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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农历三月十五日，是母亲离开我们整整一年的日子。一年来，总想写点东西，一是作为对母亲的追忆，抒发心中的哀思；二是还账，因为欠母亲的感情债太多了，已向花甲之年迈进的我，恐怕今生今世再也没有机会清除我心头的负值。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母爱如河”，而在我成长的旅程中，是母爱给了我大山般的伟岸和磅礴，又给了我大河般的奔放和宽广。
我们兄妹五人是在母亲羽翼的庇护下长大成人的，母亲不仅哺育了我们成长，在她的言传身教下，我们更学会了怎样做人。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和年轻的共和国一样，都度过了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那时的家家户户，都为填饱肚子而发愁。特别是孩子们多的家庭，每年都有两个难过的坎儿，一个是年终，另一个是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时期。本来，年终应当是家家户户喜庆丰收的季节，可对有五个孩子，只有一个主劳力的我家来说却是一个最烦恼揪心的时刻。生产队的分红榜一张贴，就有数百双眼睛死死地钉在上面，寻找自家的进出数目。当爸爸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告诉母亲要找给生产队三百多元钱时，家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要知道，那时的一个工值只有三毛多，一个正式工的月工资不足30元。夜里，父母常常是一个通宵都不能合眼，掐指盘算着哪个分红户能说上话，哪个能兑户（就是把所欠生产队的钱兑给分红户，然后慢慢还）给咱们？这300多元的天文数字，还不能可着一户老寒腿遭，必须找几个分红户……要知道：找不到所兑的户，生产队就不分给过年的猪肉！此时，总是妈妈厚着老脸，说着拜年的话，许下多长时间还上的承诺，才把欠款兑出去。接下来便是还账，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不给所兑的分红户拆当些现款，从感情上也是过意不去的，况且妈妈又是一位要强说话算数的人。此时，妈妈就像会分身术的孙悟空，赶忙把家里能变卖的东西归拢到一起，让爸爸拿到集市上去卖。有生产队分给的大豆、棉花，大队发的布票、粮票，肉票（交猪县食品公司给的），有自己披星戴月所织得棉线布、口袋布、棉线毯子等等。这些东西在计划经济时期市场上是不允许公开交易的，得到黑市场上去卖，即便如此如果让巡税的抓住，也要按平价给拍卖掉。我就跟随父亲卖过一次棉花，当时，我们爷俩带了一袋皮棉，头进市场把棉花放在了倴城街上住的亲戚家，然后扯一块样品到黑市场上私下小声寻找买主，就像地下工作者偷对暗号一样，对方如果看上货，双方讲好价钱，取货付款，买卖就算成功，整个过程提心吊胆，又像做贼，生怕被人发现。家里能卖的都处理了，结果还是不够数，爸爸不得不给在沈阳工作的三舅爷、克山工作的二舅爷写信求援，他们寄来三五十元不等的现金或是部分全国粮票，以帮助我们全家度过年关……
年前的事情刚处理完，春长大日头的难熬季节就到了，生产队发给每人每天八两七五的毛粮早已罄尽，这也是母亲千方百计地弄粮食，为孩子们填饱肚子而奔波劳碌最为辛苦的时候。在我的记忆中，此时母亲手中的纺车、家中的织布机就没有闲置过。多少次，夜间我一觉醒来，妈妈还在那如豆的煤油灯下，右手把纺车扇摇得浑圆，拿布介的左手臂高高扬起，就像一幅剪影定格在墙壁上，至今仍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妈妈一年也没有什么空闲时间，总是忙到年根儿，直到腊月二十九，手中的针线活儿也没断过。多少次，为了让每个孩子大年初一都穿上新鞋，二十九常常是熬个通宵。第二天，又带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张罗除夕的饭菜。每当想起这一幕幕场景，我都不禁暗自落泪，妈妈呀，您也是血肉之躯，为了让孩子们过年欢心，穿戴得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您一直忙到年底，您那不服输的性格、扯不断的韧劲儿，每当我工作中出现懈怠，遭遇挫折时，想起您那忙碌的身影，就给我增添无尽的力量……妈妈的辛劳和汗水所换来的棉线布、口袋布、毯子、被面儿，除供我们全家穿盖使用外，主要是换取这一时期全家人的口粮。在N个鸡叫头遍的凌晨，爸爸和本村的同龄人骑上自行车，驮上妈妈生产的手工棉制品，到百里外的林西、古冶、榛子镇等地换取秫米、玉米面儿。这种以货易货行动，之所以起早贪黑地去干，是因为官方把这一活动归作“投机倒把”，如果让市场管理所的人逮住，东西不但被拍卖，还要遭批斗。就这样，心惊胆战换回来的粮食搀合着野菜使全家人勉强度过了饥饿的危机。之后，又开始了下一年的挣扎……
妈妈是1934年生人，一生坎坷，不仅经历过战乱、洪灾、雹灾和震灾等自然灾害，而且还忍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痛。
我父亲1956～1961年，在麻各庄联村大队当过材料员，在四清运动中，被归入“四不清”干部行列挨批斗退赔，家里拆了两间棚子卖了，才堵上了退赔款。
1949年，家乡遭受了罕见的洪灾，过后便是大疫。村里很多人传染上霍乱并在很短的时间死去，爷爷也没能幸免。奶奶从29岁开始守寡，含辛茹苦地把三个孩子拉扯成人，口喃肚攒，置办了30多亩地，土改时被评定的“上中农”，因父亲是“四不清”干部，文革时又改为富农成分。从此，家里便遭了劫。在我刚记事的1967年夏天，一帮人闯入我家，二话没说，便把我家的板柜抬到当院，外面下着小雨。我和妹妹吓得躲在妈妈的怀里，他们叫嚷要找什么扎枪头子，把屋地用锹镐挖地三尺，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一无所获。其中一个头头冲着我爸喊道：“杜××，你老实点！”我妈妈怒不可遏，对他说：“不老实咋地，你们还叫我们过呗？！”那头头见我妈义正辞严，只好带人怏怏地退了。事后，我妈回娘家说到此事，我舅舅对我妈说：“大姐，要不是咱家根红苗壮，你说那话，麻烦可就大了。”妈妈说，“既然他们不让我好过，我这一百多斤儿也就豁出去了。”从那以后，他们再没有到我家找麻烦。事情过去50多年了，现在才得知真情，是村里的某个头头儿怀疑我家屋地下埋藏细软，所以才派这帮人到我家挖地三尺的。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过后，全村变成一片废墟，国家调拨来了救灾物资在村里发放，我和村民们排队到大队部去领取，发放到我时，一名村干部对我说：“你不能领！”我说：“为啥？”“你家成分高”他说。我只好悻悻而归，心里恨道：“你们这些趋炎附势的小人，竟干些昧良心的事。遭灾非一家，天塌下来大家撑，大地震可没分三六九等啊？国家的救灾物资，也没给你们贴上标签啊！？”回家后，妈妈对我说：“你看，我不让你去你非要去，人家不给不是。咱们不指望那点东西，吃到嘴里到不了心里，不给，咱们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去创造，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姐姐当年初中升高中考了全公社第一的高分，却因成分高被取消入学资格。
哥哥15岁小学毕业就参加了劳动，每天挣三分六，干三天顶一个整劳力一天所挣的工分儿。因长期思想压抑和爱情挫折，在22岁的时候竟精神失常了。他作为长子，是父母的心头肉，也是点燃父母希望的一盏灯火，可盼望他长大成人成为父母的帮手了，万万没想到得了这病，他浇灭了父母的心头之火，抽掉了父母的精神支柱，家里的天塌了！我无法形容父母对家庭大厦倾倒的心情，也无法体会父母剜心裂肺的感受……
为治疗哥哥的病，家里倾其所有，东借西凑，求亲乞友，母亲发誓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哥哥的病治好，三次到万坨，四次去九龙山治疗，拉了上万元的饥荒。哥哥每次回来，都和常人一样，但和患此病人的心理一样，受不了世人的冷漠，冲不破世俗的窠臼，日子久了又旧病复发。发病时见物就砸、逢人便打，石头瓦片儿向屋里猛冲，窗户被砸烂，板柜被砸坏，身体单薄的父亲对他无能为力，母亲常常是头上带包，身上挂伤，吃不上饭，到别人家借宿。此时的母亲只能是有苦自己吃，有泪自己咽啊？！
哥哥病了33年，母亲整整侍奉了他33个春秋。到后期哥哥大小便失禁，母亲仍然及时给他更换被褥，一日三餐地照顾他。有时，哥哥一看送来的是不顺口的饭，抄起饭碗，就甩向母亲，母亲只好又重新去做。串门的邻居经常说：“何必呢，他不吃就算了，你们劳作一天的还没吃呢？”母亲总是说：“我五个手指头，伸出来咬咬哪根都疼啊。他从小没享过福，得了这病，更可怜啊！？”哥哥在2012年终于走到了人生尽头，母亲也去掉了她心中的一份牵挂，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内心痛楚，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
1981年，我作为恢复高考后村里的第二个大学本科生，又燃起了父母心中希望之火。但就是每学期50元的费用，也得妈妈去东拼西借。这50元钱，我在学校得掰开两半儿花，包括我一学期来往石家庄的路费、书费以及生活用品的费用。1989年，弟弟考上了市属中专，父母终于圆了两个儿子的铁饭碗之梦，能在庄里长出一口气了。
我结婚的时候，妈妈把自己养的一头肥猪卖了，给我凑了400元钱，当我接过这带着妈妈体温的400元钱时，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这400元，虽然数目不大，比起有钱人家的孩子结婚简直不足挂齿，甚至不屑一顾。但在我的心里，却比4千元、4万元还要多，还要重，因为这钱是妈妈通过双手挣来的干净钱，里面凝结着她的勤劳、汗水、希望和祝福！
我娶妻生女后，妈妈来城里给我们看孩子带闺女，每次来都是风尘仆仆，来去匆匆，身在城里，心在家里。有一次星期五，我和她商量好下班后送她回老家，可因为单位有事儿我回家晚了，到家后才得知妈妈已步行回老家了。后来她说：“我放心不下你爸爸和你哥呀，我给他们蒸的馒头已经吃了了，你爸又不会做饭。”她心里时刻惦记的是别人，唯独没有自己。
妈妈和我们一起生活时，对吃剩下的饭菜，只要没馊总坚持吃完。还总嘱咐我们一家：“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啊，咱们是从苦日子过来的，这粮食从种到熟来之不易。现在日子好过了，得托政策的福，靠推算（推荐）你们哥俩上不了学；不散社承包，咱们就吃不饱；不搞活放水，你们着啥来住小洋楼儿？”
妈妈给我带大了闺女，又给我弟弟看儿子。她不论是在城里或老家，每次遇见村里人，不分高低贵贱还是以前关系是否融洽，都格外亲切。总是告诉他们：“我二儿子在哪儿住，我三儿子在哪儿住，你们赶集上店，刮风下雨就去他们哥俩家，有啥事儿就去找他们哥俩，别不好意思啊！？”为此，我们哥俩的家里常常是老乡盈门，亲戚不断，什么芝麻绿豆大的事儿都来家里让我们去替他们帮忙，我们也不知搭上了多少顿饭和人情帐。我们理解，妈妈从来争强好胜，热心助人，在告诉村民两个儿子家庭住址的同时，何尝不是在向村里人炫耀自己两个在县城做事的儿子呢？！
母亲虽只念过冬仨月的私塾，大字不认识半升，但为人处世的大道理比我们看得透。她一生热爱劳动、勤俭持家，热心助人、慷慨豁达，与人交往总是把方便让给别人，宁肯自己吃亏。就是八十多岁后，仍然给重外甥、外女做狗鞋、猫鞋，做棉裤棉衣。村里谁家有红白事，总爱去帮着做被褥和寿衣，别人家的事儿就像自家的一样。
母亲身体一直很棒，2016年4月23日（农历三月十七），突然患脑出血住院，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半月，虽从鬼门关曳回来一条命，但瘫痪卧床整整一年。我们做晚辈的千方百计地救治和护理，仍没有使其恢复原状。2017年4月11日，她走完了83岁的人生旅程……
母亲走了，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句遗嘱，也没有留下多少遗产，但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无价之宝，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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