主人公趙行德登場。書生趙行德因睡著錯過考試，無意中救下一個西夏女子，促使他起程前往西北，而故事就在西北那片蒼茫的大地發生。
日本電影《敦煌》在1988年上映，影片改編自日本歷史小說名家井上靖的名著。
勇於冒險的人總會發生奇遇，趙行德的奇遇就是愛上回鶻王女，短暫相聚後又不得不匆匆分離。
行德如今已很少想起那回鶻女子，並非刻意要忘掉她，只是想起她的時候越來越少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對她的情意已淡漠，雖不像從前那麼常想起，但每次憶及，那女子的倩影都如此鮮明，甚至一次比一次鮮明。行德記得她的明眸、俏鼻和櫻唇，也記得最後一次相逢時，她那抹交織著驚訝與悲喜的淺笑，還有甘州城高高的城牆上一個小黑點化作一道細小弧線墜落下去的畫面，都歷歷如繪地重現眼前。正是對回鶻王女的思念，讓趙行德轉向佛教，他開始抄經，並在沙州（即敦煌）被西夏兵馬摧毀的最後時刻，將經書埋進了千佛洞的一個洞窟裡。
電影《敦煌》截圖。
在書中，井上靖借趙行德之手，寫下這樣一段題跋：
維時景祐二年（1035）乙亥十二月十三日，大宋國潭州府舉人趙行德流歷河西，適寓沙州。今緣外賊掩襲，國土擾亂，大雲寺比丘等搬移聖經於莫高窟，而罩藏壁中，於是發心，敬寫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安置洞內。伏願龍天八部，長為護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寧；次願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現世業障，並皆消滅，獲福無量，永充供養。這是井上靖對於藏經洞由來的合理猜測，他的依據就是“避難說”，即為了免遭戰火荼毒，人們將佛教寶藏收藏在此處。
時間點設置在北宋年間，正是因為藏經洞中收藏的文書最晚一份出自鹹平五年(1002)，由此可推測洞窟是宋代封存的。
電影《敦煌》截圖。
王姣認為，《敦煌》從故事情節構造而言可能是一部勉強的小說，但它的影響並不僅限於文學界，“它的最大作用是向戰後日本的社會打開一道認識中國的門，滿足了大家對於中國的好奇心”。
80年代NHK拍攝紀錄片《絲綢之路》時，井上靖、華裔作家陳舜臣、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都是片方特聘的隨行專家，這也是《絲綢之路》能引起如此大反響的重要原因之一。
《敦煌》後來改編為同名電影，於1988年上映。影評人木衛二這段評論流傳甚廣：
無論從歷史、現實或是藝術角度來看，日本人都表現得比中國人更愛敦煌。借《敦煌》這部電影，他們不加掩飾地讚美敦煌，謳歌歷史的瑰寶，又小心翼翼地觸碰著微妙的民族關係，似有所指。
到敦煌尋根
日本為何如此看重敦煌和敦煌學？學界普遍認可的原因是：為了尋根。
敦煌一角。/ unsplash
學者葉匡政寫道：
日本在公元7世紀發生的大化改新，是一場中國化運動，當時的改革藍本即是唐朝文化，此後一千多年間在日本有一種普遍的中國文化崇拜心理。敦煌在唐朝和五代時期是西域重鎮，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一箇中心。宋、元以後，由於種種原因敦煌漸趨荒涼，但卻因此保存了大量唐代的文獻和文物，對日本作尋根式的歷史文化研究來說，這是一塊絕佳的歷史現場。日本對敦煌學的研究，研究的不僅是敦煌，而是對自己文化源頭的追溯與研究。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也表示，日本人對敦煌有種崇拜心理，他們信佛，對佛教藝術也感興趣。
尤其是時任東京藝術大學校長的平山鬱夫，
他臨摹過奈良法隆寺壁畫，後來法隆寺遭遇火災，那批壁畫都損壞了。平山鬱夫到敦煌一看，就覺得敦煌是日本那批壁畫的源頭。他很清楚敦煌的價值，所以從80年代初，他就每年帶一批東京藝術大學學生到敦煌看看，並與時任院長段文傑達成協議，把敦煌研究院的年輕人才派到日本去培養，其實當時只是口頭一說，但真的實施起來了。至今我們還在派人到東京藝術大學學習，目前敦煌研究院一批骨幹力量都在日本讀過書，都是因為當年那個契機。葉匡政還認為，敦煌文化不僅是華夏文明，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一站，這裡融合了東西方各地區、民族、宗教的文明。
電影《妖貓傳》中，阿部寬飾演遣唐使阿倍仲麻呂。
敦煌對文化的這種開放與融合的態度，與日本從大化改新到明治維新的文化態度不謀而合，因此，“
期望從這種兼收幷蓄的文化和文明方式中獲得啟示。這也是日本一直對敦煌學保持著旺盛的研究激情的一個重要原因”。日本人對敦煌的膜拜之心，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說過的這句話最具代表性：“我們日本人之所以一聽到絲綢之路、敦煌、長安這些詞就激動不已，是因為這種文化至今仍強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本文首發於《新週刊》第549期
✎作者 | 桃子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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