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平,故居,手稿老照片(图集)

鲁迅显赫的家世

鲁迅的家族曾经显赫一时。在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中，类似于鲁迅显赫家世的，大概只有巴金一人。

据周福清（即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在写给子孙的《恒训》中称：“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大族焉。”

鲁迅家族自始祖周逸斋于明朝正德年间迁入绍兴后到鲁迅生活的年代，已经经历了约400年的时间。一世祖周逸斋落户绍兴鱼化桥。六世祖周煌（周韫山）考取清朝乾隆丙辰（1736年）恩科举人，开始跻身士大夫阶层。周煌第五子周绍鹏（周乐庵）开始定居覆盆桥老台门。周绍鹏的儿子周渭（周熊占）生三子，分住老台门、东昌坊口新台门和过桥台门。

新台门致房第十二世即为鲁迅的祖父周福清。鲁迅所在的“新台门比老台门小，比过桥台门大，全部房屋面积有1125平方米”，六个房族（即近支宗亲）共住，内有礼、义、信三房，外有兴、立、诚三房。这幢房屋是鲁迅的七世祖周绍鹏在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因为家业的发展需要而购买的。当时，周绍鹏家大业大，在绍兴富甲一方，土地就有几千亩。经过大规模的改建后，周氏人家从此就在这里聚族而居，敷衍生息。

1881年9月25日（阴历八月初三 ），鲁迅出生时，家境虽由富而贫，但尚有四五十亩水田，生活不成问题。鲁迅13岁那年，其家却因为祖父的一桩科场案而败落，祖父被判死缓，父亲被气死，弟弟因为贫病夭折，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周建人沦为乞食者，受尽歧视。从此，鲁迅性格大变。

鲁迅祖父周福清画像

鲁迅的祖父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1838～1904），又名周介孚，幼年家贫、好学。由于没有钱请老师和上私塾，周福清经常到三台门房族书塾中旁听。那时，各房族经济充裕者都聘请老师设私塾以课子弟，讲学时间参差先后，本意就是为使各塾就学子弟可以相互听讲，以宏造就。周福清趁机进修。他天资高，易于领会，收获最大，书法、八股很是精通。

周福清的父亲周以埏，字苓年，监生出身；母戴氏（九老太太），为大家闺秀，是戴家台门出来的。离周家老台门只有四五家门面，是一排朝南的房子，也是深宅大院。

周福清一生不吸烟、不喝酒，尤其痛恶鸦片，专心致志攻读，参加科举考试，终于在1867年的丁卯科合并浙江乡试中考上第八十六名举人。接着，他又于次年赴京参加礼部会试，但不幸落第，不过仍考取了方略馆誊录。所谓誊录者，其实是高级缮写人员而已。三年过后，他又参加了同治十年即1871年的辛未科会试，取得会试中式第一百九十九名、殿试第三甲第十五名、朝考第一等第四十一名的成绩，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分发庶常馆深造，这在周家是很荣耀的大事。但在周福清中进士、点翰林的“京报”抵绍，厅堂里黑压压跪了一大群人贺喜时，其母戴氏却大哭起来，连说：“拆家者，拆家者！” 这是绍兴土话，意思是说这回要拆家败业了。想不到老太太的话居然在后来变成了现实。

按照清政府的制度，庶常馆每三年结业一次，名叫散馆。成绩优秀者，分别授以翰林院编修或检讨，其余分发各部充任主事或委用知县。

周福清在庶常馆结业时没有取得好成绩，而且与同事的关系也不融洽。他与清朝官场风气并不能契合。他性格奇特，又专爱骂人，上至“昏太后”、“呆皇帝”，下至本家侄辈，无不痛骂。其骂法又颇奇特，很有些绍兴师爷的风骨，常常进行讽刺挖苦。这样骂来骂去，把各方面的关系都搞坏了。终于，他在1874年离开朝堂，被外放做官。先是放四川荣昌县当知县，他嫌远不去，后改为江西金溪县任知县。

周福清在江西居官清廉、持正不阿，既不贪赃也不枉法；处理民、刑案件务求真情实事，从不糊涂草率，而且案无留牍，随到随审，随审随结，不任当事人长期拖累；对胥吏衙役防范周密，驾驭綦严，不容有隙漏为其所乘；对上官则以无欲则刚的态度作应付，不巧言令色，不谄谀迎合，作为他顶头上司的抚州知府对他深恶痛嫉。有一次，他上府晋谒，不知为了什么事谈得不投机，周福清并没像一般下属那样，对上官的昭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唯唯诺诺地曲承仰体，竟然直率地顶撞起来，弄得抚州知府下不了台，抬出大帽子压他，说：“这是皇上家的事情。”周福清也毫不迟疑地给了一个反诘：“皇上是什么东西，什么叫做皇上？”抚州知府万万想不到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只好摊出“王牌”，说道：“大不敬！”随即端茶送客，趁此下台。后来，周福清被揭参，这就是主要原因之一。

周福清倒霉的导火索还是在后院。他原配夫人姓孙，生了女儿周德，又生了儿子周伯宜，不久后便去世了。他又继配了蒋氏，就是鲁迅的继祖母蒋老太太。蒋氏生了女儿周康。1861年，太平军攻克绍兴时，社会秩序大乱，周福清全家逃到乡下避难。蒋老太太中途一度与家人失去联系，事后又团聚了。蒋氏说是被太平军冲散，周福清则怀疑蒋氏是被掳了，由此产生隔阂。周福清生气时就毫不客气地破口大骂。有一回，他竟含糊地说了一句房帏隐语，蒋老太太哭了起来，十分伤心。此后，周福清又娶了两房姨太太薛氏和章氏。章氏生了儿子周伯升，周福清与蒋老太太的裂痕加深。

周福清在江西金溪县知县任上，母亲戴氏迎养在任，蒋老太太和另外一房姨太太也都随在任上。周福清经常在姨太太房内休息，引起蒋老太太吃醋。一次，蒋氏潜往窗外窃听，尽管蹑手蹑脚，还是难免发出声响。周福清听到隔墙有耳，料定是蒋氏行径，随口而出了一声“王八蛋”。蒋氏听见了骂声，不好当场发作，便蹑手蹑脚地潜回自己房内，越想越气，于是想办法报复周福清。第二天晚上，她在婆婆戴氏耳边进了先入之言。戴氏性乖僻而胸无丘壑，一经渲染即随之同往窗下，故意发出声响使周福清听到。周福清闻声不加觉察，又照前骂一声“王八蛋”。蒋老太太闻骂后即大张其词高声嚷道：“娘娘在这里，你连娘娘都骂起来了！”周福清知道闯了祸，赶忙戴起红缨大帽跑出来，跪在母亲面前认罪，并请责罚！ 戴氏一切不问，只自顾自地号啕大哭，越哭越有劲，哭得满城风雨，全衙皆知。都说：“大老爷骂娘。”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出去，传到了抚州府衙。顶头上司抚州知府和周福清早有嫌隙，得到这种把柄岂肯放松，忙托出先前的“大不敬”渗入此刻的“大不孝”，再添油加醋加上了不少调味品，就把周福清的前程揭参出去，达成革职处分，因文理尚优，以七品知县的原级休职。

周福清回到家里，为重谋复起，只得卖田捐官，先从陕西赈捐局买了一个比知县高二级的“同知”衔的官。由于光绪皇帝只批了个“著以教职选用”，他只得再次买官。这次买的是内阁中书，企图通过考选升迁为权力大的军机章京，但也得等候补缺，补缺后还得试俸3年，方得实授。这样，周福清从光绪五年（1879年）九月分发到内阁行走，一直候补了9年，才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四月初十前后，获得一个以抄写为事的从七品小京官。

此时，两个侧室薛氏、章氏都已过世，他又纳与小女儿一般大的潘氏为妾，所以不仅不能往家里汇钱，还得不断变卖家里的田产或代他借贷。尽管如此，周福清对自己子、孙辈的学习却非常关心。他极想把周伯宜、周伯升两个儿子和长孙鲁迅培养成翰林，在台门口悬一“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以遂他的平生之愿。然而，世事坎坷，难遂人愿。

周家的科场案

光绪十五年（1889年），周福清从北京写信给儿子周伯宜，询问他参加本科乡试的情况，要求把“场作及题解”详细抄给他。令他遗憾的是，周伯宜落第了，没有考中举人。

1893年3月，周福清的母亲戴氏去世。他只好带着潘姨太和12岁的次子周伯升回乡奔丧，丁忧回籍（丁忧即祖制，具体说来，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离家多年，周福清一回来就觉得台门已经成了大杂院，周家已每况愈下，后人一个个成了烟鬼、酒徒，只能败家，他着实气恼。想想自己，补实缺才5年，如今因为母丧丁忧又去了职。这年他已57岁，丁忧3年下来，已经60岁，如何补得上缺？于是，他更感丧气，所以愈益性格急躁好骂人。

这一年，清朝为祝慈禧“万寿”，皇上颁旨在全国各省举行一次恩科乡试，派定已升为四品官的殷如璋为浙江主考、周锡恩为副主考。殷如璋，江苏甘泉人，是周福清的同榜进士，当时叫做“同年”。周福清作为一位太史公丁忧在籍，声望高，又与主考同年，不免要受到周家有关许多人的请托。因为每届秋闱，在浙江应试的秀才多达六七千人，录取的名额仅一百零几名，所以找门路、通关节、买举人，已是清朝科举中常有之事。于是，周福清的姐夫章介千等人便再三恳请周福清出来帮忙。

起初，周福清觉得不大好办，多次推托。但因为自己的儿子周伯宜也要应试，出钱人付酬又高，通常一名举人，得送主考白银1000多两，他们却情愿出2000多两。有人献计说，既然酬金高，就让殷如璋无酬录取你的儿子好了。事后，这些人还会另外有酬谢。这样，周福清磨不过，就替他们写了一封信，并把出钱人所开的一万两银子期票塞进信封，并于1893年8月31日，周福清带其仆人陶阿顺由绍兴启程去苏州拜谒殷如璋。9月3日，他们路过上海，9月5日晚抵达苏州停泊。9月7日，殷如璋的官船果然也来到苏州，停在阊门码头。周福清即嘱咐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对方不见，再投信函。

陶阿顺雇船出发，终于设法挨到了官船附近，再由船夫驾小船送他到官船边，将信递交殷如璋的当差，并声言要立等回复。而信送达时，副主考正在船上与殷如璋谈天，殷接信后搁置一旁，谈笑如常，副主考久坐不去。陶阿顺是绍兴陶堰人，原为绍兴陈顺泉家佣工，因其能干，周福清特地借他来带到苏州办事。然而，陶虽帮工能干，对官场人事却一窍不通。他在官船边久等无回音，便急得嚷道：“似此万金干系，怎么不给收条？”内情遂遭泄露。副主考当即拆阅信件，发觉信内有纸两张：一张写凭票洋银一万元等语；另一张写考生五人，有马家坛、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等字样。还有周福清名片一张等。殷如璋觉得事已无可隐瞒，便将陶阿顺发苏州府讯问。

苏州知府正是福州籍状元王仁堪。他提审陶阿顺，陶供出自己系受周福清派遣。王仁堪担心案情过大、株连太多、打击面太宽，想从宽处理，把案情缩小。想不到王仁堪的刑名师爷恰恰是周福清得罪过的陈秋舫。

据李乔的《中国师爷小史》记载，陈秋舫是周氏家族女婿，与周福清同辈，论年纪周福清是其大舅子。他初做女婿时，岳家照例留住数日，但他却长久不肯离去。周福清在背地说：“在布裙底下躺着的是没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出得山？”这话传到陈秋舫耳中后，他立即告辞，并扬言“不出山不上周家门”。当时，他是秀才，经过苦读果然中了进士，后又做了王仁堪的刑名师爷。按说，此时他闷气已伸，应该与周福清冰释前嫌。但他却心胸狭隘，报复心极强。当周福清科举案发正撞在他手里时，他不顾幕主王仁堪想缩小案情的打算，执意不允，一定要“秉法公断”。王仁堪无法。周福清不知道：一个人，要坚持个性有多么困难，尤其在官场中间。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除了最高统治者可以唯我独尊、纵意而为之外，所有官员，必须不同程度地卑躬屈节。周福清太任性了。结果，他的怨敌得以联合社会，以十倍的惩罚报复了他。

周福清投案自首后，王仁堪仍然不想深究，有意为他开脱，便提示说他原来患过神经病，因为丧母的刺激以至再度错乱，造成犯罪。如情况属实，那么，是可以免除刑事处理的。可是，周福清却不顺水推舟，怎样也不肯承认，执意以个性碰撞法律。在公堂上，他振振有词、侃侃而谈，说自己从来未曾昏乱过；并且列举出历届由于疏通关节而中举人的一批名单，试图证明他自己无非按照潜规则来它一下罢了。陈秋舫听闻后大喜，要王仁堪一定要执法如山。王仁堪只好一面电告北京吏部，一面把人证、物证押送到杭州，移交浙江衙门处理。

这时，马家坛、周伯宜也被知县先后捉拿归案。马家坛是会稽县学廪生（秀才的一种），为翰林院编修马传煦之子。

据《东华录》载，浙江巡抚崧骏也很想帮周福清的忙，对他处理很宽松。但这年科场风气极坏，一共出了4件弊案，光绪要求严办，将周福清改为“斩监候”，陪斩了几次，最后还是“勾决”。周伯宜秀才功名被革，为了疏通关系，卖地行贿，周氏因而破家。鲁迅有几篇小说中所提到的家难，即指此事。

鲁迅的性格与命运

1900年，发生庚子之变。1901年4月28日，当局为了表示宽大，把关押狱中长达8年之久的周福清赦免释放了。此时，周福清已65岁了。1904年农历六月初一，周福清在会稽家中病故。

一个人面临绝境时，可以有两种抉择：或者奋起抗争，或者甘于沉沦。鲁迅的父亲周伯宜选择了后者。借酒浇愁，是中国文人习惯的解脱方式；而绍兴，又盛产这种解忧的尤物。这样，他便轻易地开始纵酒了。一个平素严谨的人，几乎完全失去了节制，酒喝多了，温厚的面孔常常涨得通红，而且歪扭得可怕。于是，他摔碗筷、拍桌子，每天无端地大发雷霆。后来，周伯宜还大吸鸦片。科场案发生后的第三年——1896年，年仅35岁的周伯宜因为肝硬化死亡。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古已有之的株连，也降临到鲁迅头上。祖父在审判期间，鲁迅寄住在大舅父家，被人讥笑为“要饭的”。年仅13岁的鲁迅，心灵饱受摧残。从1893年开始，父亲开始吐血，后开始水肿，从脚到小腿，甚至全身。

鲁迅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弟，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就此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鲁迅也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冰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和讥笑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他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家庭气氛压抑，加上世人的势利、刻薄的欺凌，使童年的鲁迅长期处于压抑、孤独、愁苦、愤激、沉痛、漆黑之中。久而久之，其孤独、忧郁、惯于注视阴暗面的性格就定型了。这种性格投射在鲁迅作品中，就表现出其犀利的批判精神。他以刚正不阿的个性，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的黑暗作了深刻的解剖，犀利地鞭挞，乃至孤独绝望地反抗。

人物小档案

王仁堪（1849～1893），字可庄，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故居在东街孝义巷。祖父王庆云，进士出身，官至两广总督，工部尚书。王仁堪从小勤奋好学，1870年，22岁的他中了举人；1877年丁丑科殿试，考中状元。

王仁堪虽然官不过知府、寿不满五十，但他的品德、政声、文章、书法都名噪一时。据黄念慈的《王仁堪传》记载，王仁堪在镇江、苏州多有德政，最后积劳成疾，因氙气病，于1893年11月逝世于苏州。在他去世之前，曾参与审理了鲁迅祖父的科场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