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生平,故居,手稿老照片(圖集)

魯迅顯赫的家世

魯迅的家族曾經顯赫一時。在中國現代著名作家中，類似於魯迅顯赫家世的，大概只有巴金一人。

據周福清（即魯迅的祖父周介孚）在寫給子孫的《恆訓》中稱：“予族明萬曆時，家已小康，累世耕讀。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合有田萬餘畝。當鋪十餘所，稱大大族焉。”

魯迅家族自始祖周逸齋於明朝正德年間遷入紹興後到魯迅生活的年代，已經經歷了約400年的時間。一世祖周逸齋落戶紹興魚化橋。六世祖周煌（周韞山）考取清朝乾隆丙辰（1736年）恩科舉人，開始躋身士大夫階層。周煌第五子周紹鵬（周樂庵）開始定居覆盆橋老臺門。周紹鵬的兒子周渭（周熊佔）生三子，分住老臺門、東昌坊口新臺門和過橋臺門。

新臺門致房第十二世即為魯迅的祖父周福清。魯迅所在的“新臺門比老臺門小，比過橋臺門大，全部房屋面積有1125平方米”，六個房族（即近支宗親）共住，內有禮、義、信三房，外有興、立、誠三房。這幢房屋是魯迅的七世祖周紹鵬在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因為家業的發展需要而購買的。當時，周紹鵬家大業大，在紹興富甲一方，土地就有幾千畝。經過大規模的改建後，周氏人家從此就在這裡聚族而居，敷衍生息。

1881年9月25日（陰曆八月初三 ），魯迅出生時，家境雖由富而貧，但尚有四五十畝水田，生活不成問題。魯迅13歲那年，其家卻因為祖父的一樁科場案而敗落，祖父被判死緩，父親被氣死，弟弟因為貧病夭折，魯迅和弟弟周作人、周建人淪為乞食者，受盡歧視。從此，魯迅性格大變。

魯迅祖父周福清畫像

魯迅的祖父

魯迅的祖父周福清（1838～1904），又名周介孚，幼年家貧、好學。由於沒有錢請老師和上私塾，周福清經常到三臺門房族書塾中旁聽。那時，各房族經濟充裕者都聘請老師設私塾以課子弟，講學時間參差先後，本意就是為使各塾就學子弟可以相互聽講，以宏造就。周福清趁機進修。他天資高，易於領會，收穫最大，書法、八股很是精通。

周福清的父親周以埏，字苓年，監生出身；母戴氏（九老太太），為大家閨秀，是戴家臺門出來的。離周家老臺門只有四五家門面，是一排朝南的房子，也是深宅大院。

周福清一生不吸菸、不喝酒，尤其痛惡鴉片，專心致志攻讀，參加科舉考試，終於在1867年的丁卯科合併浙江鄉試中考上第八十六名舉人。接著，他又於次年赴京參加禮部會試，但不幸落第，不過仍考取了方略館謄錄。所謂謄錄者，其實是高級繕寫人員而已。三年過後，他又參加了同治十年即1871年的辛未科會試，取得會試中式第一百九十九名、殿試第三甲第十五名、朝考第一等第四十一名的成績，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分發庶常館深造，這在周家是很榮耀的大事。但在周福清中進士、點翰林的“京報”抵紹，廳堂裡黑壓壓跪了一大群人賀喜時，其母戴氏卻大哭起來，連說：“拆家者，拆家者！” 這是紹興土話，意思是說這回要拆家敗業了。想不到老太太的話居然在後來變成了現實。

按照清政府的制度，庶常館每三年結業一次，名叫散館。成績優秀者，分別授以翰林院編修或檢討，其餘分發各部充任主事或委用知縣。

周福清在庶常館結業時沒有取得好成績，而且與同事的關係也不融洽。他與清朝官場風氣並不能契合。他性格奇特，又專愛罵人，上至“昏太后”、“呆皇帝”，下至本家侄輩，無不痛罵。其罵法又頗奇特，很有些紹興師爺的風骨，常常進行諷刺挖苦。這樣罵來罵去，把各方面的關係都搞壞了。終於，他在1874年離開朝堂，被外放做官。先是放四川榮昌縣當知縣，他嫌遠不去，後改為江西金溪縣任知縣。

周福清在江西居官清廉、持正不阿，既不貪贓也不枉法；處理民、刑案件務求真情實事，從不糊塗草率，而且案無留牘，隨到隨審，隨審隨結，不任當事人長期拖累；對胥吏衙役防範周密，駕馭綦嚴，不容有隙漏為其所乘；對上官則以無欲則剛的態度作應付，不巧言令色，不諂諛迎合，作為他頂頭上司的撫州知府對他深惡痛嫉。有一次，他上府晉謁，不知為了什麼事談得不投機，周福清並沒像一般下屬那樣，對上官的昭示不問青紅皂白一律唯唯諾諾地曲承仰體，竟然直率地頂撞起來，弄得撫州知府下不了臺，抬出大帽子壓他，說：“這是皇上家的事情。”周福清也毫不遲疑地給了一個反詰：“皇上是什麼東西，什麼叫做皇上？”撫州知府萬萬想不到會得到這樣的回答，只好攤出“王牌”，說道：“大不敬！”隨即端茶送客，趁此下臺。後來，周福清被揭參，這就是主要原因之一。

周福清倒黴的導火索還是在後院。他原配夫人姓孫，生了女兒周德，又生了兒子周伯宜，不久後便去世了。他又繼配了蔣氏，就是魯迅的繼祖母蔣老太太。蔣氏生了女兒周康。1861年，太平軍攻克紹興時，社會秩序大亂，周福清全家逃到鄉下避難。蔣老太太中途一度與家人失去聯繫，事後又團聚了。蔣氏說是被太平軍衝散，周福清則懷疑蔣氏是被擄了，由此產生隔閡。周福清生氣時就毫不客氣地破口大罵。有一回，他竟含糊地說了一句房幃隱語，蔣老太太哭了起來，十分傷心。此後，周福清又娶了兩房姨太太薛氏和章氏。章氏生了兒子周伯升，周福清與蔣老太太的裂痕加深。

周福清在江西金溪縣知縣任上，母親戴氏迎養在任，蔣老太太和另外一房姨太太也都隨在任上。周福清經常在姨太太房內休息，引起蔣老太太吃醋。一次，蔣氏潛往窗外竊聽，儘管躡手躡腳，還是難免發出聲響。周福清聽到隔牆有耳，料定是蔣氏行徑，隨口而出了一聲“王八蛋”。蔣氏聽見了罵聲，不好當場發作，便躡手躡腳地潛回自己房內，越想越氣，於是想辦法報復周福清。第二天晚上，她在婆婆戴氏耳邊進了先入之言。戴氏性乖僻而胸無丘壑，一經渲染即隨之同往窗下，故意發出聲響使周福清聽到。周福清聞聲不加覺察，又照前罵一聲“王八蛋”。蔣老太太聞罵後即大張其詞高聲嚷道：“娘娘在這裡，你連娘娘都罵起來了！”周福清知道闖了禍，趕忙戴起紅纓大帽跑出來，跪在母親面前認罪，並請責罰！ 戴氏一切不問，只自顧自地號啕大哭，越哭越有勁，哭得滿城風雨，全衙皆知。都說：“大老爺罵娘。”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地傳出去，傳到了撫州府衙。頂頭上司撫州知府和周福清早有嫌隙，得到這種把柄豈肯放鬆，忙托出先前的“大不敬”滲入此刻的“大不孝”，再添油加醋加上了不少調味品，就把周福清的前程揭參出去，達成革職處分，因文理尚優，以七品知縣的原級休職。

周福清回到家裡，為重謀復起，只得賣田捐官，先從陝西賑捐局買了一個比知縣高二級的“同知”銜的官。由於光緒皇帝只批了個“著以教職選用”，他只得再次買官。這次買的是內閣中書，企圖通過考選升遷為權力大的軍機章京，但也得等候補缺，補缺後還得試俸3年，方得實授。這樣，周福清從光緒五年（1879年）九月分發到內閣行走，一直候補了9年，才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四月初十前後，獲得一個以抄寫為事的從七品小京官。

此時，兩個側室薛氏、章氏都已過世，他又納與小女兒一般大的潘氏為妾，所以不僅不能往家裡匯錢，還得不斷變賣家裡的田產或代他借貸。儘管如此，周福清對自己子、孫輩的學習卻非常關心。他極想把周伯宜、周伯升兩個兒子和長孫魯迅培養成翰林，在臺門口懸一“祖孫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額，以遂他的平生之願。然而，世事坎坷，難遂人願。

周家的科場案

光緒十五年（1889年），周福清從北京寫信給兒子周伯宜，詢問他參加本科鄉試的情況，要求把“場作及題解”詳細抄給他。令他遺憾的是，周伯宜落第了，沒有考中舉人。

1893年3月，周福清的母親戴氏去世。他只好帶著潘姨太和12歲的次子周伯升回鄉奔喪，丁憂回籍（丁憂即祖制，具體說來，是朝廷官員的父母親如若死去，無論此人任何官何職，從得知喪事的那一天起，必須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個月）。離家多年，周福清一回來就覺得臺門已經成了大雜院，周家已每況愈下，後人一個個成了煙鬼、酒徒，只能敗家，他著實氣惱。想想自己，補實缺才5年，如今因為母喪丁憂又去了職。這年他已57歲，丁憂3年下來，已經60歲，如何補得上缺？於是，他更感喪氣，所以愈益性格急躁好罵人。

這一年，清朝為祝慈禧“萬壽”，皇上頒旨在全國各省舉行一次恩科鄉試，派定已升為四品官的殷如璋為浙江主考、周錫恩為副主考。殷如璋，江蘇甘泉人，是周福清的同榜進士，當時叫做“同年”。周福清作為一位太史公丁憂在籍，聲望高，又與主考同年，不免要受到周家有關許多人的請託。因為每屆秋闈，在浙江應試的秀才多達六七千人，錄取的名額僅一百零幾名，所以找門路、通關節、買舉人，已是清朝科舉中常有之事。於是，周福清的姐夫章介千等人便再三懇請周福清出來幫忙。

起初，周福清覺得不大好辦，多次推託。但因為自己的兒子周伯宜也要應試，出錢人付酬又高，通常一名舉人，得送主考白銀1000多兩，他們卻情願出2000多兩。有人獻計說，既然酬金高，就讓殷如璋無酬錄取你的兒子好了。事後，這些人還會另外有酬謝。這樣，周福清磨不過，就替他們寫了一封信，並把出錢人所開的一萬兩銀子期票塞進信封，並於1893年8月31日，周福清帶其僕人陶阿順由紹興啟程去蘇州拜謁殷如璋。9月3日，他們路過上海，9月5日晚抵達蘇州停泊。9月7日，殷如璋的官船果然也來到蘇州，停在閶門碼頭。周福清即囑咐陶阿順先去投帖拜會，如對方不見，再投信函。

陶阿順僱船出發，終於設法捱到了官船附近，再由船伕駕小船送他到官船邊，將信遞交殷如璋的當差，並聲言要立等回覆。而信送達時，副主考正在船上與殷如璋談天，殷接信後擱置一旁，談笑如常，副主考久坐不去。陶阿順是紹興陶堰人，原為紹興陳順泉家傭工，因其能幹，周福清特地借他來帶到蘇州辦事。然而，陶雖幫工能幹，對官場人事卻一竅不通。他在官船邊久等無迴音，便急得嚷道：“似此萬金干係，怎麼不給收條？”內情遂遭洩露。副主考當即拆閱信件，發覺信內有紙兩張：一張寫憑票洋銀一萬元等語；另一張寫考生五人，有馬家壇、顧、陳、孫、章，又小兒第八，均用“宸衷”、“茂育”等字樣。還有周福清名片一張等。殷如璋覺得事已無可隱瞞，便將陶阿順發蘇州府訊問。

蘇州知府正是福州籍狀元王仁堪。他提審陶阿順，陶供出自己系受周福清派遣。王仁堪擔心案情過大、株連太多、打擊面太寬，想從寬處理，把案情縮小。想不到王仁堪的刑名師爺恰恰是周福清得罪過的陳秋舫。

據李喬的《中國師爺小史》記載，陳秋舫是周氏家族女婿，與周福清同輩，論年紀周福清是其大舅子。他初做女婿時，岳家照例留住數日，但他卻長久不肯離去。周福清在背地說：“在布裙底下躺著的是沒出息的東西，哪裡會出得山？”這話傳到陳秋舫耳中後，他立即告辭，並揚言“不出山不上週家門”。當時，他是秀才，經過苦讀果然中了進士，後又做了王仁堪的刑名師爺。按說，此時他悶氣已伸，應該與周福清冰釋前嫌。但他卻心胸狹隘，報復心極強。當週福清科舉案發正撞在他手裡時，他不顧幕主王仁堪想縮小案情的打算，執意不允，一定要“秉法公斷”。王仁堪無法。周福清不知道：一個人，要堅持個性有多麼困難，尤其在官場中間。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除了最高統治者可以唯我獨尊、縱意而為之外，所有官員，必須不同程度地卑躬屈節。周福清太任性了。結果，他的怨敵得以聯合社會，以十倍的懲罰報復了他。

周福清投案自首後，王仁堪仍然不想深究，有意為他開脫，便提示說他原來患過神經病，因為喪母的刺激以至再度錯亂，造成犯罪。如情況屬實，那麼，是可以免除刑事處理的。可是，周福清卻不順水推舟，怎樣也不肯承認，執意以個性碰撞法律。在公堂上，他振振有詞、侃侃而談，說自己從來未曾昏亂過；並且列舉出歷屆由於疏通關節而中舉人的一批名單，試圖證明他自己無非按照潛規則來它一下罷了。陳秋舫聽聞後大喜，要王仁堪一定要執法如山。王仁堪只好一面電告北京吏部，一面把人證、物證押送到杭州，移交浙江衙門處理。

這時，馬家壇、周伯宜也被知縣先後捉拿歸案。馬家壇是會稽縣學廩生（秀才的一種），為翰林院編修馬傳煦之子。

據《東華錄》載，浙江巡撫崧駿也很想幫周福清的忙，對他處理很寬鬆。但這年科場風氣極壞，一共出了4件弊案，光緒要求嚴辦，將周福清改為“斬監候”，陪斬了幾次，最後還是“勾決”。周伯宜秀才功名被革，為了疏通關係，賣地行賄，周氏因而破家。魯迅有幾篇小說中所提到的家難，即指此事。

魯迅的性格與命運

1900年，發生庚子之變。1901年4月28日，當局為了表示寬大，把關押獄中長達8年之久的周福清赦免釋放了。此時，周福清已65歲了。1904年農曆六月初一，周福清在會稽家中病故。

一個人面臨絕境時，可以有兩種抉擇：或者奮起抗爭，或者甘於沉淪。魯迅的父親周伯宜選擇了後者。借酒澆愁，是中國文人習慣的解脫方式；而紹興，又盛產這種解憂的尤物。這樣，他便輕易地開始縱酒了。一個平素嚴謹的人，幾乎完全失去了節制，酒喝多了，溫厚的面孔常常漲得通紅，而且歪扭得可怕。於是，他摔碗筷、拍桌子，每天無端地大發雷霆。後來，周伯宜還大吸鴉片。科場案發生後的第三年——1896年，年僅35歲的周伯宜因為肝硬化死亡。

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古已有之的株連，也降臨到魯迅頭上。祖父在審判期間，魯迅寄住在大舅父家，被人譏笑為“要飯的”。年僅13歲的魯迅，心靈飽受摧殘。從1893年開始，父親開始吐血，後開始水腫，從腳到小腿，甚至全身。

魯迅是家庭的長子，上有孤弱的母親，下有幼弱的弟弟，他不得不同母親一起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天真活潑的童年生活就此結束了，他過早地體驗到了人生的艱難和世情的冷暖。魯迅也經常拿著醫生為父親開的藥方到藥店去取藥，拿著東西到當鋪去變賣。在過去家境好的時候，周圍人是用一種羨慕的眼光看待他這個小“公子哥兒”的，話語裡包含著親切，眼光裡流露著溫存；但現在他家窮了，周圍人的態度就都變了，話語是冰涼的，眼光是冷冷的，臉上帶著鄙夷和譏笑的神情。周圍人這種態度的變化，在魯迅心靈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他非常沉痛地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嗎，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家庭氣氛壓抑，加上世人的勢利、刻薄的欺凌，使童年的魯迅長期處於壓抑、孤獨、愁苦、憤激、沉痛、漆黑之中。久而久之，其孤獨、憂鬱、慣於注視陰暗面的性格就定型了。這種性格投射在魯迅作品中，就表現出其犀利的批判精神。他以剛正不阿的個性，對中國歷史與社會的黑暗作了深刻的解剖，犀利地鞭撻，乃至孤獨絕望地反抗。

人物小檔案

王仁堪（1849～1893），字可莊，福建閩縣（今福州市）人，故居在東街孝義巷。祖父王慶雲，進士出身，官至兩廣總督，工部尚書。王仁堪從小勤奮好學，1870年，22歲的他中了舉人；1877年丁丑科殿試，考中狀元。

王仁堪雖然官不過知府、壽不滿五十，但他的品德、政聲、文章、書法都名噪一時。據黃念慈的《王仁堪傳》記載，王仁堪在鎮江、蘇州多有德政，最後積勞成疾，因氙氣病，於1893年11月逝世於蘇州。在他去世之前，曾參與審理了魯迅祖父的科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