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漢娜·阿倫特這個名字，是因為她提出的“平庸之惡”的觀點。
這個猶太女性1906年出生在德國，早年投師著名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門下，後又師從卡爾·西奧多·雅斯貝爾斯，獲得博士學位。在其學術生涯剛剛起步的時候，就趕上了納粹運動，阿倫特和彼時德國其他猶太人一樣，面臨種族主義的迫害，並因此流亡巴黎。二戰爆發後，法國部分領土被德國納粹佔領，阿倫特曾被關進“隔離營”，後通過美國外交官的幫助到了美國。1951年，阿倫特發表了多年政治學研究的成果《極權主義的起源》，該書被歐美知識界和輿論界稱為“大師的傑作”，從而奠定了她作為著名政治理論家的基礎和聲望。1963年，阿倫特在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惡”的觀點，引發了西方思想界長達50年的爭論。
漢娜·阿倫特
我曾找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試圖通過這本書，瞭解那個年代的德國人，為什麼會自覺地成為納粹的幫兇；我也曾閱讀阿倫特的傳記《愛這個世界》，想知道她是一個怎樣的人。但以我的教育背景和知識結構，要真正讀懂這兩本篇幅冗長的著作有著一定的難度，加上翻譯文字的西化表達，讀來十分拗口，閱讀過程幾近昏昏欲睡。退而求其次，我只得藉助於電影《漢娜·阿倫特》。
其實，這部電影不能算是阿倫特的傳記片。影片只是截取阿倫特寫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前後的一段經歷，對其一生的思想與行為僅僅通過幾個閃回作了交代，即便是可能更“有戲”、更吸引人的她與海德格爾的師生關係和情愛關係，也只是一閃而過，並沒有更多涉及。整部影片沒有曲折的故事情節，而是著力於觀點的交鋒。幸虧事前對阿倫特和艾希曼審判有所瞭解，觀影過程才沒有遇到太多的障礙。當然，僅靠觀看一部影片不足以真正理解阿倫特，但這部片子還是讓我觸摸到了被譽為20世紀最具原創性的政治理論家的所思所想，尤其是影片濃墨重彩的關於思考的命題讓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阿倫特部分書影
影片的開頭是1960年的一個夜晚，逃亡到阿根廷的納粹軍官阿道夫·艾希曼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外的公路上行走，一輛以色列特工的汽車開了過來，艾希曼在掙扎中被塞進車子。隨後鏡頭轉入曼哈頓的一個房間，微弱的光線下菸頭明滅，已在美國居住多年、在學術界擁有聲望的阿倫特正陷入沉思。以色列將在耶路撒冷對艾希曼進行審判的消息上了世界各地報紙的頭條，阿倫特經過考慮，主動向《紐約客》雜誌提出，親赴耶路撒冷撰寫有關這次審判的稿件。阿倫特之所以主動請纓，是因為她自己也有過“隔離營”的悲悽經歷，她和丈夫雖然幸運地申請到赴美簽證而僥倖逃脫噩運，而和她一起囚禁在法國維希政府“隔離營”的其他兩百餘名猶太女性，卻被運往奧斯維辛……正是這段經歷，使她想通過艾希曼這個案例，近距離觀察一個“活生生”的納粹軍官。
“死刑執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受審（歷史圖像）
這是建國不久的以色列第一次自主審判納粹罪犯，其意義不亞於迎接一次新的勝利，以色列人甚至全世界的猶太人對審判充滿期待。在耶路撒冷，阿倫特親身感受到了這種勝利的喜悅。但隨著庭審的進行，阿倫特的思緒有了變化。她看到被隔離在防彈玻璃後面的艾希曼與想象中的惡魔形象大相徑庭，這個“玻璃盒子中的男子一點也不粗野”（感謝影片導演，法庭的這段戲採用了當年的原始圖像，讓觀眾看到了艾希曼的真實形象）。在庭審過程中，艾希曼並不認為自己有罪，他雖然承認負責協調並管理將猶太人押往集中營，但認為那只是執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誠履行職責而已。阿倫特認為這是典型的納粹抗辯。如果按照常規報道法庭認定的艾希曼的罪行，阿倫特的寫作任務很快就會“圓滿”完成。但是，作為一名思想家，她在艾希曼的申辯、民意和自己的哲學思考之間發現了分歧。回到美國後，阿倫特開始閱讀研究堆積如山的資料和庭審記錄，他發現，艾希曼並非惡魔，而是一個“正常的人”，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恐怕除了對自己的晉升非常熱心外，沒有其他任何的動機，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是什麼樣的事情。他並不愚蠢卻完全沒有思想。他不是那種獻身邪惡的罪犯，而是一個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別正邪能力的“官僚體制的殺人者”。阿倫特認為，艾希曼這種沒有思考能力的罪惡，其實比天性的殘暴兇惡更可怕，更具毀滅性，因為這種缺乏思考導致的罪惡，每一個普通人身上都有可能發生。阿倫特將之稱為“平庸之惡”。“這種脫離現實與沒有思想，卻可以使潛伏在人類中的所有惡的本能激發出巨大能量的事實，正是我們在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訓。”
阿倫特在庭審現場（電影劇照）
由此我想到了小說《朗讀者》中另一個也叫“漢娜”的納粹集中營女看守。這個漢娜被捕後，法庭對她的指控有兩項：一是每個月在關押的婦女中挑選60人送到奧斯維辛（處死）；一是囚禁人犯的教堂被炸彈擊中起火的時候不打開大門，導致幾百名婦女全部燒死。面對第一項指控，漢娜感到十分茫然，認為選人送走是因為“新人要來，老人要給騰出地方”，即便明知送走的人面臨死亡也得去做。當審判長進一步詢問的時候，她甚至反問：“要是您的話，您會怎麼做呢？”而對第二項指控，她的理由是，自己的職責就是看守這些婦女：“我們就是不能讓她們給跑了！我們對她們有責任……”與艾希曼相比，漢娜是納粹這部殺人機器中一個更不起眼的齒輪、一顆更為細小的螺絲釘，但她的所作所為同樣可以用“平庸之惡”去剖析。漢娜這個人物也進一步為阿倫特的觀點提供了佐證：德國之所以會發生那場浩劫，是當時所有德國人都不思考的結果。德國社會的八千萬人，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欺人、謊言和愚蠢隔絕於真相和現實之外，所有的這些自欺、謊言和愚蠢也都深深根植於艾希曼的頭腦。如果只是追究艾希曼個人的責任，而不去追究制度的罪惡，不去認識這種平庸的惡，那麼猶太人的悲劇還會在世界重演。
影片中，阿倫特的思考往更深處延伸。當得知艾希曼被判處絞刑後，她儘管對法庭的審判結果表示滿意，但對審判的性質和過程表達了疑問，認為法庭應該審判艾希曼自身的行為，而不是審判某種歷史和主義；艾希曼應為他的“反人類罪”而不是“反猶太人罪”受審。
阿倫特在演講（電影劇照）
艾希曼作為大屠殺“最終方案”的執行者，猶太人對他恨之入骨，阿倫特關於“平庸之惡”的觀點，被看成是為艾希曼辯護，受到誤解並遭到攻擊。而阿倫特的思考並未止步於此，她提出了更為驚世駭俗、更令以色列族人難以接受的觀點。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不光指出了大屠殺中施害者一邊的責任，同時也談及了被害者一方的過錯，她認為，之所以會發生六百萬猶太人被屠殺的事件，當時的猶太社區領袖與納粹的合作也是因素之一：“猶太人的公務員製作出同胞名單及其財產的表格，並從本人那裡徵收強制遣送的費用，確認他們是否遷出公寓設施；為逮捕猶太人，（猶太領袖）協助警察把同胞押上列車；為了作出表現良好的姿態，通過把沒收的猶太人公司的資產完好地移交出去，來取得對方的信賴”。她指出，如果沒有猶太人領袖的積極配合，有計劃的大屠殺就不可能達到已經發生的那種規模，“對猶太人來說，猶太人領袖對自己的種族滅絕起到這樣的作用，毫無疑問是整個黑暗故事中最陰暗的一章。”她說，在猶太人記憶這場災難時，不提及自己的責任，那是一種集體欺騙，一種集體失憶。阿倫特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反抗是不可能的，但或許有一種做法可以介於反抗與合作之間。她之所以對猶太領袖提出質疑，還有極為重要的一點，是因為從那些猶太領袖的作為，看到了納粹所引起的歐洲上流社會整體的道德淪陷，不僅在德國，幾乎所有國家都是如此。
阿倫特的“朋友圈”（電影劇照）
阿倫特的視角超越了猶太民族，也挑戰了同胞們的情感認同，“觸動了一塊尚沒有人觸摸過的猶太人的傷疤”，不可避免地將自己置於輿論的風暴之中。《紐約客》的電話被憤怒的讀者打爆，狂轟濫炸般的斥責和批評令主編和編輯們焦頭爛額。她本人收到大量充滿侮辱性語言的來信，甚至受到以色列特務機構的人身威脅。她任職的學校不允許她再為學生授課，在公共場所人們對她唯恐避之不及，就連最要好的朋友也與她交惡。漢斯·尤納斯是阿倫特的男“閨蜜”，從德國一路到美國，他們是知識背景、成長經歷最接近的人，但這一次也直指阿倫特觀點“過火”，提出“從此與海德格爾最寵愛的學生一刀兩斷”。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庫爾特·布盧門是阿倫特的親密長輩和朋友，被她視為家人，而庫爾特對阿倫特也像對女兒一樣疼惜。阿倫特在遭到猶太人巨大輿論譴責的時候，重返耶路撒冷，看望病中的庫爾特，希望得到他的理解，但病床上的庫爾特萬分沉痛地對阿倫特說：“你表現得那麼殘忍，那麼無情。你不愛以色列嗎？你不愛自己的族人嗎？”說完背過了身去……
阿倫特受到以色列特工威脅（電影劇照）
阿倫特並沒有妥協，她毫無畏懼，繼續保持鋒芒四射的姿勢。電影接近尾聲的課堂演講是全片的高潮。面對人們的誤解和指責，阿倫特慷慨激昂地闡述了對“思考”的認識:“從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開始，我們通常把思考稱作與沉默的自我對話。艾希曼失去了作為一個人所獨有的品格，那就是思考的能力，因此他不再具有道德的判斷。這種思考的無能，為許多普通人犯下規模龐大的罪惡提供了可能。思考所表現出來的，不是知識，而是分辨是非的能力，是判斷美醜的能力。我希望，思考能給予人力量，在危機時刻能阻止大災難的發生。”青年學生為阿倫特的演講鼓掌，但她的同輩人、她的同事和朋友卻對她的言行感到失望和憤怒。
電影結尾，阿倫特孤獨地站在窗邊，眼睛看著遠方自言自語：他們都沒有意識到，正是這種平庸的惡匯聚起激進的力量，造成了我們的不幸。阿倫特的哲學家丈夫問道：如果原先知道後來的結果，你還會寫這場審判嗎？阿倫特眉頭一鎖，說：會，我會寫！說完，她又坐到桌前開始寫作，打字機發出了“啪啪啪”的聲音。這時，屏幕上出現字幕：研究邪惡成為漢娜·阿倫特重要的課題，她不斷地重新審視，至死無法釋懷……鏡頭搖向漆黑的窗外，影片從夜晚開始，在夜晚結束；以阿倫特在黑暗中的沉思開篇，在阿倫特望向遠方的沉思中終結，而留給觀眾的卻是長久的思索。
沉思中的阿侖特（電影劇照）
一部不到兩小時的電影不可能全面反映阿倫特的人生和思想，但影片對“平庸之惡”引發的思想爭議的表現是充分的、飽滿的，同時也是意味深長的。本片的意義絕不止於呈現漢娜·阿倫特這個特立獨行卻又高傲犀利、極具爭議的女性政治理論家的個體形象，更是意在表現一個民族面對劫難應有的反思和質疑。這種反思和質疑不僅在當時振聾發聵，對當今世界也仍然有著現實的警醒作用，那就是：在眾聲喧譁或者萬籟俱寂的時候，人們是否仍然會堅持獨立思考，仍然會保持足夠的清醒，發出自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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