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公元581年二月，隋文帝杨坚接受了北周周静帝宇文阐的禅让，建立隋朝政权，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那近300年的割据混乱局面，百姓也因此而得以步入一个全新的和平大一统时代，而后，在杨坚的励精图治之下，更是一手造就了隋朝开国初期那长达20年的“开皇之治”，但不知为何，这个原本有可能一直延续下去的“治世”局面，却在隋炀帝杨广继位以后戛然而止。究其原因，原来皆因“杨广”的一系列举措而起。

“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这段话所描述的正是隋朝初期那长达20年的开皇之治盛景。——《隋书》

而隋文帝杨坚，之所以能一手打造出这样一个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边疆地带稳定的治世局面，其实还要从他登基称帝以后的一系列政治举措开始说起。

因为，在笔者对隋朝的一些相关史料研究后，发现隋文帝杨坚登基后所颁布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政令，竟然都是可以串起来的，由此也就形成了一个可以实现稳定增长的“良性闭环”，后面只需要不时加以小小的调整，便有可能一直延续下去，怎么着也不会沦落到只能支撑20年便戛然而止的地步。

但是杨坚的继承者隋炀帝杨广，却在无意间成了这套“良性闭环”体系中的一个“变量”。

杨广在继任后所颁布的一系列举措，固然看起来也是在为隋朝着想，也确实是想让隋朝更加辉煌，但是却也在同时导致杨坚的这个“

良性闭环”被打破，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继而也就导致了隋朝统治体系的崩溃，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隋朝的覆灭。

咱们先来说说隋文帝杨坚是怎么造就“开皇之治”的

• 一、五省六部制

既然隋文帝杨坚是一位封建时期的统治者，那咱们就从隋朝统治体系上的变革开始说起吧，毕竟对封建时期的皇权阶层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一系列的政治举措势必也都是在为统治阶层服务不是吗？

所以，隋文帝杨坚在登基称帝后，“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先是废除了北周时期所依据《周礼》而设立的那一套名目繁多，且盘根错节的官僚制度，然后又根据汉、魏时期的统治制度，设立了一套“五省六部制度”。——《隋书·卷二十六·志第二十一·百官上》

即以“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以及尚书省”为统治体系的主要架构，也就是后世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度”的雏形，然后又在尚书省下设“

吏、礼、户、工、刑、兵”六部。相较《周礼》中的那一套“制九命，每命分二，以正为上，凡十八命。又行五等封爵，王、公，正九命；侯，正八命；伯，正七命；子，正六命”的官僚制度，显然是要更为精简。——《通典·职官》

同时，也能妥善的避免“皇权旁落”的现象发生，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更好的促进了“中央集权”的进程。

如此一来，隋朝的统治体系框架也就基本上搭建完成，接下来要做的，自然就是为这个框架注入血液，即“选拔官员”。

• 二、选官

自曹魏以来，所推行的一直都是一种由各郡县推举“中正官”，然后再由中正官去根据士人的家世、行状来评定品级的“九品中正”选官制度，但随着时间的变迁，这种选官制度也就逐渐的被氏族门阀所掌控，几乎成了一个形式化的产物，故而也就失去了选拔人才的意义。

所以，隋文帝杨坚也就同样放弃了继续沿用“九品中正制”，首创了“科举选官制度”，“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不看家世，不看出身，以士子的学识多少来论高低。相信知识所代表的意义就不用笔者多说了吧？——《隋书·卷二·帝纪第二·高祖下》

而“官员”又来自于百姓，只有百姓安居乐业了，也才有精力去学习，去参加科举，否则饭都吃不饱，哪里会有精力去读书，去参加考试呢？

因此，怎么改善民生，从而让百姓生活的更好，也就成了隋文帝杨坚的下一步改革目标，但这治理百姓却跟统治体系还不一样，就像前文说的，百姓必须得达到“安居乐业”的程度才算，换句话来说，也就是要达到让“社会安定”、以及百姓“家有余粮”的程度才可以。

• 三、民生

顾名思义，若要改善民生，即需要“军事”以及“经济”等双重意义上的改革，但又不能过度的去发展“军事”，得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相应的平衡点，否则单凭“养兵”之时那巨大的消耗就足以拖垮一个政权了。

这点大家可以参考下“秦王朝”的覆灭，其原因也正是因为秦始皇不顾百姓的承担能力，一味扩张军事实力，从而导致百姓无力承担那繁重的苛捐杂税，只能去武装起义，继而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

隋文帝杨坚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所以，他在面对时不时就要侵袭隋朝的“突厥大军”之时，并没有选择去无所顾忌的扩张军事实力，而是以防御为主。

一方面大修长城加强隋朝的防御体系，另一方面又略施小恩小惠，对突厥内部实行“离间分化”的对外政策，从而使得突厥内部动乱，迅速瓦解成了东突厥和西突厥两部分，而后，更是使“突厥沙钵略上表称臣”，以藩王的形式吸纳了“沙钵略可汗”所掌控的东突厥地区。——《隋书·卷一·帝纪第一·高祖上》

当然，也不是说单凭离间分化就足以保证隋朝疆域的安宁了，日常的“军事力量储备”还是要有的，只不过在这点上，聪明的隋文帝杨坚并没有选择“屯兵”，也就是专门的培养军队，而是考虑到“魏末丧乱，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选择了“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继续沿用了“府兵制”。——《隋书·卷二·帝纪第二·高祖下》

也就是让士兵只保留一个“军籍”，然后就回家种地去吧，依旧还会被纳入实施“

输籍法”之后重新编订的户籍税收体系当中，不过会免除“课役”，然后在农闲的时候也必须得参加相应的军事军训，以备不时之需。

如此一来，也就相当于达到了一种“化兵为民”的情景，减轻了朝廷的财政支出不说，还尽可能的扩大了军事力量储备，对隋朝社会生活的安定以及生产力的恢复和提高属实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

除此以外，隋文帝更是尽可能的“轻徭薄赋以解民困”，但凡有臣子提出“减赋役，务从轻典”的要求，隋文帝杨坚也都会“悉从之”。百姓也因此得以真正实现继乱世之后的“安居乐业”。——《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二》

值得一提的是，隋文帝杨坚的励精图治，也不只是表现在对隋朝各个阶层的改革上面，他同样也改革到了自己的头上，曾专门下令“雕饰旧物，悉命除毁”，以身作则，带头厉行节俭，杜绝铺张浪费之风。——《隋书·卷四十一·列传第六·高颎》

也正是在隋文帝杨坚登基以后的这种种改革举措的推行之下，使得隋朝逐渐形成了一个“统治者管理官员，官员管理百姓，百姓再反馈给统治者”的良性闭环统治体系，为隋朝出现“开皇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呢，自隋文帝去世，隋炀帝杨广继位以后，这一状态却出现了变化。

再来聊聊隋炀帝杨广对“开皇之治”良性闭环的破坏

自隋炀帝杨广继位伊始，便“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而后又“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大肆滥用民力，建造“隋唐大运河”，只为彰显隋朝的强盛。——《隋书·卷三·帝纪第三·炀帝上》

其次，又十分喜欢出宫巡游，每次出宫必“舳舻相接，二百余里”，铺张浪费的现象极为严重，而且还十分的喜欢在各地建造行宫，以供他享乐之用。

但这都还不算是最厉害的，只能说是皇家比较奢侈罢了，最为厉害的当属隋炀帝在对外战争上面的一系列举措。

好比如大业八年，隋炀帝杨广御驾亲征，针对“高句丽”发动了一场兵力高达上百万的对外战争，“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餽运者倍之”，而且还不止一次，据史料记录，隋炀帝杨广除亲征吐谷浑以外，三度亲征“高句丽”，而且每次都是大军压境。——《隋书·卷四·帝纪第四·炀帝下》

大家能说隋炀帝不是在为隋朝着想吗？还别说，隋炀帝还真是为隋朝在着想。

因为隋炀帝执政时期，疆域外面的敌对势力同样也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十分的强盛，就好比开皇年间依附隋朝的“东突厥”，截至隋末年间就已经达到了一种“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地步。——《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

虽然暂时还慑于隋朝强盛，并无太大动作，但大家能说东突厥没有野心吗？而且这还不是全部，同样与开皇年间分化出去的“西突厥”更是直接跑出去称霸西域去了，同样实力强悍。

所以，隋炀帝也就只能是凭借这些手段来震慑这些对手，从而达到巩固隋朝政权安宁的效果，只不过他忽略了隋朝原本的统治政策的局限性，并没有去调整，而是依旧依赖于隋文帝执政之时的以“防御、富国”为主的统治政策。

如此一来，隋文帝与隋炀帝在统治策略上也就形成了一种完全“背道而驰”的局面，隋文帝主张“防御、富国”，但隋炀帝却主张“扩张、强兵”，因而势必就会对民力造成极大的损伤。

毕竟，如若要发动战争，就必然需要大量的军队，而由于“府兵制”的缘故，只能是从百姓中去抽取青壮年作为士兵。

故而也就导致了隋朝整体生产力的下滑，毕竟年轻人都去打仗了，还有谁去种地呢？继而这整体生产力的下滑，也就又导致了“军粮储备”的不足。

所以统治阶层为了满足巨大的“军粮需求”，只能是再次从没有当兵的百姓家中去征粮，一来二去之下，百姓的家底也就这样被掏空了。

自然也就对朝廷有了怨言，直接就重现了秦王朝统治后期的场景，形成了一种“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的局面，百姓无力承担这繁重的苛捐杂税，只能是起兵造反，直接就导致了“隋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加速了隋朝的覆灭。——《隋书·卷四·帝纪第四·炀帝下》

隋文帝杨坚所一手打造出的“良性闭环”统治体系，也就这样随着隋炀帝杨广这个“变量”的四处征伐，让其输出的那部分远远超出了其输入的那部分，从而导致整个闭环体系崩溃。

结束语

当然，开皇之治虽然只维持了20年，但是其对后世的封建政权所产生的借鉴意义和深远影响终究还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好比如唐朝，其实我们从唐朝的强盛状态中也能稍微看出来一点开皇之治的厉害之处。

毕竟唐承隋制，虽有损益，但在某些政策上其实与隋朝大同小异，也足以证明隋文帝的这套“良性闭环”统治体系对后世的封建统治者而言，属实具有着极为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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