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得最急的一個訂單發生在這個秋天一個週六的凌晨。一點剛過，一位顧客在711下單了一盒避孕套，沒過十分鐘，外賣小哥馬小東就接到催促信息，一分鐘一條——
“親，能快一點嗎”——
“兄弟，來了嗎”——
“親，麻煩快點”——
馬小東加快車速。五分鐘後，他敲響了顧客的門。這單派送他被獎勵了一個兩塊五的紅包。
馬小東30歲，個頭敦實，皮膚粗黑。他是美團的夜班專送騎手，每天23點開工，早上7點收工。他見過了400多個北京的凌晨。多數時候，這些夜晚很尋常，一個單子連著一個，直到天亮。但有時，穿行城市的毛細血管，騎手們會發現專屬於夜晚的隱秘，慾望，狂歡，溫情和眼淚。
零點過後，2000萬人陸續睡去，高速運轉的北京放緩節奏。它像一卷磁帶，翻過白天的喧嚷，來到夜曲時間。
深夜隱秘故事
一個凌晨四點的跑腿單要求一位騎手爬八層樓，將一戶人家門外的垃圾扔掉。他瞅了眼，袋子裡碼著鍋碗瓢盆和生活雜物，還有一大幅結婚照
寂靜通常是被一聲叮咚響打破的——
“您有新的美團外賣訂單，請及時處理”。十多分鐘後，一道黃色閃進凌晨的餐館和便利店，取走訂貨，跨上電動車，“嘟——”，飛馳，駛入夜幕。
長得俊俏的騎手有時會在深夜不知所措，女顧客主動索要微信號，他們臉紅得不敢給。
更多時候，黑夜會放大恐懼。一個配送費十六元的訂單，從京深海鮮市場出發，騎手按電話指引，來到東方醫院太平間門口。
“送進來吧。”電話那端要求。
“我……不太敢。”騎手支吾，不邁步。
訂餐人走出，告訴騎手，自己是一名入殮師。
黑夜的暗影嚇不到馬小東。他長在青海湖邊，那裡的夜清冷而遼遠。他主動選擇上夜班，因為天生怕熱不怕冷，夜裡的風灌進衣袖，像回到家鄉，減少一些此身如寄的孤單。一天夜裡，他剛到達中日友好醫院的大廳，一輛擔架車呼嘯而過，幾個護士急匆匆護送。擔架上一片白茫茫，被面隱隱現出人形輪廓。
馬小東像撞進了一個悲傷的深夜劇場。痛哭聲隨後響起，飄蕩在整個一樓。
“跑大夜什麼都會遇到。”說話時才凌晨一點，北京的夜還沒冷清，馬小東和其他夜騎手又聊起長沙一位美團騎手更離奇的深夜遭遇——一個姑娘點了“口味蝦”外賣，騎手摸黑配送，竟摸進了深山。姑娘在殯儀館拍紀錄片，夜裡肚子餓，試著叫了外賣，沒想到真有騎手接了單。夜黑山深，兩人大喊“口味蝦”找尋方位。
他們笑作一團。這比北京的夜晚有意思。
負重的人們彼此善待
今年四月的一個凌晨，28歲的美團外賣騎手張建國被一個跑腿單子召喚，在世貿公園旁的一個小區花園裡，陪一個年輕的姑娘聊了三個小時的天
外賣小哥的生活大多時候缺少變奏。白天，馬小東是北京五萬名騎手中的一個。他們默默無名，只是一道黃色身影，標配著一樣的黃色的頭盔、工服、配送箱和電動車，流佈於城市的人群、車流、商廈、食肆、小區和學校，連皮膚也類似的黝黑和粗糙。
到了夜晚，人潮退去，還沒睡去的外賣小哥的面目清晰起來。和平街北口的24小時麥當勞的夜班店員習慣了青海的馬小東、北京土著張立德、黑龍江的王鐵柱和河北的趙二虎每個深夜從這裡進出。這個固定的夜班搭子以這裡為據點，等單，派送，返回，再等單。
一個在北京跑單三年的“老騎手”，一天跑單十七八個小時，一個月賺到手上萬元。有老鄉抱怨辛苦，他安慰他們，路上的騎手同行，有五十歲的大娘，有身高不足一米的侏儒兄弟，所有人都在為生活打拼。“老騎手”今年三十三，家裡兩個娃，他想攢下錢，在縣城買一套九十平的房子。他覺得自己還能送三十年外賣，幹到退休。
凌晨訂外賣和生產外賣的，也都是負重前行的人。方莊一帶接收了全北京最多的凌晨外賣，那裡小區密佈，住著不少加班晚歸的年輕人。“看起來不是剛加完班，就是深夜還在趕材料。”疲憊一眼可以戳破。
工薪族青睞能填肚子的加餐。北新橋一家叫“深夜食堂”的店，主打麵條和炒飯，在凌晨暢銷。而在遍佈美食的不夜街簋街，外賣銷量最高的卻是一家手擀麵店。
凌晨的加班外賣集中在住宅區、醫院、高校和一些寫字樓。長年夜送的騎手最清楚，到了凌晨還點外賣的大都是創業公司。有一位騎手在凌晨三點敲開建外SOHO的一個小公司的門，逼仄的房間裡擠著滿臉疲備的年輕人，堆著服裝廢料，居然還養了一隻狗。更豪華的國貿一帶，大公司的人群在晚上八點後就散去了。凌晨外賣被送往這裡的大廈保安、物業人員和只能凌晨開工的裝修工人。
送到醫院的訂單，即使到了凌晨，有時仍見不到主人。醫護人員無暇接過一份遲到的晚餐。而更早前送到的午餐，有的直到夜深也無人問津，堆在前臺發冷變硬。
只有夜騎手知道在哪個隱蔽的角落能找到凌晨還在勞作的外賣檔口。一家24小時營業的牛肉湯店隱藏在朝外北街一座商廈地下。如果取單的騎手飢腸轆轆，老闆會以10塊的價格賣給他們定價25塊的套餐。他用“命運共同體”解釋這份體恤。他在北京打拼了13年，當過調酒師，賣過小吃，開過酒吧，知道異鄉漂泊不容易。
當騎手的第一份“不容易”，是迅速熟悉異鄉每一條無名的衚衕、斷頭的小路和幽深的秘徑。每個騎手心裡都藏著一個名字——一棟樓，一個小區，或一條路，通常是他們第一次配送超時的，打了很多轉找不到的，或者是深夜裡被困厄住的。
一個凌晨的三點，在那家深夜麥當勞，趙二虎說起四月才送了670單。他發愁賺不夠四千塊錢，不好意思休假回家。沒人搭話。過了半晌，王鐵柱打開手機，對地圖搜索下指令，“滄州——趙二虎的家鄉河北滄州離這裡多遠”。
“嗨，只有兩百公里。” 一口東北腔故意揚高聲調。
趙二虎被逗樂了。
王鐵柱的家鄉黑龍江綏化距離這個麥當勞1300公里，也不算遠。再過三個小時，他的女兒就醒了，在她上學前，他還可以和她打一通視頻電話。
來北京前，王鐵柱輾轉跑過北方的各大工地，裝拆塔吊。這份活他沉默地幹了十一年，工資不差，卻兇險得多。有一次，韁繩鬆脫，重鋼砸死了他的一位同事。
三點是整個凌晨最難熬的時候。氣溫降到了一天中最低。即使已到初夏，騎手們在7攝氏度的室外飛馳時仍然要裹緊一件棉服。過了這點，單量開始大幅下降，隔半個小時才蹦出一單。夜色投下陰影，馬小東和同伴們倦態浮現，打起了盹。
走夜路，放聲歌唱
他停了電動車，報了警，陪著老人等警察到來，耽誤了兩單配送。但老人躺在他的臂彎裡時，他覺得自己就像是一位在夜間守衛這個城市的超人
凌晨在北京不睡的人，多數來自特定職業，比如值班的醫生，看門的保安，開卡車的司機和清運垃圾的工人。騎手是深夜的新鮮人。2013年，美團開設外賣業務後，一道接一道黃色開始在北京的夜間遊竄。
更早的時候，騎手們從深山、礦區、高原的故鄉出走，湧向沿海的工廠。他們熟悉的事體，也由田間的穀物、地頭的黍麥變為流水線上的鋼絲和螺帽。
等當了騎手，都市裡高樓林立，車水馬龍，人群烏泱，要熟悉和認同它們，困難得多。數據顯示，美團31%的騎手來自去產能產業工人。
19歲的劉小春剛來北京，孤獨得很。凌晨一個人配送時，他喜歡爬上劉家窯天橋，停下車，哼起歌——
“我只有一個二輪車 行駛在這城市的角落。二輪車上有個座，座上放了個聚寶盒……二輪車子轉呀轉，聚寶盒裡也滿了餐，燒餅饅頭漢堡薯條，可是他們全都不是我的”。
“北京也不是我的。”凌晨的天橋視野廣闊，眼底車流稀疏，燈影黯淡。劉小春有時會想起家鄉山谷裡靜默的夜，一推門，他就能聽到風吹稻穀，聲浪溫柔。還有他打工過的南方海邊，那裡的夜，有風兒輕吹，浪聲滿袖。
唱的歌是專門寫給外賣小哥的，他學過。有個秦皇島的美團騎手，唱歌好，上了央視。劉小春被邀為伴唱。那是他迄今的人生中難得的閃著光的時刻。
劉小春喜歡深夜放歌。他15歲輟學，出社會，去了東南沿海一個漁鎮的海產品加工廠。在廠裡結交了一群朋友，下了工就瘋耍，跑到海邊唱歌，錄視頻，上傳網絡。
但到了北京，他交不到什麼朋友。這個城市節奏太快了，連在工間錄視頻唱歌直播的騎手都找不到幾個。
劉小春不想成為孤島。配送間隙，他會拍短視頻，對著鏡頭說，“今天把餐送錯了，賠了商家20塊”或者“今天跑了20多單，掙了170多塊”。媽媽是他的粉絲，一天看幾遍他拍的視頻。但他從不向媽媽說在北京的不容易。有個晚上，他為了送一個跑腿單，騎電動車從方莊到通州，耗盡了所有電，找商鋪充了兩個小時電才回了家。
他也不會告訴媽媽，那個冬夜苦寒，冷風像刀子割著他的臉。
劉小春是四川人，天生樂天，幹什麼都不覺得苦。每個月發5300元工資，他寄回家5000元。他的父親生病臥床，母親在成都打工，弟弟才上五年級。他是養家的主力。每個月在北京租房和吃飯花800元，都靠送外賣一單單攢。
這個春末的一個凌晨，劉小春送完單後，在快手上發現了兩個也愛直播唱歌的同行。他騎著電動車從王府井出發，一路飛馳，遠離燈火輝煌的北京內環，在十公里外的十里河立交橋下，找到了可以放歌的現場和同伴。
他說起一個白天，他在上完大夜後繼續送單，一個老頭子的電動車撞上了他。他未言語，老人就抓著他，說被他撞了，讓他賠錢。馬小東被圍在中間，路人指指點點。後來，他的站長趕到，幫他哄趕人群，“你們不去碰瓷富人，為難外賣騎手算什麼，這不是欺負弱者嗎”。
騎手們可不認為自己是弱者。他們中不少負債的，賠了生意，欠著三四十萬塊錢。同事們不便多問，私下都佩服他們。人生總有起落，落到了底，靠自己雙腿扛起責任，還是一條漢子。
那些養家的，治病的，蓋房的，都是漢子。一單接一單配送，攢錢，生活總有奔頭。
天越來越亮。男人們更放鬆了些，他們說起嚮往的生活——張立德剛找了個女朋友，他想給她個家。王鐵柱也想買套房。單身漢趙二虎、馬小東和張建國都想成家了。劉小春希望媽媽可以少辛苦一些。
七點了，北京城重新吵嚷起來。街巷間又流動起一道道黃色。早餐配送開始了。馬小東終於可以下班。“嘟”——黃色電動車剛發出聲響，馬上被車流聲吞沒。他越騎越遠，駛進了大片霞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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