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光明日報》（2013年08月13日05 版）
這是
社科學術圈 推送的第1602篇文章“青椒”，是網絡上對高校青年教師的戲稱。
這是一個佔全國高校教師總數比例高達62%的龐大群體。他們大多出生於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寒窗苦讀二十餘載終在高校謀得一席教職。
三尺講臺，對這些專門從事知識生產和傳承的年輕人委以千鈞重任。可是，當科研經費、職稱晉升、學術成果、教學評估、結婚生子、賺錢養家……這些沒有太多關係的詞語，在現實中發生了複雜的因果聯繫之後，種種欲說還休的困頓讓他們中的不少人腳步趔趄、心生乏意，也讓“夾心層”“不上不下”“境遇尷尬”成為揮之不去的標籤。
或許，這數以萬計的高校青年教師普通、平凡，沒有太多驕人業績，也沒有顯赫名聲。讓這些“小先生”成長為“大家”、讓創新型人才競相湧現，絕不能只靠時間尺度的論資排輩，更有賴於空間範圍的破而後立。
我們此次探訪，想透過高校青年教師這個群體，思考如何塑造他們的職業自信，如何進一步強化學者的責任感，又如何讓文教之火代代延續。
“青椒”們的困惑
“恨不得一天有48個小時”這是一張“青椒”的日程表：
早上6點多起床，看書、查資料、寫論文和投標書，再抓緊完善由老教授或教研室主任“掛帥”的課題報告；中午“隨便搞點吃的”後花一個多小時輾轉抵達學校，完成下午3個課時的教學任務，下課後還得趕在財務、人事下班前“把提前在家黏好的發票送去報銷”；晚上回家也是片刻不得閒，上傳教學課件、回覆學生郵件，真正能坐下來看看書、寫寫字已是深夜。甚至，沒有雙休日和假期，“不去參加學術會議的話，就抓緊多寫點論文，還得準備PETS-5考試（專為申請公派出國留學的人員設立的英語水平考試，部分高校評職稱時的必要條件）。”
這是33歲的“青椒”劉老師工作3年半以來，幾乎一成不變的“一日生活”。“恨不得一天有48個小時。”如此滿滿登登，他還是覺得時間不夠用。“這段時間很忙，忙完就好了”，這是他對女朋友說得最多的口頭禪，當然，也是不少“青椒”生活的日常。劉老師未婚，尚沒有家庭瑣事的打擾，在他身邊，已經成家、有小孩的“青椒”更是焦頭爛額，“可我忙得連談戀愛的時間都沒有”。
信步走進任何一個大學校園，很難再看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愜意閒暇的畫面。取而代之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口中的“趕地鐵”：“現在的狀態，即便是在北大校園，大家都急匆匆趕路，像在趕地鐵。”
“容不得”十年一劍？忙，無可厚非。但如果忙的動因往往並非出自學術旨趣，而是緣於頭頂懸著的一把“職稱之劍”，這就需要思考“忙”的意義了。
從入校培訓的第一天起，“青椒”王老師就不斷地從人事處、科研處和學院其他老教師那聽到論文、課題的重要性，“按學校規定，要想評副教授，至少需要1部專著、3篇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或全國中文核心期刊等收錄的論文，同時須承擔省部級及以上教學科研項目兩項，其中主持縱向項目（含國家各部委及省級政府正式委託項目）1項，或主持到校經費20萬元（理工科）、10萬元（人文社科）的橫向項目。”
短短一個學期，王老師就完成了將近300個課時的教學任務、申報課題6項、投稿9篇、還兼職新生班主任。“成果”累累，可他卻覺得這更像一種“戕害”。甚至，他還給自己和同行下了個“知識民工”的“貼切”定義。
如今，幾乎所有高校都有一套完備的指標體系，有的比王老師所在學校的更為嚴苛。如何準確度量“青椒”，又如何為他們打造通路使其脫穎而出？
“現在要鞭策、要急功近利地把最好的資源投入到最好的大學，想要有高收入高薪水，就必須競爭、急於求成。”這種量化的考評管理，被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看做是“GDP主義”，“這整個兒是一個指標系統，大到一個學校，小到一個老師，都是用一套指標系統衡量。人只是為了掙工分，創造已經不重要了”。
“現在的環境，哪還容得下你十年磨一劍？學問本就需要‘慢工出細活’，現在倒好，‘大幹快上’，天天逼著你早出活兒、快出活兒、多出活兒，而不是出好活兒。”王老師也曾想過以一種不屈服的姿態對抗這種評估方式，不過沒出兩年，就敗下陣來，“五年內不能從講師升為副教授，就得離崗走人，不再續聘。連飯碗都保不住，這是大問題。”
教學到底該使幾成力？沉重的壓力壓在“青椒”身上，更為當前的高等教育帶來巨大隱患。首當其衝的，就是教學。
這是被眾多大學校長屢屢提及的“立校之本、生命源泉”，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11年雲南大學“70後”副教授尹曉冰的驚人之語：“教師全心全意投入教學就是自我毀滅。”
“我覺得，教學上只要使三成力就夠了，主要精力還是要放到科研上，和評職稱掛鉤，這才是安身立命的法寶。”王老師直言，他越來越品出同門師姐傳授的“高校生存法則”的味道：“很多學校的教學任務都主要由年輕人承擔，又要逼著你發論文、拿課題、評職稱，還要上夠課時量，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上課自然會被最先捨棄。”他的身邊，越是大牌的教授，越不願意去上課，“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樂意自己做課題出文章”。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蕭功秦卻十分反感這樣的言論：“我認為文章只應該佔所有素質的十分之一，還有很多重要的東西，比如教育方面的關懷、口頭表達能力、發現問題的能力、與學生交流的能力、能不能把知識傳給下一代等。”
但這一切，因為和現有的利益導向機制不相匹配，能真正聽進去的人也實在寥寥。每個人都很忙，忙著結項、寫標書、發論文，甚至是找發票報銷、和期刊編輯拉關係。上課，已經成為最不重要的“良心活兒”。
無奈之下，蕭功秦選擇用另一種路徑說服學生：“不去爭取那些課題，不去發表那些東西，就默默地自己搞自己的東西。你可能得不到很多的褒獎和獎金，但是你們的生活是非常充實的，將來可能做出重大的成就。”可沒過多久，學生們說，無助感卻更加強烈地襲來，這條路並不輕鬆。
如何承擔“解惑”使命“傳道授業解惑”，這本是三尺講臺賦予這些“青椒”們最神聖的使命，也是讓“教師”不僅僅只是一份職業的價值所在，可如今，一些“青椒”坦言無法體悟這樣的境界，因為他們心中的困惑也“無處可訴”。
偶爾在埋頭趕路的征程上歇歇腳，劉老師總會有種“找不到自己”的迷失感。他至今還記得自己選擇做一名“青椒”時的理想，“為國家擔綱，為後人引路”。可如今，這彷彿在日復一日機械化地報課題、發論文、上下課、還房貸中漸行漸遠了。
劉老師說，甚至有時候，這樣的焦慮會不自覺地通過課堂傳遞給學生，連他自己都覺得後怕。“每天為生計操勞、為職稱發愁，如何跟學生有思想的交流，又如何承擔比‘授業’更重要的‘解惑’使命？”
在一項關於“青椒”的調查中，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廉思把這種在高校青年教師中極為普遍的狀況稱為“自我認知下行”。在他發出的5138份調查問卷中，84.5%認為自己處於社會中層及中層以下，其中，36%認為自己屬於“中下層”，13.7%認為自己處於“底層”；僅有14.1%認為自己處於“中上層”，0.8%認為自己處於“上層”，另有0.6%的受訪者未回答此問題。
以上種種關於高校“青椒”的故事，或許並不樂觀，但也不必太過悲觀。因為，任何改革與進步總是建立在現實的軟肋之上。探訪中，記者發現，已有不少高校和“青椒”身體力行，開始了困境中的突圍。他們或變革評聘方式、或自建言路通道、或解除後顧之憂，為“才露尖尖角”的“青椒”們帶來變革的希望。
困境中的突圍
如何度量高校青年教師？又該為他們提供怎樣的成長環境？——這是記者在關注“青椒”職業發展和生活狀況的採訪中聽到抱怨最多、潛在矛盾最集中的核心問題。不過記者在探訪時也發現，面對科研經費短缺、職稱晉升受阻、工資待遇偏低、群體認知下行等種種困擾“青椒”成長的壓力，不少高校、甚至“青椒”們也都行動起來，把脈職業發展困境，或變革評聘方式、或解除後顧之憂、或自建言路通道，為培育“青椒”的學術自主、職業自信以至育人自覺開出藥方。
藥方一：給“青椒”一個能“坐得住的冷板凳”這個學期，讓中南大學土木工程學院副院長何旭輝最高興的事，是剛剛主持了學院的首屆青年教師發展論壇。
偌大的報告廳裡座無虛席。老院長餘志武告訴大家如何開展科學研究活動，鄧德華教授專講《動手與動腦》，李顯方教授談如何撰寫高水平論文……沒有書本上的大道理，沒有空洞的客套話，臺上的教授們將多年經驗和體會傾囊相授，臺下的“青椒”們聽得既解渴又興奮。
這是正在經歷“最激盪教育改革”的中南大學蓬勃開展青年教師隊伍建設工作的縮影。當不少國內其他高校“青椒”的創造力、職業熱情正被“低待遇、沉重的生活壓力、繁重的教學任務、稀缺的學術研究機會”慢慢蠶食之時，這個由該校校長張堯學於2012年3月推出、以人事制度改革為龍頭的一攬子計劃正為中南大學“青椒”的成長髮展開闢出一個全新天地。
針對教學、科研“兩座大山”消磨“青椒”創新能力的問題，張堯學認為，“沒有做過科研的人，只可能在講臺上去重複別人已有的東西，不可能教會學生創新的能力和方法”，應將改革的第一步放在理順科研與教學關係、打破職稱評定“枷鎖”之上，為“青椒”提供“能坐得住冷
板凳”的寬鬆環境。一年多來，該校“新上崗青年教師8年內無需承擔教學任務，專心科研，中途只考核一次，8年後驗收成果，如果屆時不能晉升教授或副教授則要麼轉崗、要麼離職”“講師不上講臺之後，教授、副教授必須上課”“（對‘青椒’）給予理工科20萬元、文科15萬元的科研啟動資金”等“最出格”規定成效顯著，除藝術、體育等少數專業外，本科生課程已全部由教授、副教授擔任。一位剛入職一年多的“青椒”贊同此舉：“這把我們從科研和教學的雙重壓力下解放了出來，多了沉澱積累的過程，是一種必要的保護”。多位學生則表示，這些有科研經驗、創新經歷和學術積累的教授上課，自己更有收穫，更受啟發。
針對部分“青椒”各自為戰、沒有團隊指導、成長成效不佳等問題，中南大學以老教師“傳幫帶”等舉措為“青椒”提供職業發展助力。以土木工程學院為例，規定每個“青椒”每年必須跟班一門相關專業不同課程，並提交聽課分析評價報告；結合專業特點，安排“青椒”半年在校教學，半年在高鐵建設現場實踐……就連“青椒”們的課題申請報告，同專業的教授們也會反覆討論、指導修改。院長謝友均說：“反覆討論、不斷修改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引導青年人深入認識這一選題的過程。儘管過程很辛苦，但其後青年教師的項目中標率
大大提高。”中南大學還率先突破職稱評審的名額制，將評職稱的權利下放到二級學院，開始了“同行評議”制度的艱難探索。
“評職稱‘一刀切’地只看論文數量，有時候標準還變來變去，折騰人。”採訪中，經常有“青椒”如此抱怨。而早在兩年前，張堯學就強調，職稱評定條件將根據學院和學科特點，自主設置，“切不可因論文篇數的多少判定申請人的水平和能力，要根據學科的不同全面評價，並且要充分考量社會和學校同行的公認度。我們不能以論文的多少考察藝術學院的老師，也不能以此來考察臨床大夫的職稱晉升。唯論文是舉，好像有些荒唐。”
採訪中，我們還聽到這樣的聲音：“‘青椒’必須成為全能型選手，科研、教學都得拿得起來，在現有的評價體制下，勤勤懇懇教課的老師，可能會因為科研能力不太好而受到不公正待遇。”就這一點，天津科技大學有著自己的探索。該校校長王碩介紹，天科大實施青年教師“創新能力提升計劃”和“教學名師培育計劃”，既讓科研能力強的“青椒”能脫穎而出，又讓教學能力強的“青椒”有奔頭、有地位、有幹勁。
藥方二：解除後顧憂，為“青椒”解困暖心已經進入暑假，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黨政辦公室和工會部門的負責人卻比平時還要忙：為幾名青年教師協調孩子的入托問題；組織全校90餘名青年教師赴內蒙古呼倫貝爾林場等地進行暑期社會實踐；甚至還要操心大齡“青椒”的婚戀問題……別看事情細碎，可細說起來，件件都是牽扯青年教師隊伍建設的“大實事”。
如果說中南大學激盪人心的改革是切中了中國高等教育的“病灶”，那首經貿則把關注焦點直接放在了“青椒”身上。從2011年起，這個以“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體系”為定位的一攬子“駝峰計劃”，成為全校“青椒”職業發展和解決後顧之憂的堅強後盾。
今年剛剛進入首經貿工作的衣大鵬入職前最擔心的是房租問題，“北京的房租越來越高，我很多同學都得拿出一半工資租房，日子還怎麼過？”還沒等他開口問，學校的負責老師就笑吟吟地打消了他的疑慮，“學校新入職教工的租房補貼按照本科、碩士每月150 0元、博士、博士後每月2500元、副教授每月3000元的標準執行，一補兩年”。據介紹，就此一項，該校每年需拿出年補貼總額300萬元左右。
“一般來說，剛入職的青年教師工資待遇、科研經費等都不高，又要承擔起結婚、養家、贍養父母等重擔，壓力很大。”同樣從“青椒”成長起來的首經貿黨委書記柯文進對此深有感觸，“在壓任務、上擔子之前要先為他們解除後顧之憂，創造可以讓其積蓄力量的環境。”
除了解決“青椒”生活憂困的“暖心工程”外，首經貿還推出了一系列提高“青椒”理論素養和業務素養的長效活動。針對“青椒”在教學、科研能力提升上的迫切需求，首經貿從2006年起成立了教師促進中心（簡稱OTA），通過舉辦午餐會、新老教師結對子、一對一幫助等活動，搭建跨學院、跨學科的學術共同體和非行政化的教師交流平臺。
該校教師促進中心副主任趙耀介紹，自2010年以來，經常參加活動的教師中先後有30餘名“青椒”晉升為副教授以上職稱；全校有300多名經常參加活動的“青椒”的學生評教分數平均提高了10分，提升最快的達21分。
藥方三：拓寬發展路，“青椒”最懂“青椒”心“無休無止的抱怨與牢騷只會不斷地掏空甚至撕裂自我，應該將對體制的不滿轉化成追求真學術的動力。”這是前不久英年早逝的中國社科院“青椒”張暉生前寫下的思考，而他所批判的情緒在現實中很多高校都存在。採訪中，記者發現，由於很多高校對教師在校時間並無規定，不少“青椒”過著“上課到校、下課回家、獨自備課、沒人交流”的生活——如何加強情感和學術的交流，尋找情感出口和發展平臺成為值得思索的問題。
作為首經貿“青年教師協會”組織者之一，首經貿發展規劃處的“青椒”朱寧潔坦言最初想把大家聚在一起的目的有三個：情感交流、教學對話、學術研討，協會成立一年多來，已經吸納了全校14個學院的過百名會員。“別看我們是一個鬆散、自願的群眾組織，可老師們聽說了之後都非常踴躍，都是同齡人聚在一起，交流上課心得、科研感悟。有時候場地有限，‘青椒’們都寧願站著聽課、交流。”朱寧潔告訴記者，根據學校的實際情況，前不久他們剛剛開辦了“雙語教學研討會”，“青椒”們就職業規劃成長、國際化人才培養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每個人都獲益匪淺。
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穫是，協會還成為“青椒”們表達意見、觀點的有效渠道。
“年輕人確實會碰到很多困難，但抱怨無濟於事。而是可以通過理性溝通合理表達訴求。”首經貿金融學院副院長朱儁生直言“青椒”最懂“青椒”心，“前不久我們做了問卷調查，一些老師對教師職務聘任實施方案的徵求意見稿有不同意見，我們彙總後報送到學校，人事處的老師專門就此和我們進行溝通後對方案進行了調整。我覺得這才是面對困境的積極態度。”
啟示：經驗可以汲取，做法不能照搬
面對“青椒”職業發展和成長中的種種壓力，這些學校勇於探索的態度值得喝彩。但更重要的問題在於，改革模式究竟能不能複製？
張堯學坦言，他所做的一切都還只是“中南模式”，“中南大學的系列改革是針對‘中南本土’的改革，雖然這些改革有許多對應的是中國高校中具有共性的問題，但是從改革‘試點’到‘面’上推廣，還有待時間和實踐的檢驗。”
“不管方式是激進還是平實，我只想推行最適合首經貿具體情況的改革，紮紮實實做些實事。”柯文進的態度同樣嚴謹，“每一所高校都應該拿出適合自己實際情況的做法，只有這樣，中國的高等教育才能有特色發展的思路，才能百花齊放。”
觀點
青年人才一定要有伯樂發現，要有環境支持才行。僅僅靠自強不息，靠自己玩命幹，個別的可以起來，但整個群體起不來。
——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
大學裡急需兩種人才，一是大家都在搶的學術大師，一是潛力無限的青年學者。前者可以出高價買，後者則只能自己培育——這點全世界都一樣。目前國內各大學都傾向於“選才”而非“育才”，我認為這是一種偏頗。
——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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