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庵小传》
（魏禧 明末清初）
吴门枫江之市，有君子焉，人皆称曰瓶庵。或曰：“守口如瓶，取谨言之义。”或曰：“瓶窄口而广腹，善容物者也。”
瓶庵幼失怙废学，长自力于学，好文墨士，于贤人隐君子尤尊敬之。朋友之穷老无所归者，曰：“于我乎养生送死。”于是士君子皆贤瓶庵。人有急难之日，好行其德。尝僦小舟，问舟子曰：“几何钱？”曰数若干，瓶庵曰：“米贵甚，如是，汝安得自活？”乃增其值。故负贩人亦曰：“瓶庵盛德长者。”吴门高士徐枋，难衣食，瓶庵尝馈遗之，枋不辞。瓶庵年六十，家人将觞客，瓶庵曰：“吾将归故乡，以是费为祖宗祠墓费。吾六十，善病，不于此时一拜先陇，更何待耶？”于是去，倡建始祖祠，修五世以上墓，拜故旧之陇而酻之，不令其子孙知。事竣，力疾游黄山而后返。里有事，尝就瓶庵平曲直，白徒悍卒皆服之。或曰：“瓶庵之父，往侨维扬，会逆阉魏忠贤用事，有假其威虐人者，君以布衣叩阍抗疏，既危而免。”瓶庵殊多父风也，父尝刲股以疗亲病，瓶庵父病亦刲股。瓶庵之妹死，有遗子女，并婚嫁之如己出。其孝友如此。于是远近士至吴门者，皆欲争识瓶庵矣。
识瓶庵者曰，瓶庵姓吴，名传鼎，禹存其字也，或曰雨岑，盖徽之林宁人云。瓶庵父，字绍素。
苏州枫江市集中，住着一位有道德的人，人们都称呼他“瓶庵”。有人说，这称呼是指守口如瓶，取说话谨慎的意义。有人说，瓶子口窄而腹大，很能装东西，比喻做人有度量。
瓶庵小时候父亲去世，停止了学业，长大后靠自己奋力学习，喜欢读书写文章的人，对有道德的人、隐士特别尊敬。对朋友中贫穷年老没有生活依靠的人，他就说：“到我这里来养老送终吧。”所以，讲德行的读书人都称赞瓶庵。别人遇到急迫患难的事，他总是喜欢帮助人家。瓶庵曾经雇下一只小船，他问船夫：“船钱多少？”对方回答说多少多少钱，瓶庵听了说：“米价很贵，像这一点钱，你怎能养活自己？”就增加了船钱。所以，背负肩挑做买卖的小贩也说瓶庵是道德高尚的长者。苏州高风亮节之士徐枋，生活困难，瓶庵常赠送周济他，徐枋也不拒绝。
瓶庵六十岁那年，家里人要请客摆酒为他作寿，瓶庵说：“我将回故乡去，拿这笔钱做修整祖宗祠堂坟墓的费用吧。我六十岁了，容易患病，不趁这个机会去拜一拜先人的墓地，更待何时呢？”于是离开苏州，回乡倡议修建了始祖的祠堂，修整了五世以上先辈的坟墓，拜望了已故亲友的墓园并洒酒祭奠，但不让自己的子孙们知道。办完事，他带病勉力游览了黄山，然后返回家中。邻居间发生了纠纷，常到瓶庵那里请他评判是非，连市井无赖或不讲道理的士兵都听他的话。有人说：“瓶庵的父亲到扬州寄居时，正赶上反逆的阉党头目魏忠贤把持朝政，有人借他的权势威逼欺压别人，先生以平民身份给朝廷直言上书，一度处境很危险，后来总算平安无事。”瓶庵很有父亲的风格，他的父亲曾割下大腿肉为父治病，瓶庵的父亲生病了，他也割下大腿肉为自己的父亲治病。瓶庵的妹妹去世后，留下了子女，瓶庵为他们操办了婚嫁之事，就像对待亲生子女一样。他就是这样孝敬长辈、友爱同辈的人。所以无论远近的人士来到苏州，都争先恐后地想要结识瓶庵。
魏禧，生于公元1624年（明熹宗天启四年）3月2日，卒于公元1680年（清康熙二十一年）11月17日，字冰叔，一字凝叔，号裕斋，亦号勺庭先生，江西宁都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散文家，与侯朝宗、汪琬合称“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与兄魏祥、弟魏礼并美，世称“三魏”。三魏兄弟与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等合称“易堂九子”。
魏禧出生在江西省宁都县城的一个富有家庭。父亲魏兆凤，字圣期，号天民。为人乐善好施，急人之难。崇祯初，学使陈懋德推荐兆凤，诏举孝友廉洁。不久，又推举他为师儒，通过巡抚叶成章上奏朝廷，天子遂下诏征聘。魏禧从小体弱，随父读书，就学乡里，他聪颖好学，博闻强记，才气过人，性格慷慨自信，乐于为人排忧解难，而且还喜欢与人谈论军事。
少年时代的魏禧有过远大抱负，十四岁时求学于同里杨一水先生门下，致力于科举考试，希望有朝一日金榜题名，成为国家有用之才。然而公元1644年甲申之变使他的科举幻想破灭，此时他年仅二十一岁。他深痛国亡，把甲申之变归罪于科举“不得实用之才，有负朝廷”。于是弃科举，跟从姐夫邱维屏研习古文，从此走上了另一条治学之路。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七月，由于南明降清将领引兵进入江西，江西人民的抗清斗争蜂拥而起。江西北部早在北京陷落前即遭张献忠部队的劫掠，因而军事力量削弱，地位动摇，在左良玉军持续过境以及清军自武昌进行追击时，则几乎完全瓦解。顺治三年，江西北部诸郡相继被清军攻破，战事移到赣南地区。江西南部南安、赣州二府是抗清斗争最激烈的地区。清军进占江西以后，他们勇敢的担负起抗清使命，组织各种武装，抗清起义大小数十处，遍及瑞金、石城、兴国、龙南、赣州、宁都等地，这些队伍同福建、广东的农民抗清斗争遥相呼应，声势很大。
顺治三年十月，经过半年的围城之后，赣州的战事异常惨烈。清军攻入赣州后，南明隆武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廷麟督乡勇巷战，兵败投塘自尽。宁都一带饥民和抗清武装并起，他们占据城乡，斗争激烈。
宁都地处赣南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当明崇祯帝自缢的消息传到宁都时，魏氏父子“日往公庭哭临，食不甘味，寝不安席”。魏禧与原兵科给事中曾应遴等当地官绅一道，积极筹划起兵勤王，其父魏兆凤首先破产相助，招募兵丁维持宁都地方社会秩序。社会的动荡不安，盗贼蜂拥而起，使许多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团结互助结寨自保。顺治三年，清军进攻赣南，宁都局势陡然紧张起来，为避战乱，魏禧和几位友人举家隐居翠微峰。魏禧还派人在险要处置闸守望，并制订了严格的入山规约，如陌生人须由山寨人员陪同且不得带刀上山，黄昏后紧闭寨门等，使山寨更为安全，不受战乱兵灾的侵扰。其后宁都数次遭受战乱，公元1650年清军攻下农民军占领的宁都县城后，竟屠城，而翠微峰得以独完。营建翠微峰一定程度上显示出魏禧作为军事谋略家远见卓识的军事才能。
“性慷慨，尚气节”的魏禧深知交友的重要，他与兄祥、弟礼互为师友，三兄弟以文章闻名海内，人称“宁都三魏”。他姐夫邱维屏学识渊博，尤其精通古文，无师自通西洋算术。除此之外，他在隐居前就已结交了一批志趣相投人士，隐居翠微峰后他们经常围坐在一起读史，讨论《易经》，并把读书之地命名为“易堂”。人们称他们为“易堂九子”。魏禧所交的契友，有以谢文存为首的程山七子，宋之盛为首的髻山七隐，陈恭尹为首的广东北田五子，还有方以智、屈大均、姜宸英、恽日初、顾祖禹、施闰章、汪琬等。他交友的宗旨，一是在治学上能“相互切磋”，以便采他人之长，集思广益；二是在政治上还有隐蔽深远的意图，即多方结交那些“他日可为国家受大任，为生民匡大厄，足以济天下事”的朋友，一朝天下有变，时机到来，便可团结起来实施复国的大业。魏禧把见到彭土望、林时益比作“发醯鸡之覆而见天，取眢井之蛙而投之江河也。”而且他希望借助于林时益明室后裔的影响力，以翠微峰为基地建立一个秘密的反清复明团体。
念念不忘复明的魏禧十分自然地将兵学作为其一生治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他留心军事之学，于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编成《兵谋》、《兵法》。魏禧在《兵谋》中将《左传》用兵谋略概括为32种，各用一个字命名；在《兵法》中将《左传》用兵之法归纳为22个字。魏禧军事著作中包含一些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用兵之道，与《孙子兵法》是一脉相承的。他把研究兵法和复兴古文结合起来，主张写有用于世的经世文章，魏禧写出一批经济世务的政论性散文，如《制科策》、《限田策》、《奄宦策》对当时的科举、田亩、官宦制度提出了改良主张。当时天下讲学，独易堂以古人实学为宗旨，提倡读书经世风气之振，由禧为之领袖。
清初变乱蜂起，清政府于顺治二年下了“剃发令”，这时魏禧等易堂九子只好隐居翠微峰自保，但时日一长，他们醒悟到僻居赣南，终不为人所知。
魏禧认为学问必须通过阅历和实践，深感足不出户，难以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同时为了更广泛地结纳各地的抗清志士，考察江浙一带的地理形势，以谋求恢复明朝的根据地，进行深入隐蔽的反清斗争。
魏禧在三十九岁后先后四次到吴越等地交游考察。他每到一地必定访问名士，拜谒忠烈遗迹。与徐枋、金俊明、李天植、槁木等明遗民交结往来，颇得海内学者赏识，时称其“有古宰相才度”。魏禧的江淮吴越之游既是为了向社会生活学习、向他人学习，又是一种含有隐蔽反清意图的举动。经过一番游历，魏禧慨叹天下人才萎靡鲁莽。
魏禧以布衣交天下贤士，他所处境遇是困难而复杂的。康熙十七年（公元1677年），严沆、余国柱、李宗孔等举荐魏禧上京应试为博学鸿儒，他坚辞不就，不肯仕清。由于清朝统治趋于巩固，民族矛盾已开始转化，阶级矛盾又在趋向缓和，全国反清形势转入低潮，因此他的活动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魏禧于公元1680年（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病逝于江苏仪征游历途中，终年57岁。
魏禧四十岁始游历大江南北，所至结交皆明遗民。康熙十八年诏举博学鸿儒，禧以疾固辞。两年后死去。禧早年有志仕进，且富谋略，论事纵横排挤，策划卓有经纬。甲申乙酉后，一变初衷，自以病放废山中三十余年，对清王朝始终持不合作态度，表现了对故国始终不渝的感情。
以归隐和游历为标志，魏禧散文创作，可分三个时期，各有着不同的特点。
开始，治四书，则求其意义广博而喜议论。认为文旨惟经义可以无所不尽，致力论策制科，并以余力间为杂体，于经义外，搜览诸子史汉唐宋大家及其他杂艺之文，尤好《左传》和苏洵的文章，为文崇尚雄健。其制艺不模仿先辈，多宏肆浩瀚之文，几同于论策。
同时，他又认为文不必求工，只求不湮没论点，及至隐居后，尽弃时文，为古文辞，方更讲求文章法度，于是能自削议论之繁博而精杰益出。游江淮吴越间，则多烟波呜烟之作，有一唱三叹之声，又几近欧阳修的风格。然而精悍之气，逼出眉宇，仍不可驯伏。
魏禧长于见识议论及有意于用世的写作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论说策议中。其短篇史论，尤有特色，抓住一人一事，览古鉴今；笔力挺变，尺幅中如有龙蛇不可控攫。
如《留侯论》踔厉风发，堪与苏轼相敌；《伊尹论》赞吊民伐罪而不拘君臣之序，洗发剀切，逻辑严密；《陈胜论》驰骤顿挫，一语破的；《晃错论》千委万曲，辨析精详；皆各得其妙。
魏禧散文中更著名的是传记文，通过作传涉及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他描绘过明季酷烈的朝政；对大吏贪纵、小吏肥俊削、细民无依、官逼民反的阶级矛盾有着清醒的认识。
而主要是他深抱亡国之痛，为抗敌殉国和坚持志节之士作传，如《江天一传》、《明御史何公家传》。
有些传记写山林隐逸、侠客壮士的义行异事。
如《高士汪风传》、《大铁椎传》，题材不同，一系行踪飘忽，清高磊落的隐士，一系勇武非凡，不为世用的力士。魏禧既推崇前者耻于事清的操守，复将后者比之博浪沙椎击秦皇的侠客。其写作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如《卖酒者传》、《瓶庵小传》、《独奕先生传》、《谢廷诏传》等，记述某些市井奇人的所作所为，寓意精深，饶有情趣。
他的传记文风格多样，章法不一，最能表现他师承古人而不依傍古人、文随意尽、善变为法的创作态度。
魏禧的叙记文也常写遗民志士，哀“贤人凋丧，同志寂寥”，感慨激昂而又低回往复，兼有欧、苏之长。他于哀情文主张文贵质朴，不必以痛哭见哀；以为韩愈《祭十二郎文》工于文而情以微。
因而他以叙事为抒情，如《哭莱阳姜公昆山归君文》，情事惝恍，缠绵悲怆，即体现了这一特点。魏禧叙记文无论状物写景，叙事记人，都显得摇曳生姿，意味无穷。
他的《吾庐饮酒记》、《白渡泛舟记》情景交融，清新委婉，旨趣潇洒。《宛臬记》斑驳奥秀，酷似柳宗元山水记。
《翠微峰记》以叙事为山灵添色。
《吾庐记》以记人使题旨生辉。魏禧还有大量画记，不仅描风镂影，且以议论画意取胜。
《燎衣图记》细碎叙写而钩连绳贯，笔笔变化，无一雷同。著意处如画龙点睛，不著意处似颊上三毛，神态自现。
《画猫记》感而讽之，取喻刻深而转折无迹。魏禧叙记文能将寻常题材写得不落俗套，往往得益于议论，翻空出奇，令人耳目一新。
魏禧散文创作，不断取得蜚声文坛的成就，这和他的日臻完善的古文理论是分不开的。其中有些观点，至今不失为真知灼见。他认为“文所以可传，中必有物。” 他不仅批评为文不顾法度、师心自用，如野战无纪之师。且又反对株守古人之法而“中无所有”，指出要合古人之法而不效优孟衣冠，知文章之法有常有变。魏禧的观点代表了清初文论中理识法相结合的倾向，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
魏禧诗歌的成就不如散文，然亦不乏可传之作。易堂诸子以其四言为绝调，谓为奇峭古奥跳脱，不欲拟乐府而干汉魏。实则四言拟古痕迹太露，不及五七言。他的诗歌理论和散文一样，主张兴属而辞工，以理识为归；创作上取材广泛，变化多端。其诗作有沉郁雄健之气。
如《读〈水浒〉》，歌颂梁山英雄能够同饥寒、共生死，同时鞭挞以诗书道德掩其恶的当世权贵；《卖薪行》、《出廓行》、《入廓行》、《从征行》、《孤女行》等篇则反映了当时贫民的生活图景，也显示出作者对世事的沉痛感触。
魏禧著作有《文集（外篇）》二十二卷，《日录》三卷，《诗》八卷，收入易堂原版《三魏全集》中。另有《文集（内篇）》二卷，《拟奏疏》一卷，《尚书余》一卷，《左传经世钞》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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