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講述苦難的電影中，“根據真實案例改編”，是最刺目、也可怕的表述，因為這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在地球上的某個角落，有人曾經，或者正在經歷著會令我們感到畏懼，甚至不願直視的苦難。

但是，“真實事件改編電影”又具有較為積極的存在價值，它們善於反映、揭露社會問題，廣泛關注弱勢群體，總能引起大量的討論和思考，甚至在某些層面上，能夠影響社會的進程。我們最熟悉的例子，就是《熔爐》、《素媛》、《我不是藥神》、《殺人回憶》等優秀的現實題材影片。

在2016年第88屆奧斯卡上，就有多部“真實事件改編”電影獲得了不同的獎項。比如貢獻了最佳女主角的《房間》，就改編自奧地利東部的一件囚禁性侵案。

憑藉本片斬獲奧斯卡最佳女主的布麗·拉爾森（Brie Larson），很多觀眾可能不太熟悉，但是一提起漫威宇宙中的驚奇隊長，大家肯定就不會陌生了。這位冷靜、酷炫的女戰士，在電影《房間》中脫去了強大的英雄光環，飾演一名柔弱、掙扎的受害者，狠狠地飈了一把演技。對困境中女性的出色演繹，讓她的表現受到了專業評審們的認可與青睞。

對於電影工業化水平極為成熟的好萊塢來說，影片內容如果涉及到密室、監禁、性侵、逃脫等內容，故事就很好講述：只需要強化衝突對抗，渲染緊張氛圍，再設計出一波三折的脫險過程，那麼電影大概率不會難看。

但是《房間》卻劍走偏鋒，捨棄懸疑、驚悚的常見套路，轉而將鏡頭對準受害者母子脫險前後的生活狀態，並著重刻畫創傷後的自我調節和恢復，用極其剋制的鏡頭語言為我們呈現了這個看似風平浪靜，實則暗流洶湧的悲傷故事。

平實卻能直抵人心

少女喬伊19歲時就被老鄰居拐騙，長期囚禁於一間小木屋之中，26歲時，已經有了一個5歲大的兒子傑克。電影前半段，母子在方寸小室中的日常生活佔了主要的篇幅。導演巧妙地隱去了二人的現實困境，用溫馨的配樂和自然的親子互動，打造出了和諧、融洽的“家庭”氛圍。觀眾只能通過母子之間的對話內容和生活細節，自行去還原事件真相。

我們會發現少年傑克認識世界的途徑少的可憐，只有媽媽的講述、故事書本和一臺電視；會發現她們的生活物資極度匱乏，需要新的日常用品還要提前“申報”；還會發現傑克單純到可怕，宛如生活在另一個世界（從某種程度上來看，確實是這樣）。但與此同時，母子二人又保持了良好的生活狀態，她們積極、健康、彼此相愛，對生活的抱有真切的希望，不輕易被傷害擊垮。

直到電影第26分鐘，母親喬伊為了尋求出逃的機會，才向兒子徐徐講述了自己的真實遭遇，殘酷的現實印證了觀眾的猜想，也和相對安逸、舒緩的整體氛圍形成了強烈對比。

在講述“小屋”生活的過程中，導演沒有刻意地進行煽情，卻抓住了5歲孩子傑克的視角，引導觀眾跟隨純真幼童的目光去直視可怕的現實。

悲慘的遭遇總會引起旁觀者的共情心理，加身於兒童的苦難，則更容易令人心意難平。

傑克的臺詞明顯經過了精心的設計，他第一次聽到母親揭露的真相時，表示出了極度的抗拒，當母親告訴傑克，他已經是5歲的大孩子，足以理解這些事時，傑克用稚嫩的嗓音反駁：“那我寧願回到4歲”。在幫助媽媽脫逃時，臨陣退縮的傑克也曾表示：“要不等我明年6歲再幹（這事）”。率真、幽默的童言，讓觀眾在忍俊不禁的同時，也深切體會到了母子二人的驚慌、憂慮與辛酸。

電影前半段的情節隨著母子二人實施脫困計劃而進入了高潮，但是尚存一半的電影時長告訴我們，故事還遠遠沒有結束。

脫困只是苦難的開始

在沒有被劇透的情況下，觀眾難免會詫異，電影后半段的情節為何會變得如此“波瀾不驚”。確實，導演選擇用影片一半的篇幅來刻畫母子二人適應社會、自我痊癒的心路歷程，這樣的敘事方式並不多見，但正是這種特殊的敘事角度，幫助我們“感同身受”了人物所受苦難的全貌。

一個小小的木屋，是5歲孩子傑克的全世界，他在這裡學會了行走、說話、讀書、識字，空間雖然侷促逼旮，但是他的內心世界富足。而對於母親喬伊來說，木屋則是噩夢、地獄、囚牢，是奪走幸福、毀掉人生的“幫兇”。這樣一對母子，想要重新迴歸、融入社會，路途必然艱辛。

母親喬伊只在脫困最初感受到了輕鬆與舒適，隨之而來的則是茫然的無助和巨大的焦慮；兒子傑克無法消化蜂擁而至的信息，更加難以適應從未想象過的世界。所以，整部電影中，對侵害事件的惡劣影響從未真正淡化或隱去，它們在母子痛苦的掙扎和對現實的迷茫中不斷被放大。

導演在關注喬伊和傑克的同時，還利用親情的紐帶關係，將個人創傷與群體創傷聯繫起來，進而上升到，對社會看待類似事件態度的討論。

電影中，喬伊接受了王牌節目的專題採訪，卻在採訪中，被主持人的詰問帶入了更深層次的思想困境：選擇悉心照料、保護兒子，究竟是因為偉大的母愛，還是純粹自私的行為。這樣的質疑，與現實中的壓力一起，幾乎將喬伊推向第二次的毀滅，只不過這次被毀滅的是她的靈魂。

幸好，她還有傑克。為了幫助母親重新振作，勇敢的傑克剪去了自己視為“力量”的長髮，藉此向喬伊傳遞愛與希望。也正是傑克暖心的舉動，幫助喬伊找到了問題的答案：親情的羈絆必然可以衝破世俗的眼光和現實的苦難，因為愛是生命中最強大的力量。

現實比電影更加可怕

看過《電影》房間的觀眾，大多會對小男孩雅各布·特倫布萊（Jacob Tremblay）的優異表現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實，這已經不是小雅各布第一次帶我們體驗溫馨、感人的“治癒之旅”，在《奇蹟男孩》、《亨利之書》等影片中，他都貢獻了頗為優異的表現。

但電影中的治癒並不代表現實中的美滿結局，作為“真實案例改編電影”，《房間》其實已經經過了相當程度的美化，原型案件遠比電影呈現出的內容更加令人髮指。

2008年，奧地利東部阿姆施泰滕鎮上。已經73歲的老人約瑟夫·弗萊茨勒帶著一名嚴重營養不良且身患重病的少女就醫，他聲稱這是他女兒遺棄的孩子，也就是他的孫女。本著負責任的原則，醫院要求孩子的母親出面，交代病人的患病史。在醫院的強烈堅持下，約瑟夫·弗萊茨勒才帶著失蹤24年的親生女兒伊麗莎白現身。

可憐的伊麗莎白同樣滿臉病態，而且她在面對警方的詢問時，透露出了一個驚人的事實：自己被親生父親囚禁、侵犯多年，期間還生下了7個孩子，這些孩子有的夭折，有的被約瑟夫收養，還有三個長期和她一起生活在不見天日的地下室中。那裡沒有熱水，沒有暖氣，通風不暢，也照不進陽光，根本不具備正常人生活的條件，而伊麗莎白等人一住就是幾十年。

更令人氣憤的是，約瑟夫被捕後，卻享受足了各種人權。他被關在一個12平米的單人間中，熱水、電視、淋浴應有盡有，甚至還夠能上網和養小動物。與所犯下的罪行相比，約瑟夫受到的懲罰簡直不值一提。

2010年，愛爾蘭作家愛瑪·多諾霍（Emma Donoghue）根據此案創作了小說《房間》，這也是電影故事的最初藍本。在忠實於小說內容的基礎上，導演選擇的獨特視角挖掘出了整個事件最深刻，也最令人動容的一面。

觀看這些“真實題材”改編的影片，難免會讓人感到壓抑和悲痛，但是，正是通過這種直抵人心的觸動，該類影片才能帶來更廣泛的關注和思考，因為講好故事從來不是“真實題材”電影的首要任務，傳遞更加正向、更具人文關懷的價值取向才是它們存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