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狹長的國家智利長時間以來被西方政要和經濟學家視為拉美國家的“樣板”“奇蹟”，也被智利領導人形容為“拉美經濟的綠洲”。但一週來，智利在國際媒體上的形象變成了示威和衝突。截至24日，抗議引發的衝突已造成18人死亡。“地鐵票價上漲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不管是西方經濟學家還是拉美的經濟學家，這些天都重複著這句話。究竟“拉美樣板”智利的經濟、社會出現了哪些問題？而今年以來拉美多國的街頭騷亂背後，是否又存在相似的原因？在一些拉美學者看來，受政治因素影響，拉美髮展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國家政策很容易民粹化。
地鐵票價上漲只是“導火索”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智利經歷過長達17年的軍政府統治。隨著1990年，代議制民主政府的恢復，智利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拉美，智利是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最多的國家之一。2018年智利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官方數據為16280美元。諾貝爾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弗裡德曼曾稱“智利是經濟奇蹟”。智利總統皮涅拉前不久也把智利形容為“拉美經濟的綠洲”。智利確實有很多可圈可點之處。2010年，智利成為第一個加入經合組織的南美洲國家。在2012年度經濟自由度指數排行榜中，智利全球排名第七位。即使最近幾年排名跌出前十，智利依舊在南美各國中是最高的。高度自由化的經濟和貿易政策一度被智利人看成是國家繁榮的“基石”之一。智利的發展模式也被很多經濟學家概括為“智利模式”。
記者初到智利就發現，聖地亞哥機場絕對在拉美國家算得上條件一流，而且為拓展旅客吞吐量，機場航站樓正在擴建。智利警察對偷盜、搶劫、勒索等案件的打擊力度之大，在全拉美都是十分罕見的。雖然不能毫無戒備之心，但和巴西相比，在暴力事件爆發前的聖地亞哥，走在街頭不用繃緊神經處處提防，即便入夜也可以在大街上放心行走，使用手機也不需要擔心被人搶走。在很多拉美國家的女性心中，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才是真正的“購物天堂”，而不是“老牌”商業中心巴西的聖保羅或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在這座有南美“小邁阿密”之稱的都市裡，隨處可見鱗次櫛比的大樓、巨大的商貿中心，還有熙熙攘攘的本地與外國遊客。2014年4月智利發生特大地震，記者當時在震區採訪時看到，智利政府在海嘯預警、疏散人群、疏通道路、運輸救災物資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極有效率，航班和道路在地震發生的第二個早晨就已部分恢復，更沒有任何疫病、社會失序等情況發生。
然而，在表面的繁華下，“智利模式”背後也隱藏著重重矛盾和隱憂，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保障福利的嚴重缺位。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2017年時，智利1%的富人掌握了國家全部財富的26.5%，50%的低收入者只擁有2.1%。這次地鐵票價之所以成為“導火索”，是因為智利低收入階層已將工資的30%用於乘坐地鐵。巴西《聖保羅頁報》的報道稱，以美元計，智利公用事業價格自3月份以來上漲10%，超過收入漲幅，而公共服務質量卻在不斷下降。智利政治經濟學家阿克塞爾在2007年出版的《下一個智利》一書中就曾發出警告，糟糕的公共政策可能造成社會混亂。里約熱內盧州立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桑託羅認為，地鐵漲價是壓垮智利的“最後一根稻草”，智利所面臨的此種“經濟萎靡不振”與近年來該國結構性問題密切相關。他還提到，今天智利的亂局與2013年巴西人遊行示威反對提高公交票價引發的全國性騷亂存在相似之處。
“我們是在抗議過去的30年”
巴西媒體“UOL”援引經濟學家的話說，智利可能成為“下一個巴西”。從很多經濟數據看，巴西與智利之間有差距。以最低月工資為例，智利約合423美元，巴西約合247美元。失業率方面，智利為6.8%，巴西為12.2%。但有意思的是，世界鮮有國家最富裕的1%的人口收入佔全國總收入1/4，而拉美就佔兩個——智利和巴西。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2017年的數據顯示，智利底層50%的人僅擁有國家財富的2.1%。法新社總結說，這場由漲地鐵票價引發的危機暴露出智利財富不均、退休金減少、物價上漲、教育不公平、腐敗五大問題。目前，智利70%的人口平均月工資為700美元，生活壓力也相當大。總統皮涅拉已在全國電視講話中公開道歉，並宣佈一系列的經濟改革措施。
智利這些年一直貫徹“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阿根廷《號角報》稱，智利的稅率為20%，相當於本地區平均水平，但對智利來說，稅率至少為25%才算合理。智利的商業稅收低，這固然對來投資的企業和創業者極為友好，可同時也導致政府“再分配”的能力極其低下，公共部門越來越讓位於私有市場，其他國家再常見不過的免費或廉價的公共服務，卻是智利中產和工薪階層遙不可及的嚮往。最典型的就是智利的大學學費。2011年，成千上萬的學生走上街頭，抗議該國高昂的大學學費，後來抗議又蔓延到工人、婦女等社團中。記者2012年初在智利採訪時發現，儘管街頭抗議已平息，但很多智利人心中的不滿仍在。有智利年輕人告訴記者，當地大學的學費一年可高達幾萬美元，不僅窮人難以承受，對醫生、律師這樣職業的家庭來說也是一筆巨大的負擔。更關鍵的是全國甚至沒有什麼免費或低價的公立大學，很多年輕人為上大學只好從銀行申請貸款，這也意味著他們畢業後很多年內賺的薪水都是“為銀行打工”。一些仍在還著教育貸款的智利人抱怨說，智利教育之所以收費高，是因為智利上世紀90年代在教育領域也實行全盤產業化和私有化改革，其惡果就是教育高收費、低質量和不公平現象，如今教育已成為無數私有企業牟利的“搖錢樹”，更成為智利社會發展的一大問題。後來智利也幾度試圖推行教育改革，但均因財政收入不足和其他多種原因而不了了之。
智利人經常抱怨公共交通、醫療費用等過高。智利的公路為私有化，對這個南北縱深長達4352公里的國家來說，公路收費成為一個巨大的賺錢產業。更讓智利人失望的是幾乎看不到政府認真解決這些問題的希望。智利人有句玩笑話：“政客沒有左派，只有右派和極右派。”他們戲稱前總統巴切萊特屬於“右派”，而現總統皮涅拉是“極右派”，認為他們都是“新自由主義”的追隨者，只是追隨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所以，在這次抗議中，示威者的一句口號是——“我們不是在抗議地鐵票價，我們是在抗議過去的30年”。這與2011年大規模抗議的口號“智利有增長，但無發展”形成呼應。
記者5年前在智利大學採訪過經濟學家卡多·弗蘭奇，他當時說，智利近年來經濟增長保持在3%-4%，這在拉美看起來是個不錯的數字，但跟亞洲國家比還是有不小差距。弗蘭奇說：“我們的經濟增長率曾達到過7%。歷史已證明，每當我們遠離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我們就得到發展，每當我們靠近它，經濟就會出現問題。”
談到智利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所學者韓晗告訴記者，智利相比其他拉美國家顯得更穩定，主要體現在：國家法律與政策結構相對完善，政府執政能力較為有效，國家經濟保持一定增長。但智利的社會貧富差距也非常大。智利民眾長期以來呼籲對國家的稅收、勞工法規和養老金制度進行改革，但沒有得到足夠的政策回應。韓晗表示，參與街頭示威的學生大多是“90”後，他們出生於獨裁結束之後。智利2011年也曾爆發大規模學生運動，當時就有分析文章說，智利這一代年輕人是“沒有恐懼的一代”，他們的抗議策略甚至包含“佔領”，佔領街道、佔領學校等。智利最好的大學和很多拉美國家一樣，是私立的，高昂的學費讓社會階層的流動性相對固化。
“國家政策很容易民粹化”
“2019年南美動盪不安。”巴西“G1”網站的文章以此為題報道說。文章列舉了委內瑞拉、阿根廷、厄瓜多爾、玻利維亞、智利等國發生的大規模抗議事件。人們不僅要問，為什麼拉美國家近來騷亂頻發？“21世紀社會主義”理論創始人、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學教授海因茨·迪特里希最近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在歐美以外，拉美是對西方民主在形式上模仿得最好的地區之一，遊行抗議被社會普遍認為是一項基本的政治權利。尤其隨著本世紀初左翼政治力量在拉美的興起，民眾與領導人直接“對話”更成為這一地區的政治特色。再加上拉美很多國家的工會、婦女組織和農民聯合會等群團組織非常強大，導致大規模的罷工和請願更容易發生。但這一政治特點也為拉丁美洲的發展帶來許多困擾，最大的問題就是國家政策很容易民粹化。
記者在報道拉美多國大選時注意到，為迎合民眾，許多拉美政治家在對選民做承諾時往往不考慮所在國家仍處在中等收入水平的現狀，而是為平民畫出和發達國家一樣的“大餅”。在當選後，為防止民眾“一言不合就上街”，政客們通常也要勉為其難地履行當初的承諾。這樣“未富先奢”式的政策經常導致國家無法有效發展和不斷積累。此外，拉美巨大貧富差距造成的精英與平民階層意識的撕裂，在西式民主的體制下也很容易讓一些國家陷入白熱化的政治鬥爭。
（原標題《“拉美樣板”智利怎麼亂了？地鐵票價上漲只是“導火索”…》，原作者向南、白雲怡。編輯樊成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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