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汉娜·阿伦特这个名字，是因为她提出的“平庸之恶”的观点。
这个犹太女性1906年出生在德国，早年投师著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门下，后又师从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获得博士学位。在其学术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候，就赶上了纳粹运动，阿伦特和彼时德国其他犹太人一样，面临种族主义的迫害，并因此流亡巴黎。二战爆发后，法国部分领土被德国纳粹占领，阿伦特曾被关进“隔离营”，后通过美国外交官的帮助到了美国。1951年，阿伦特发表了多年政治学研究的成果《极权主义的起源》，该书被欧美知识界和舆论界称为“大师的杰作”，从而奠定了她作为著名政治理论家的基础和声望。1963年，阿伦特在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的观点，引发了西方思想界长达50年的争论。
汉娜·阿伦特
我曾找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试图通过这本书，了解那个年代的德国人，为什么会自觉地成为纳粹的帮凶；我也曾阅读阿伦特的传记《爱这个世界》，想知道她是一个怎样的人。但以我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要真正读懂这两本篇幅冗长的著作有着一定的难度，加上翻译文字的西化表达，读来十分拗口，阅读过程几近昏昏欲睡。退而求其次，我只得借助于电影《汉娜·阿伦特》。
其实，这部电影不能算是阿伦特的传记片。影片只是截取阿伦特写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前后的一段经历，对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为仅仅通过几个闪回作了交代，即便是可能更“有戏”、更吸引人的她与海德格尔的师生关系和情爱关系，也只是一闪而过，并没有更多涉及。整部影片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而是着力于观点的交锋。幸亏事前对阿伦特和艾希曼审判有所了解，观影过程才没有遇到太多的障碍。当然，仅靠观看一部影片不足以真正理解阿伦特，但这部片子还是让我触摸到了被誉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政治理论家的所思所想，尤其是影片浓墨重彩的关于思考的命题让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阿伦特部分书影
影片的开头是1960年的一个夜晚，逃亡到阿根廷的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公路上行走，一辆以色列特工的汽车开了过来，艾希曼在挣扎中被塞进车子。随后镜头转入曼哈顿的一个房间，微弱的光线下烟头明灭，已在美国居住多年、在学术界拥有声望的阿伦特正陷入沉思。以色列将在耶路撒冷对艾希曼进行审判的消息上了世界各地报纸的头条，阿伦特经过考虑，主动向《纽约客》杂志提出，亲赴耶路撒冷撰写有关这次审判的稿件。阿伦特之所以主动请缨，是因为她自己也有过“隔离营”的悲凄经历，她和丈夫虽然幸运地申请到赴美签证而侥幸逃脱噩运，而和她一起囚禁在法国维希政府“隔离营”的其他两百余名犹太女性，却被运往奥斯维辛……正是这段经历，使她想通过艾希曼这个案例，近距离观察一个“活生生”的纳粹军官。
“死刑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受审（历史图像）
这是建国不久的以色列第一次自主审判纳粹罪犯，其意义不亚于迎接一次新的胜利，以色列人甚至全世界的犹太人对审判充满期待。在耶路撒冷，阿伦特亲身感受到了这种胜利的喜悦。但随着庭审的进行，阿伦特的思绪有了变化。她看到被隔离在防弹玻璃后面的艾希曼与想象中的恶魔形象大相径庭，这个“玻璃盒子中的男子一点也不粗野”（感谢影片导演，法庭的这段戏采用了当年的原始图像，让观众看到了艾希曼的真实形象）。在庭审过程中，艾希曼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虽然承认负责协调并管理将犹太人押往集中营，但认为那只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诚履行职责而已。阿伦特认为这是典型的纳粹抗辩。如果按照常规报道法庭认定的艾希曼的罪行，阿伦特的写作任务很快就会“圆满”完成。但是，作为一名思想家，她在艾希曼的申辩、民意和自己的哲学思考之间发现了分歧。回到美国后，阿伦特开始阅读研究堆积如山的资料和庭审记录，他发现，艾希曼并非恶魔，而是一个“正常的人”，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他不是那种献身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官僚体制的杀人者”。阿伦特认为，艾希曼这种没有思考能力的罪恶，其实比天性的残暴凶恶更可怕，更具毁灭性，因为这种缺乏思考导致的罪恶，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阿伦特将之称为“平庸之恶”。“这种脱离现实与没有思想，却可以使潜伏在人类中的所有恶的本能激发出巨大能量的事实，正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
阿伦特在庭审现场（电影剧照）
由此我想到了小说《朗读者》中另一个也叫“汉娜”的纳粹集中营女看守。这个汉娜被捕后，法庭对她的指控有两项：一是每个月在关押的妇女中挑选60人送到奥斯维辛（处死）；一是囚禁人犯的教堂被炸弹击中起火的时候不打开大门，导致几百名妇女全部烧死。面对第一项指控，汉娜感到十分茫然，认为选人送走是因为“新人要来，老人要给腾出地方”，即便明知送走的人面临死亡也得去做。当审判长进一步询问的时候，她甚至反问：“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而对第二项指控，她的理由是，自己的职责就是看守这些妇女：“我们就是不能让她们给跑了！我们对她们有责任……”与艾希曼相比，汉娜是纳粹这部杀人机器中一个更不起眼的齿轮、一颗更为细小的螺丝钉，但她的所作所为同样可以用“平庸之恶”去剖析。汉娜这个人物也进一步为阿伦特的观点提供了佐证：德国之所以会发生那场浩劫，是当时所有德国人都不思考的结果。德国社会的八千万人，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于真相和现实之外，所有的这些自欺、谎言和愚蠢也都深深根植于艾希曼的头脑。如果只是追究艾希曼个人的责任，而不去追究制度的罪恶，不去认识这种平庸的恶，那么犹太人的悲剧还会在世界重演。
影片中，阿伦特的思考往更深处延伸。当得知艾希曼被判处绞刑后，她尽管对法庭的审判结果表示满意，但对审判的性质和过程表达了疑问，认为法庭应该审判艾希曼自身的行为，而不是审判某种历史和主义；艾希曼应为他的“反人类罪”而不是“反犹太人罪”受审。
阿伦特在演讲（电影剧照）
艾希曼作为大屠杀“最终方案”的执行者，犹太人对他恨之入骨，阿伦特关于“平庸之恶”的观点，被看成是为艾希曼辩护，受到误解并遭到攻击。而阿伦特的思考并未止步于此，她提出了更为惊世骇俗、更令以色列族人难以接受的观点。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不光指出了大屠杀中施害者一边的责任，同时也谈及了被害者一方的过错，她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的事件，当时的犹太社区领袖与纳粹的合作也是因素之一：“犹太人的公务员制作出同胞名单及其财产的表格，并从本人那里征收强制遣送的费用，确认他们是否迁出公寓设施；为逮捕犹太人，（犹太领袖）协助警察把同胞押上列车；为了作出表现良好的姿态，通过把没收的犹太人公司的资产完好地移交出去，来取得对方的信赖”。她指出，如果没有犹太人领袖的积极配合，有计划的大屠杀就不可能达到已经发生的那种规模，“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领袖对自己的种族灭绝起到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整个黑暗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她说，在犹太人记忆这场灾难时，不提及自己的责任，那是一种集体欺骗，一种集体失忆。阿伦特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反抗是不可能的，但或许有一种做法可以介于反抗与合作之间。她之所以对犹太领袖提出质疑，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从那些犹太领袖的作为，看到了纳粹所引起的欧洲上流社会整体的道德沦陷，不仅在德国，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
阿伦特的“朋友圈”（电影剧照）
阿伦特的视角超越了犹太民族，也挑战了同胞们的情感认同，“触动了一块尚没有人触摸过的犹太人的伤疤”，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置于舆论的风暴之中。《纽约客》的电话被愤怒的读者打爆，狂轰滥炸般的斥责和批评令主编和编辑们焦头烂额。她本人收到大量充满侮辱性语言的来信，甚至受到以色列特务机构的人身威胁。她任职的学校不允许她再为学生授课，在公共场所人们对她唯恐避之不及，就连最要好的朋友也与她交恶。汉斯·尤纳斯是阿伦特的男“闺蜜”，从德国一路到美国，他们是知识背景、成长经历最接近的人，但这一次也直指阿伦特观点“过火”，提出“从此与海德格尔最宠爱的学生一刀两断”。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库尔特·布卢门是阿伦特的亲密长辈和朋友，被她视为家人，而库尔特对阿伦特也像对女儿一样疼惜。阿伦特在遭到犹太人巨大舆论谴责的时候，重返耶路撒冷，看望病中的库尔特，希望得到他的理解，但病床上的库尔特万分沉痛地对阿伦特说：“你表现得那么残忍，那么无情。你不爱以色列吗？你不爱自己的族人吗？”说完背过了身去……
阿伦特受到以色列特工威胁（电影剧照）
阿伦特并没有妥协，她毫无畏惧，继续保持锋芒四射的姿势。电影接近尾声的课堂演讲是全片的高潮。面对人们的误解和指责，阿伦特慷慨激昂地阐述了对“思考”的认识:“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我们通常把思考称作与沉默的自我对话。艾希曼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所独有的品格，那就是思考的能力，因此他不再具有道德的判断。这种思考的无能，为许多普通人犯下规模庞大的罪恶提供了可能。思考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知识，而是分辨是非的能力，是判断美丑的能力。我希望，思考能给予人力量，在危机时刻能阻止大灾难的发生。”青年学生为阿伦特的演讲鼓掌，但她的同辈人、她的同事和朋友却对她的言行感到失望和愤怒。
电影结尾，阿伦特孤独地站在窗边，眼睛看着远方自言自语：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平庸的恶汇聚起激进的力量，造成了我们的不幸。阿伦特的哲学家丈夫问道：如果原先知道后来的结果，你还会写这场审判吗？阿伦特眉头一锁，说：会，我会写！说完，她又坐到桌前开始写作，打字机发出了“啪啪啪”的声音。这时，屏幕上出现字幕：研究邪恶成为汉娜·阿伦特重要的课题，她不断地重新审视，至死无法释怀……镜头摇向漆黑的窗外，影片从夜晚开始，在夜晚结束；以阿伦特在黑暗中的沉思开篇，在阿伦特望向远方的沉思中终结，而留给观众的却是长久的思索。
沉思中的阿仑特（电影剧照）
一部不到两小时的电影不可能全面反映阿伦特的人生和思想，但影片对“平庸之恶”引发的思想争议的表现是充分的、饱满的，同时也是意味深长的。本片的意义绝不止于呈现汉娜·阿伦特这个特立独行却又高傲犀利、极具争议的女性政治理论家的个体形象，更是意在表现一个民族面对劫难应有的反思和质疑。这种反思和质疑不仅在当时振聋发聩，对当今世界也仍然有着现实的警醒作用，那就是：在众声喧哗或者万籁俱寂的时候，人们是否仍然会坚持独立思考，仍然会保持足够的清醒，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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